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环境既承接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成果与积累的矛盾，又直面国际格局变乱交织与国内改革深化的双重变量。我们要锚定既定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正确认识世界之变、世界之势，发挥历史主动，续写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进一步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正确认识世界之变、世界之势

　　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这既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暗藏着诸多风险挑战。

　　正确认识国际力量对比之变。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G7国家占全球份额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西方单极霸权难以为继，国际规则体系分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效能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整体实力增强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到2035年，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将加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和“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

　　正确认识地缘政治冲突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之变。“十五五”时期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性将进一步凸显。俄乌冲突持续、巴以冲突延宕、中东局势动荡、亚太地区紧张加剧，冲突外溢效应显著增强；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欧盟贸易壁垒、各国“去风险”“脱钩断链”趋势加速，多边贸易体制遭严重冲击；中美战略竞争进入关键期，俄乌冲突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变量。地缘政治冲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催化剂，贸易保护主义又加剧地缘政治紧张。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美西方国家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和“在岸化”，推进“友岸外包”和产业回迁，深刻改变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格局，也将使我国面临更多挑战。

　　正确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与量子科技和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之下，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然而，美国砌筑“小院高墙”，扩大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管制范围，联合西方盟国限制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及软件对华出口，并企图以人工智能为战略制高点对我国进行降维式打击。而且，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这迫切要求大国间加强合作，防范制造安全隐患、加大“智能鸿沟”等方面的风险挑战。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十四五”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深层次问题依然突出，转型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构成了复杂的国内发展环境。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优势，以历史主动精神攻坚克难，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

　　发挥制度优势是核心保障，为发展稳定提供根本支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十五五”时期更需转化为精准高效的发展动能。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同时，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抓手，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通过强化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营造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既为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也为社会稳定筑牢制度根基。

　　推动市场与产业优势叠加，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这两大优势的深度融合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发力点。一方面，依托规模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消费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让内需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加速器”。另一方面，以产业升级回应消费需求，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培育壮大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布局人形机器人、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同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空间，让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为经济韧性提供坚实支撑。

　　释放人才资源优势，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本出路在于人才。“十五五”时期需将教育、科技、职业培训等整合为“广义人力资本投资”，设立刚性约束指标，确保人才相关支出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既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升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战略科学家与原始创新人才；也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育数以亿计的高技能工匠，构建多层次人才梯队。同时优化创新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激励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让人才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稳增长与守底线有机统一。“十五五”时期需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经济领域，保障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确保GDP年均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完善就业促进机制，提高就业质量，健全托幼、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兼顾绿色发展与安全保障，加快新能源替代，严控环境污染，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让生态安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安全环境，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更好贡献中国之智、中国之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需立足自身发展优势，以中国智慧破解全球难题，用中国力量注入发展动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实在有效的进展。

　　以普惠包容的中国智慧，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我国可践行普惠包容的发展智慧，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合理方向发展。一方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中国家迫切需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基建、农业、医疗等领域提供务实援助，助力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

　　以创新突破的中国力量，筑牢全球科技合作根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重塑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而少数国家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阻碍了全球科技协同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需以科技自立自强的力量打破壁垒，同时秉持开放合作的智慧搭建共赢平台。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集中战略科技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更多并跑领跑成果，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同时，主动发起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构建跨境创新网络，为各国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如拓展“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平台、共建联合实验室等。

　　以和合共生的中国担当，维护全球安全稳定秩序。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外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给全球稳定带来严峻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需运用“共同安全”的中国智慧，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维和、反恐、救灾等国际行动，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在大国关系上，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的格局，以大国协调化解阵营对抗风险。在周边地区，践行亲诚惠容理念，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互联互通项目和人文交流增进互信。

　　以文明互鉴的中国胸襟，促进人类文明交融共生。文明隔阂与意识形态对立是阻碍人类团结的重要因素。“十五五”时期，我国需以文化软实力展现中国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展会、数字媒体等渠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举办更多跨国文化活动，推动教育、艺术、民俗等领域的民间交流，消除文明误解。同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支持各国走出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

　　以改革创新的中国力量，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当前全球治理赤字突出，多边机制效能受抑，亟需注入新的治理力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凭借制度优势和实践经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发声，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参与修订国际贸易、气候治理等领域规则。同时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抓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面对复杂环境，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充分利用“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续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