［摘要］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承担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多重目标，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趋向细化，包括理论内涵、发展历程、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等多个方面，既深化对传统问题的研究，又加强对新研究领域的探索，形成更为全面、系统、动态的多层次科学化研究体系。新时代新征程，国资国企改革正在开创全新局面。现有研究应从理论深化、方法拓展、原创性理论成果探索三个方面拓展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推动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国有经济；使命功能；述评

　　［作者简介］王思霓，经济学博士，助理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彩萍，管理学博士，教授，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放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并购重组效应的实现机制研究”（23AGL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根据不同时期国家战略需求，从实际出发赋予国有经济不同使命功能和实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些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什么发展国有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国有经济和怎样发展好国有经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

　　“国有经济”概念首次出现于1993年，之前称之为“国营经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为更加突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区别，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提供宪法依据，将宪法第七条中“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当前，有学者认为国有经济是指国家拥有所有权的一种经济形态或经济成分，包括以法人组织存在的国有企业，以企业资本金形式存在的国有资本，以具有经济价值的各种形态存在的国家所有或管理的资产。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则是向社会（国民和国家）提供所需的使用价值（如产品）和经济价值（利润），“更好服从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这为新时代国有经济深化改革及其使命功能精准定位指明了方向。此后，学者们围绕新时代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展开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国有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上达成一定共识。本文就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态进行细致梳理与评述，力求相对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新时代以来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达成的共识，以期对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时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挥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提供历史借鉴与学理支持。

　　新时代以来，学界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研究机构与专题研讨会的带动作用显著，著作与学术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提升。

　　（一）研究机构与专题研讨会情况

　　围绕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国内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科研重镇，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同时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专门成立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承担相关战略、政策方面的研究任务，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及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代表性研究中心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广东国有经济研究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上海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资委联合成立，是为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的专门研究机构。2021年，该智库围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开展系列研究，在实地调研和充分搜集整理数据、案例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系列丛书，包括《新发展格局下的国有企业使命》《国有企业与畅通经济双循环》《国有企业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国有企业与促进共同富裕》。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批准的唯一以国有经济命名并以国有经济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自2001年发起“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至2024年已举办24届。会议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就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等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和交流。新时代以来的会议主题包括“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规范治理”（第14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第15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有企业发展”（第16届）、“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现代化”（第17届）、“国有企业改革40年：中国经验及其世界意义”（第18届）、“国有经济70年与国企改革新阶段”（第19届）、“新发展格局与国有企业”（第20届）、“新发展阶段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东北振兴”（第21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国有企业角色与作用研究”（第22届）、“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第23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第24届）。历届会议主题在一定层面反映了新时代以来国有经济研究的重点。例如，第24届会议上，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拉夫堡商学院等国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下国有经济核心功能、评价体系、布局结构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2016年举办了“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2016”。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14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代表共同围绕新阶段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方法、路径和措施展开研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于2020年举办首届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和学者分别就“国有企业与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治理与管理”“国有资本与资本市场”四个主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2021年举办第二届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和学者就“国有企业发展与创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治理与管理”“国企股权结构及投资”等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23年举办第三届国有企业改革与创新论坛，国资委原秘书长彭华岗、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奇帆以及部分央企和北京市属国企相关负责人围绕国有企业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支撑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下国有企业发展方式、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布局结构优化等问题进行讨论。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于2024年举办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峰会——第十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专家学者及国企代表等600余人与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改革”“激活数字新动能”等问题开展主旨演讲和研讨。会上还发布了《2024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暨国家治理创新经验课题调研成果》，通过实践案例、专题调研、评价体系等内容展示央企与地方国企改革发展实践。

