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多维解读”(笔谈)
编者按：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历史研究部共同策划的“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多维解读”笔谈，旨在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史进行长时段、跨学科、跨国别的深入研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贡献史学智慧和力量。笔谈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史”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探讨。虞和平研究员的《中国式现代化史的阐释体系和基本脉络》系统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体系，并梳理了其形成过程的基本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郑大华研究员的《论嘉道经世思潮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启和初步发展的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嘉道经世思潮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深远影响，拓宽了研究视野。武力研究员的《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运用唯物史观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外因素及其历史必然性，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有力支撑。杜继东研究员的《历史研究是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强调了历史研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呼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史的研究。褚金勇教授的《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入手，深入探讨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五篇论文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史多维度、深层次的解读。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武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客观规律，那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根本的因素，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现有水平，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发生或快或慢的相应变化。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到“发展是硬道理”，再到新时代提出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都是将经济发展置于现代化的核心地位。20世纪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是要突破贫困陷阱和保障国家安全；1978年选择改革开放，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同样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从全球视野和大历史观来看，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讨论现代化热潮时，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就总结说：“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就中国目前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而言，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它的本质和特点，即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五个特点：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包括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成熟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即工业化和市场化。至于城市化、民主化、国际化以及精神文明等，都是生产方式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延伸。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现代化史，经济发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内涵。
一、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内外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阻碍重重、进展缓慢的局面，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1.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国家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将政权下沉到最基层。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已趋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以及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底，不仅在政治上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在经济上也愿意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处于从属地位。
从经济上看，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和对外贸易。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规模小、经营分散，经过土地改革所实行的由政府领导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将国家意志铸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在实际上动摇了土地私有制。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数量不多的富裕中农也融入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的潮流。
2.西方威胁和苏联援助的国际环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选择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时，都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要解决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只考虑短期经济效益这个单一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的国家安全直接受到威胁。在经济方面，美国除了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和冻结中国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外，还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中国委员会”，并特别设立禁运的“中国清单”(第四类清单)，实行比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为严苛的禁运政策。因此，保证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就成为第一要务。毛泽东在1953年就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美国政府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阻碍新中国对台湾的统一。中国被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场战争对中国有着深远影响。
第一，朝鲜战争使保障国家安全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首要任务。1952年，美国的钢、煤、原油、电力产量分别为中国的62.6倍、7.0倍、703.3倍和63.4倍 。中国与美国在工业和军事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付出了巨大牺牲，也使得中国不仅没有制空权，甚至受到美国核武器的威胁。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先进的国防工业。这就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短期经济效益并不明显。
第二，苏联答应全面援助中国建设先进的国防工业和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据统计，“一五”计划期间基础工业部门(煤炭工业和化学工业除外)和国防军事工业新增的生产能力中，有70%—80%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其中1/3以上是现代国防工业，可以制造火炮、坦克、飞机及现代的电子工业)提供的，有的行业甚至是100%等。同时，随着这批项目的建成，中国改变了钢铁工业生产品种单一、有色金属只采不炼、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制造能力极低的局面。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50年至1959年，苏联无偿(只收取复印费)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有：整套技术设计文件31440套，基本建设方案3709套，机器和设备草图12410套。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总数的一半给了中国。由于中国经济建设人才严重短缺，为了帮助中国建设，苏联还派遣大批专家和顾问到中国工作。从1949年8月第一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至1960年8月苏联撤出全部专家，12年中苏联在中国各方面工作过的专家和顾问总计约18000人。
3.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
在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国家安全需要和苏联答应援助等三个条件下，当时优先发展投资大、周期长的重工业，资金和人才缺乏就成为最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正处于“贫困陷阱”之中。所谓“贫困陷阱”，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建立现代产业的资本，处于“低收入—低储蓄—低投入—低生产率—低收入”的“贫困循环”中。
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恢复。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此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1952年中国才有了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0.5%、20.9%和28.6%，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3.5%、7.4%和9.1%。在农业领域，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独立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在工业领域，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的钢、煤炭、原油、电力人均产量分别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产力落后导致中国的资本严重短缺。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人民币679亿元，人均119元；全国财政收入173.9亿元；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2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39亿美元。与同期美、苏、英、法四个大国相比，中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195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分别相当于上述四国的2.3%、10.3%、5.2%、4.7%，发电量只分别相当于上述四国的1.6%、6.1%、9.7%、18%。在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要实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依靠市场经济是做不到的。
