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悉时代大势，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战略，为我国顶住外部压力、深化改革开放、防范化解风险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深刻理解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趋势与影响，识变应变、谋势蓄势，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趋势及其表现

　　准确识变是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前提。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大势重大变化和中国在世界大势变化中的历史方位，作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观察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认识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趋势提供了全新思路。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百年未有之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百年变局的首要特征是人类正面临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人类文明史上，科技进步一直是改变社会生产力、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力量，历次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工业革命直接成为大国崛起、国际格局变化的战略契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牵引、多领域科技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与前三轮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冲击，不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将超乎想象，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意图抢占科技制高点，对技术、人才、标准和规则的竞争空前激烈。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是面向未来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二）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力量对比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后，才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道路。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等历史性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快速发展，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缩小。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21%上升至2023年的41.5%”。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力量对比有望更趋均衡，世界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更趋明显。

　　（三）全球治理体系呈现百年未有之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加强全球治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当前，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加速全球治理体系的演变，大国间的博弈和战略竞争更为错综复杂，世界秩序的主导权首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的趋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和围堵寻求摆脱困境，欧盟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正寻求更多的自主性，印度、南非、沙特、伊朗、巴西、土耳其等中等强国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崭露头角，发展中国家长期在国际舞台上充当配角的状况正逐步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占据半壁江山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逐步发展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合作平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在近十年中陆续成立并发挥作用，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更加有力的体现。

　　（四）经济全球化遭遇百年未有的逆风和回头浪，已进入模式调整期和动力转换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浪不断涌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发生了首次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运动。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渗透到政治和政策层面。新冠疫情加剧了部分发达国家孤立主义倾向，一些欧美国家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迎合和煽动极端排外主义的社会情绪，其政治影响力不断加深。国际贸易投资的模式和动力首次出现大规模转换。从模式上看，以垂直专门化分工为代表的传统模式正在萎缩，而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扁平化模式方兴未艾，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投资的主要模式。从动力上看，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动力机制趋于减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分散化合作成为全球化新动力。

　　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影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科技革命、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变化，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一）百年变局催生新的战略机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发展空间

　　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产生比前三次科技革命更加广泛深刻的影响，也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机遇。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比重和产品技术含量都有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来越多创新链节点被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和城市，进而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重构，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持续攀升获得战略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增长点从发达国家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推进和完整内需体系的构建，我国通过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欧盟等深化区域经贸合作，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此过程中，推广可复制的产能合作模式，输出新基建新技术与应用，形成新的投资机会、合作领域和商业模式，在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需求和就业的同时，以中国经济繁荣稳定助推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为世界经济持续提供“确定性”，并有望为新一轮全球化探索系统性替代方案。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因素正在增长。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力量的非西方化进程明显提速，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出现下降甚至破产，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财富占比下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合理性不断被质疑。以美国为例，暴力犯罪频仍，枪击事件高发，警察滥用执法权力激化种族仇恨和族群对立等社会问题不断恶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国家内部危机逐步加深，极右翼势力和左翼势力不约而同抨击其“民主”体制的虚伪性。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暴露出更多制度弊端，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相对表现更好。

　　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加速变革的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择。冷战结束后，美国蔑视联合国和国际法，大肆推行单边主义、挑起战争冲突，入侵和制裁主权国家、制造贸易摩擦，对外输出的是“民主”，收获的是战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造成恐怖主义肆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危机、全球治理赤字等严重恶果。中国道路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在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道路选择。

　　（二）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各种安全问题交织叠加

　　把握新科技革命机遇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实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霸权主义国家焦虑、疑惧、恐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威胁加剧。加之大国间战略竞争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等风险交织联动，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国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政治安全面临内外复合性挑战。外部威胁方面，相较于本世纪前20年，政权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地缘政治冲突趋于频繁，亚太地区呈现军备竞赛态势，美国利用冷战时期构建的联盟体系，不断在南海、东海、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企图组建“印太版北约”，成为损害我周边和平发展环境的主要乱源。一些发达国家将我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先进技术、产品、设备等对我出口，甚至通过“长臂管辖”限制第三国对我出口，我国科技企业与高端设备的“引进来”“走出去”难度加大。

　　内部威胁方面，新时代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仍然艰巨，还存在对党中央重大决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片面理解、扭曲跑偏等问题。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速度下调、产业结构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叠加疫情冲击、人口负增长、社会老龄化加速来临等问题，随机性暴力犯罪、重特大交通事故等冲击社会心理底线的问题易发多发。

　　各类矛盾存在内外联动风险。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就将中国视为继苏联之后“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使中国模式有望成为西方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一些西方政客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肆无忌惮抹黑中国。与此同时，国内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类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部分群体仍然存在被西方“普世价值”所迷惑、被低俗文化所腐蚀、“躺平”“摆烂”等消极现象。如列宁所言：“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三、用完善的制度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性和依存性大为提高，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具有相互转化性，风险挑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一）夯实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基础，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面对动荡变革期错综复杂、轮番上演的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和隐蔽斗争，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能够应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能够在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善于把握百年变局蕴含的变中之机，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等作出战略部署。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也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明确了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点任务。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加强政治监督和纪律建设，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更具历史主动性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用“厉行法治”来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基层政权都能胸怀“国之大者”，确保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做到“两个维护”，使党始终成为人民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国家安全是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202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首次提出“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强调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筹做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新型领域安全等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党的二十大明确：“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方面作出部署。新征程上，对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政权稳定，危害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有可能迟滞甚至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应主动制定科学的防范风险策略，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早期战略预警能力，前瞻性研究各项准备工作，防止不利因素累积干扰或侵蚀战略机遇的形成。统筹谋划、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进战略创新，妥善管控我国与邻国的陆上边界和海洋争端，实现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互促共进。

　　（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新科技革命机遇

　　伴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发展亟待形成自主可控、稳定畅通、安全可靠、韧性较强的产业链，这就需要不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构建科技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等系统部署。新征程上，应化科技封锁挑战为发展机遇，对遭遇“实体清单”封锁的企业给予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加速本土供应链的成长；以科技强国目标为导向，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数据资源等优势，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与部署，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拓展发展未来能源、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改革高等院校学科设置，加强基础学科建设，设立多学科支撑、跨学科交叉、产学研融合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锻长板、补短板”，加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三）加快形成强大思政引领力，在顺势而为中赢得未来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理论建设和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它不仅是一种理论信仰，更是实践指南，引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冲破近代以来精神被动的束缚，就在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源于理论上的自觉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理论宣传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把理论武装的成效转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自觉性。

　　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大力提升思政引领力，就是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坚持思政教育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拓宽思政育人主场域。完善“大思政课”新格局，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充分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给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广大青年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引导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在向上向善中走好人生之路，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该文发表于《政工学刊》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