　　（二）著作与学术论文情况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国有经济及使命功能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沿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时间线，对其使命功能进行总括性论述。例如，《大变局下国有企业创新发展之道》一书，作者作为央企领导，以亲身经历并结合理论和实践探讨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如何做好、如何改革和发展等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简史（1949—2018）》一书是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组织研究人员依托50余家国有企业厂史厂志的一手档案资料，梳理1949—2018年国有企业发展历史及使命功能的重要成果。《国有企业改革》一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的分册之一。该书在归集提炼1978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典型案例基础上，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成效和作用影响。《新发展格局下的国有企业使命》一书，从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和功能定位出发，分析国有企业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类聚焦国有经济某一具体功能展开深入研究。例如，《我国国有企业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一书分析了国有经济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功能的理论渊源、动力机制、实践绩效与对策建议。《国有企业与促进共同富裕》一书聚焦国有企业促进共同富裕使命功能，总结归纳出产业帮扶、寻求“最优”劳动收入份额、完善劳动者就业配套、扩大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分配引导等作用机制。《国有企业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一书聚焦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使命，论述国有企业承担的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改善经济“脱实向虚”趋势、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经济安全重要作用。

　　第三类着重分析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社会经济效果，主要散见于以国有经济为主题著作的相关章节。例如，《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一书，分析了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的发展历程、政策改进、成效经验与政策建议。《新发展格局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研究》一书，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作为国有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深入剖析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现实意义、历史逻辑、演变趋势和调整成效。其他还有《中央企业自主创新报告（2020）》《中国国有经济报告（2021）》《中国国有经济理论研究报告（2012—2022）》等，从不同方面梳理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等情况。

　　学术论文是体现国有企业使命功能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相对于著作而言，学术论文具有数量多、更新快、研究视域广、方法多元化等特点。笔者以“国有企业”“国营企业”“国有公司”“国有经济”“国有资本”为关键词代表“国有经济”，以“使命”“功能”“作用”为关键词代表“使命功能”，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主题检索，共检索到2013—2025年发表的CSSCI学术论文1821篇，博士学位论文199篇。国内相关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经济学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改革》《经济学动态》等，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演进历程、主要成就、发展阻碍和政策建议开展研究。少量文章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特定功能，如社会责任、提升产业链韧性等，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期刊。

　　二、研究热点

　　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趋向细化，既加强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理论回溯、发展历程等传统问题的深化研究，更围绕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发挥国有经济核心功能与带动非国有经济协同发展等热点领域展开探索，建立更为全面、系统、动态的多层次科学化研究体系。

　　（一）国有经济的内涵范围与实现形式

　　1.国有经济的内涵范围

　　剖析国有经济使命功能，首先要界定清楚国有经济的内涵。国有经济本身存在不同视角的定义。陈小洪提出：“关于国有经济，可以从不同视角定义：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家出资企业、国有经营性资产。”李政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国有经济概念内涵的历史演进，认为国有经济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经济成分”。国有经济所有权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归纳为生产关系视角和产权归属视角。生产关系视角方面，孟捷提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涉及国家和企业两个基本环节。国家作为社会成员联合体的代表，拥有对国有经济统一管理、协调和支配权利；企业作为从业者联合体并直接占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产权归属视角方面，杨新铭认为，国有经济也被称作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在当前阶段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行使相应权利。

　　2.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也具有多样性。李政从存在形态角度，认为国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国有自然资源”。黄群慧从分层分类角度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其中公益类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存在，以弥补市场经济不足和市场失灵；商业一类国有企业位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商业二类国有企业位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胡迟从运营体制视角将国有经济分为三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构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臂之距”；第二层级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和产业集团，分别通过多层次、市场化、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承担产业发展功能、保值增值功能和国际竞争功能；第三层级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和产业集团各自控股的子公司，在上级公司的指导下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完成企业的相关使命功能。

　　（二）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如何生成

　　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如何生成”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回溯、发展历程两个方面展开。

　　1.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理论回溯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功能始终是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对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理论溯源围绕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干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展开。经济干预主义一般以市场失效理论为起点，分析国有经济是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和私人部门不愿或无力承担的生产功能而设立。比如，陈小洪综合分析面对一般市场失效、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发达导致的市场失效和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市场失效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认为国家需要通过国有经济方式在特定领域发挥功能作用。周建军回顾了百年来全球国有企业的兴起、扩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进程，沿经济思想史发展脉络分析“市场失灵”“自然垄断”“大推进”“后发优势”之类理论的发展，为20世纪后半叶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兴起提供了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先进性。李政认为国有经济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的经济成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并构建价值微笑曲线分析其兜底保障功能和引领示范功能。曲永义等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有资本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入手，展开国有经济的经济发展功能、保持经济安全稳定功能、保障社会公平功能生成路径的回溯，同时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相关论述对新时代国有经济功能定位的指导作用。