因此，当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并于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需求弹性很小的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城市居民吃饭穿衣问题就凸显出来。正如刘少奇所说：“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针对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人民负担过重，毛泽东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高积累和社会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写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参照苏联经验所做的估计，我国实现工业化大致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因此过渡时期总路线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时间表，但是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也大致是这样安排的。虽然1953年的粮食紧张被认为是“农业拖了工业化的后腿”，1954年的水灾又使得1954年农业和工业均未能完成预期指标，并影响到1955年的工业发展速度，但是，农业合作化大大加快了步伐，同时也推动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速度，原来计划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就提前完成了。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现代化实现了历史转折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20世纪50年代我国选择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虽然能够在极度贫困条件下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同时也导致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倒退，尤其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城市，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少了49元。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住房困难户90万户，其中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占将近1/6。
在农村，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万里在另外一个场合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回忆起在陕北插队时与农民的一段对话也很能说明问题：“我那时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日子算幸福生活？他们讲了几个心愿。……第一个目标是希望不再要饭，能吃饱肚子。别管吃什么，半年糠菜半年粮也好。再进一步，当地的土话叫吃‘净颗子’，就是能吃上纯高粱米、玉米面。第三个目标，他们认为那就高不可攀了，‘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说是‘下辈子的愿望’。”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国民经济增长缓慢，教育倒退，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出现“逆城市化”，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有所下降。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四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四是整个世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形势的重新认识。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过去‘四人帮’不提倡搞生产，认为搞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革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按劳分配原则。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现在，我们要恢复按劳分配的原则。”
在1977年至1978年拨乱反正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达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就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中国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逐渐成熟。1992年以后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步伐，出现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壮丽景观。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疫情，暴露出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长期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克服传统工业化道路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弊端，中共十六大作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决策，决心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基于“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内涵。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GDP已经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总量则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此外，到201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并开始出现“民工荒”，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基本完成，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7.8%提高到2012年的52.6%，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些都是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物质基础。
三、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开拓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实行着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因此经济运行长期属于“供给约束性”的发展。1997年“买方市场”格局初步形成后，虽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以及人民消费由“衣食”温饱型向“住行”富裕型升级，导致新世纪第一个10年里，经济增长仍然过度倚重投资和出口，消费比重长期偏低。这种外延型、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随着工业化即将完成和资源、环境、劳动力的约束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依靠创新和提高效益为主的内涵型发展。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出口骤降，而消费在短期内又难以提升，严峻的就业压力迫使中国启动了需求刺激政策，更加倚重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开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种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一五”计划开启了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国民经济腾飞的高速度发展阶段，2012年中共十八大则开启了国民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是中国经济以总量扩张为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转向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也是中国从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的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规律。
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转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内需不足和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准确地判断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在上述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回答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干什么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已经使得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正在从过去长期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环境资源的约束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都更加凸显出科技创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纲要明确了战略部署，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并明确了战略任务和战略保障措施。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中国可以通过社会革命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不能依靠社会革命跨过工业化、市场化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始终面临两个重大历史命题：一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二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历史命题背后的逻辑则是：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应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这个逻辑和目标分不开的。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中国终于在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终于明白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化来说，就像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并在此后的30年里建立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解决了经济发展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和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作者简介：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社会兼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国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会长、北京市地方志学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委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曾参与或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例如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首席专家，重大委托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脱贫攻坚精神研究”首席专家；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工业史》综合卷主编，大型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敢教日月换新天》执行总撰稿。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研究》（主编）、《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主编）；《“官僚资本”概念及没收过程中的界定问题》《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曾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成果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参与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优秀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转自“华中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