　　2.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发展历程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学者们从历史维度梳理了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历程及不同时期承担的使命功能，通过深入还原历史细节找到可资借鉴的发展之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的使命功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顶梁柱”的基本功能一直没有改变，只是随不同阶段世情国情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而不断调整。

　　学者们首先从整体视角将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使命功能，并细化为一般功能论和特殊功能论。一般功能论对应市场失灵理论和外部性理论，这也是各国都存在国有经济的共同原因。特殊功能论体现国有经济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作用，包括宏观调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功能。比如，徐传谌等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的特殊功能包含支柱构筑功能、技术示范功能、社会创利功能、产权导向功能和流通调节功能。杨瑞龙结合竞争与垄断、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条标准，将产品和市场划分为四个象限，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在具有垄断性行业特征的公共产品类，具有排他性和自然垄断特征的产品类发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计民生功能。

　　更多学者基于国家战略需求对国有经济的需要这一主线，分析不同时期国有经济使命功能随国家经济社会重大发展战略而动态调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有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国家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料供给功能。比如，李天健等认为：“国有企业牢牢把控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众多行业，从而将经济建设从属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有经济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支撑作用，承担重要原材料、设备、技术、资金供给、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比如，黄群慧认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领域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性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李政提出国有经济不仅为中国经济改革支付了大量成本，还起到保驾护航和“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基于这一总体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展开决策部署。根据国家战略变化，我国不断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突破将国有经济看作“铁板一块”的认知观念，通过政策安排“自上而下”地介入国有企业使命功能演化过程，依据国有企业主责主业和未来发展方向确立其功能分类，为国家战略和国有企业使命功能建立“接口”，精准衔接并形成双向互动。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叠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正式启动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工作，并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标志着抗风险能力正式成为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国内发展阶段和国际发展环境双重变化。向内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要素低成本优势，转向更多依赖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向外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竞争不断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度重塑。内外部双重压力下，国有经济需要承担新的使命功能。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简称“五力”）。自此，国有经济“五力”成为新时代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2020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均强调，“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基于这一演化进程，学者们从分类视角论述了国有经济的使命功能。比如，黄群慧在分析国有经济在“十三五”时期战略性调整时提出，其重点发展方向是高端与新兴产业建设功能、“一带一路”建设功能和中心城市建设功能。欧阳耀福认为就国有经济“五力”目标的内部逻辑而言，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是综合目标，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则是其发展的具体目标，创新力是“五力”目标的关键环节，是国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戚聿东等围绕国家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和安全保障五个核心使命，将国有企业功能划分为经济发展、战略支撑和公共服务三类。李政认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具体体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维护五大安全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协同带动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曲永义等围绕“引领产业与科技发展”和“实现经济稳定、社会保障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效应，分析了国有企业产业引领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安全支撑功能和完善市场竞争功能。

　　更多学者详细研究了国有经济的细分功能。例如，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叶静怡等认为国有企业的国家能力属性决定其有责任有能力充当知识溢出者和创新组织者，通过承担原创技术策源地、引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体系来实现。基于高铁、半导体产业、特高压输电工程等领域的案例研究也有效证明了此观点。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面，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通过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保供、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产业链国际化、填补产业共性技术缺口、驱动产业整体性转型、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功能。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劳动力市场容量、增强就业市场活力、培育劳动力改善初次分类现状，通过缴纳企业所得税、上缴利润和分配股息红利、保留利润进入国有资本权益改善二次分配，通过助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创新能力改善三次分配。

　　（三）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这一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有经济改革逻辑、国有经济监管体制、国有经济微观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展开。

　　1.国有经济改革逻辑

　　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实现首先体现在政府与国有经济关系上。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国有经济缺乏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是抑制其使命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有经济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分类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和融合，更好发挥其使命功能。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突破口，也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黄群慧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增强国有资本或公有资本对其他资本的辐射功能，提升整个公有经济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进而实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刘凤义等从四个方面提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方向，以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黄群慧全面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认为国有企业因其功能定位不同，产业布局、股权构成、治理机制、监管制度、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会不同，这就要求分类推进改革。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关注的重点。刘小鲁从产业发展视角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黄少安在分析国有经济一般定位和中国经济发展特殊定位基础上，认为当前要对国有企业科学分类，再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治理发挥国有经济功能。

　　2.国有经济监管体制

　　国有资产监管是政府作为出资人，依法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等事项进行监督管理。随着国内环境的变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向强化国有资本运作、功能发挥方面转变。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明确为新时代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监管体制转型，为科学界定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提供了制度保障。杨瑞龙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落实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视角，提出加快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平新乔认为，国资委对于国企的监管，从管企业转变到管资本上来，将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对于国有资本的控制方式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3.国有经济微观治理机制

　　国有企业是落实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微观主体。在企业层面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落实使命功能提供制度和组织保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学界围绕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落实国家战略使命展开深入研究。杨瑞龙提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可以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得到贯彻执行。巩瑞贤等提出，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工作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与国家治理展开，通过坚持政治引领、履行社会责任与强化民本导向，全方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四）国有经济发挥使命功能需要回答的几个核心问题

　　国有经济发挥使命功能应当采用何种导向和逻辑，或者说现有的导向和逻辑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其前提是要明确国有经济发挥使命功能需要解决哪些核心问题。如果对这些核心问题认识不到位、不充分，就容易造成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作用的逻辑混乱，导致“顾此失彼”甚至“南辕北辙”现象。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量”与“质”、“结构”与“功能”、“国”与“民”、“国家”与“社会”问题展开。

　　1.“量”与“质”：国有经济总量规模与质量效益

　　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国有经济总量规模与质量效益上。

　　关于国有经济总量规模，学者们围绕如何认识国有经济总量与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展开。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保持适度规模和比例是更好发挥作用的基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其中“做大”的内涵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总量的大；中共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通过战略性重组，总量规模显著扩张，较好实现了“做大”目标。孟捷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覆盖范围基础上，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国有经济毋庸置疑依然占据着主体地位”。

　　关于国有经济质量效益，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经济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国有经济出现经营效率和创新效率双重损失问题，表现为净资产收益率和创新质量低于非国有经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历史视野和多因素视角看待国有经济缺乏效率的问题。国有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前20年受到体制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绩效有所下降，但随着国有经济深化改革，情况逐渐发生转变。二是国有经济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例如，龙登高认为，国有企业在制度规范、组织严密的同时可能存在经营不够灵活、对市场变化反应不够敏捷的问题，决策可能受制于科层体系反应迟缓，激励机制可能受到制度的限制和政策的掣肘，在某些特定行业存在着突出的短板。三是国有经济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和社会责任，必然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干预，这些客观因素都可能导致国有经济经营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比如，江轩宇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缺乏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显著抑制其创新效率。因此，在评价国有经济质量效益时要综合考虑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总体贡献。

　　2.“结构”与“功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

　　国有经济布局是其使命功能在产业内、产业间、空间上的具体体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问题展开。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产业与所有制思想讨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及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经济布局是市场规律作用下产业自发动态优化和政府主动协调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国有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承担“技术引领”“社会创利”“知识产权示范”“流通调节”的特殊功能，也向社会化大生产部门、以制造业为首的实体经济领域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二是梳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演化的历史脉络，总结方向规律，剖析存在的问题。比如范欣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日趋完善为主线，将国有经济布局演化划分为积累与扩张期、战略性调整期和优化调整期。黄群慧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布局持续调整，并呈现出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顺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同频共振特征。目前国有经济比重趋于稳定、经营效率显著提升，但是仍然存在功能定位模糊、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不足、区域分布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三是提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思路与对策。优化的思路主要围绕战略方向和具体领域展开。战略方向上，黄群慧认为布局优化应该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为目标，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引领、绿色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等。具体领域上，宋葛龙等认为要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布局未来产业展开。优化对策上，李红娟等提出要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国有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资本运作业务、无效国有资产退出等手段推动布局优化，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

　　3.“国”与“民”：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

　　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发挥需要系统统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现有研究围绕以下三方面问题展开。一是“国”与“民”关系性质。针对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与“民”对立的“竞争冲突论”观点，“共生融合论”则基于大量文献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系统阐述了“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下，国有经济的引领作用、国企民企共生发展关系，以及“国民共进”发展成效。郭年顺通过整理252家中国最大民营制造业企业创业数据发现，民营企业发展不是仅凭放松市场管制而自动出现的现象，而是充分利用国有经济建立的工业体系基础的特殊现象。学者们普遍认为，伴随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目前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民营企业更多接近终端消费市场，二者在产业结构布局、资源加工深度、满足需求程度上各有不同，形成基于产业链纵向关联的“垂直分布的所有制结构”，达成高度互补的社会分工和完整产业链体系。国有经济引领非国有经济在科技创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共同发展。二是“国”与“民”关系比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是既往国有经济发挥使命功能的结果。以往研究认为“国”与“民”在产业布局方面存在最适度比例，可以引导二者结构调整的优化方向。例如，杨春学等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至少也不应低于法、奥等国在其国有企业鼎盛时期的比重，否则是很难让人信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实践中，学者们发现中国“国”与“民”之间的结构关系自2005年以来趋于稳定。比如黄群慧等经过测算得出，“十三五”时期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趋于稳定。三是影响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关系的因素。“国”与“民”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同时影响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发挥。在诸多因素中，制度供给尤为关键，即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比如，黄泰岩认为，“公有制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等多元主体只有通过规范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杨静认为，要通过制度建设打破壁垒，确保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统一于公平统一、良性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等立法类和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保护机制等执法司法类法治化建设，畅通非国有经济股、债、贷三种融资渠道的金融信贷制度建设，营造“国”与“民”平等对待的社会氛围建设。

　　4.“国家”与“社会”：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

　　国有经济“国有”的特殊性质天然要求其承担社会责任。现有研究沿国有经济“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任”“怎么对社会负责任”框架展开。一是“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任”，即理论渊源问题。曲永义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公有制经济应通过消除旧分工，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福利，为国有经济承担社会责任、保障社会福利与公平提供理论支撑。盛毅从安全保障角度提出因我国特殊国情和发展需要，国有经济承担应急物资、装备生产、储备、供应，粮食、救灾和受灾群众的生活物资供应等功能。二是“怎么对社会负责任”，即国有经济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域与路径。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稳定市场和应急保障三大领域。在共同富裕方面，学者们主要分析国有经济如何通过稳定就业、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例如，丁晓钦等从整体视角分析国有企业通过保障就业、提供员工福利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在绿色发展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表率，承担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重要使命。例如，曲永义等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策层面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其中“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逐步被纳入国企社会责任范畴。方心童等认为在中国加快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国有企业通过转变发展模式，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兼顾经济利润与生态环境价值的关系，促进中国经济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在稳定市场和应急保障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国有经济通过逆周期调节承担稳定经济动荡作用，并且在关键时刻主动承担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应急装备制造、应急物资储备等社会责任。例如，李钢等从控制力角度论证国有经济通过保障投资、降低失业可以熨平经济周期。范玉仙引用数据说明，国有企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积极维护就业稳定、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保障物资供应、推动复工复产，凸显社会责任担当。盛毅认为，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挑战，国有经济不断增强保障安全方面的能力，“国有企业无论是海外撤侨，国内救灾还是在恢复经济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

　　我国国有经济在摸索中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壮大，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使命功能。当前，国资国企改革正在开创全新局面，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仍将是学界的重点研究问题。

　　（一）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出发，深入研究阐释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理论和实践，形成大量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研究的理论性有待深化

　　现有研究在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是什么的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效果如何、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存在争议。之所以存在争议，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多议题以现象描述和政策宣传为主，缺乏动态性、包容性的理论逻辑剖析。从理论构建看，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的切入视角不少，但研究纵深不足，缺乏立足国有经济改革脉络、发展困境和现实机遇形成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理论演进看，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也随之动态变化，进而引领出现新的实现方式和实践模式。如前文所述，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和全球产业链新趋势背景下，国有经济核心功能发生新变化，未来需要从多维度、多层次研究视角构建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变化的理论模型，完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统筹实践和自下而上地分类推进。例如，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如火如荼，具有数据资源和数字化创新机制的国有经济如何承担新的使命功能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空间。

　　2.研究的实践性有待拓展

　　研究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发展情况，进一步放大国有经济功能，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学者们虽然围绕未来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发表远见卓识，但还存在两方面可拓展空间。一方面，对当前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发展现状研究不充分导致实践性不强。现有研究多注重理论分析，缺乏实证层面对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作用机制与结果的系统有效评估。不少计量历史学研究者利用数据时，缺乏良好的历史学素养，不了解既有数据的语境，将数据视为当然，直接使用，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另一方面，对国有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研究不深入导致实践针对性不强。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提出进一步发展路径，多停留于复述政策文件，缺乏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可操作性方案。

　　3.研究的学科融合性有待增强

　　当前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学科界限，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少量散见于管理学、历史学，缺点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固化，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限，难以形成系统性、贯通性的理论和实践机制，为国有经济深化改革提供有效指导。例如，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历史阶段划分，历史学侧重改革开放前，经济学聚焦改革开放后，导致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经验总结缺乏连贯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蕴藏着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挖掘、总结与提炼其历史逻辑是当代经济史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学者们如果尝试借鉴管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建立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将有助于这一研究主题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的方向

　　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演进主线，从理论深化、方法拓展、原创性理论成果探索三个方面，展望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1.理论深化

　　聚焦国有经济核心功能界定和模式创新研究。国有经济使命功能随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需要而动态变化，进而引领出现新的实践模式。新时代新征程，为了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战略功能，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的基础上，探讨其中的机制与路径。例如，围绕科技创新功能，在理论剖析国有经济治理特点、激励机制、财务能力、市场地位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国有经济引领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前沿技术。围绕产业引领功能，刻画不同层级国有企业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财务状况、创新情况，探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机制；发挥国有企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优势，通过“AI+”布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如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安全支撑功能，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新视角，发挥国有经济维护国家资源、能源、粮食安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体系等方面的功能；国有经济应对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和经济周期波动两类风险，在不同情境下承担的双重战略保障功能。

　　聚焦国有经济履行战略使命功能的评价制度研究。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国有经济承担使命功能具有差异性，中间的作用机制也各有不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这要求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战略使命评价相结合，探索“因业制宜”功能定位与“因企制宜”使命要求。已有研究虽然讨论了国有经济不同功能的测度与评价方法，但是指标相对单一、选用数据和模型重合度也较高。未来，可以尝试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调查资料，聚焦国有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战略使命，从使命界定、战略规划、资源保障等方面建立“全面性、重要性、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相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聚焦我国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对全球国有经济思潮演变的贡献。21世纪以来，全球国有经济呈现再兴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国有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国有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及时面对新变化、分析新形势，承担不同使命功能。新时代，国有经济更围绕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发挥核心功能。这些实践成就为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提供有力证据，得到全球学界较多关注，但是在理论层面却缺乏深层次探讨。未来，聚焦我国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对全球国有经济思潮演变的贡献，在过去实践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启示，可以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方法拓展

　　关于国有经济方面历史资料的搜集与运用。客观地认识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效应，离不开对其发展史的研究。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曾经提出：“经济史首先是史”。因此，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丰富其自身的学术内涵。一方面，深度挖掘国有经济档案。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国有经济自诞生以来就具有保留系统完整的档案的制度传统，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文献史料。文件、选集、文集、年谱、地方志、资料汇编、企业志、厂史等都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资料。因此，研究者需要在公开的、可获得的资料中仔细甄别、客观分析、深度解读，既要做到搜集史料的“全面”，又要做到整理史料的“扎实”，也要做到甄别史料的“求真”，同时要做到利用史料的“求准”。在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使研究结果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推进相关领域进展。另一方面，强化口述访谈。口述访谈将历史研究方法从主要依托档案文献拓展至从社会民间史料中搜集历史信息，与档案文献互为补充。档案文献普遍具有“自上而下”特点，可能不能同时呈现社会大众的多元认知。而口述访谈正好可以从“自下而上”视角进行补充。我国国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距离当前时间较短，政府和企业的很多老职工都健在，使其研究方法和史料的选取与利用有独特优势。研究者可以循序渐进，不断扩充口述样本，再结合档案文献仔细甄别，力求从当事人视角重新审视国有经济承担使命功能历史事件中体现的发展与安全、政府与企业、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创新性与贯通性。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主要围绕经济管理学科和历史学科展开，经济管理学科侧重于理论阐释、实证模型构建和案例分析，历史学科侧重于在文献史料基础上对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发展史的细致勾勒。两种研究范式各有优缺点。比如，经济管理学科在进行量化实证分析时，往往忽视历史事实与理论建模之间的张力，以其他要素不变为假设条件，将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作为自变量或者因变量，研究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优点是简化而明确，但是却忽视其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学科注重史实的描述与阐释，通过史料分析、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等方法分析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但是受制于文献史料的可获得性，现有研究的时间范畴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关注较少。两类学科观察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学术风格不同，也就有了互为补充的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打破学科界限，既运用实证的真实性和稳健性，也强调多因素之间的互动性；既从短时期的案例中抽象出普遍性理论，也强调长时段历史观察的贯通性。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推进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研究的整体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我国国有经济承担的使命功能以及是否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一直饱受西方标准的非议。从理论上看，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和质疑体现经济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此消彼长。从实践上看，国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再兴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国有经济在公共服务和战略竞争领域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以往研究侧重于我国国有经济历史演进视角，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同时，笔者梳理了近年SSCI、SCIE、ES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我国国有经济问题的研究文献，发现现有研究注重实证分析，原创性理论文章较少。而部分西方学者在撰写理论文章时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且所属刊物影响因子高、传播范围广，极易在学界和舆论界对我国国有经济使命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未来，研究者要注重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国际比较研究，厘清国际学界围绕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共识与分歧，在比较研究中增进对我国国有经济理论、实践、政策的认知，进一步积极发挥复杂严峻国际形势下国有经济使命功能。

　　3.探索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原创性理论成果

　　构建原创性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理论成果，实现理论的一般性和中国特殊性的有效结合，纠正对国有经济的偏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迈向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以往西方理论哪些能解释我国经济现象，哪些在假设条件和逻辑推理上不符合我国经济现实，进而指出西方理论的缺陷和不足。

　　构建可以解释和指导国有经济过往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在处理国家与企业、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关系上具有优越性，只有加强理论研究，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演进与发展。例如，关于激励不相容问题。周其仁认为国有经济仅从法权名义上消灭了私人所有权，规定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仍存在个人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事实，这种情况下，生产国家租金的努力与分享国家租金之间的正关系，缓解了控制权与索取权的极端不对称性。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在竞争中性原则下，国有经济围绕补贴、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国有经济通过新设、破产和并购重组优化使命功能和结构布局，在聚焦核心功能、提升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关于委托代理关系问题。为解决“政企分开、两权分离”问题，国务院成立国资委构建政府与企业的“一臂之距”，后续又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形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三级授权经营方式，探索更加有效的国有经济运营模式。这些实践成果都需要原创性理论成果进行解释。

　　总而言之，我国国有经济使命功能的演进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中国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不断优化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将其打造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展引擎。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经济结构、科技创新、创业就业、对外贸易等方面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两个毫不动摇”作出更为全面具体的阐述，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使命功能和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必将把国有经济学术研究推向更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