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中华文明标识从文化形态看，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各种标识；从表现形式来看，包含了精神标识、文化地标、文化符号等多种标识；从文明特性看，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构成了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发展的标识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明形态，其一大特点就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的重要切入点，本身就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一个带有一定总括性的中华文明标识。在它之下，诸如“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为突出的文明标识。

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标识可以表现为一种精神。正所谓“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标识是文明标识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例如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精神的概念，指出其即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018年，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包括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等。而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等中国人民在发扬伟大民族精神以回应时代问题、反映时代要求的伟大实践中凝结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构建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则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传并注入了新鲜血液，与中国精神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符号象征

　　符号标识是文明标识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包括了标志、地标、象征等层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国家标志，即蕴含着深刻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符号表征。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义勇军进行曲》等深入人心，在国际国内成为中国的符号象征。它们不仅载入宪法，而且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等法律，维护这些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尊严，弘扬中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亦将“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这类国家象征和标志之外，还有诸如“太极”等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物质文明标识

　　文化地标和重要建筑如黄帝陵、长城、长江、喜马拉雅山、故宫、莫高窟、曲阜孔庙、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也是展现中华文明特性的重要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规定，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重要文物如红山文化玉龙、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大克鼎、曾侯乙编钟等，都是探源中华文明、展现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标识。

非物质文明标识

　　节日既包括中华民族传统佳节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也包括国庆节、党的生日、建军节等，还包括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为了纪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所专门设立的节日。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系列盛大仪式、典礼，在仪式的操演中彰显文明特性，凝聚民族精神。

　　历史文化名人、英雄烈士、先进模范人物等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老子、屈原、李白、关汉卿等先贤，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文化人物，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重要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命运和国家面貌，而且也在现代世界史上发挥重要影响，是海内外公认的新中国符号性人物。还有如从古以来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脊梁”，近代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都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人物标识，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人物，也可以是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充满战斗意志、反抗精神的孙悟空，反映中国人文精神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此外，还有诸如《论语》《道德经》《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和中国书法、中国画、京剧、皮影戏等艺术表达形式，刺绣、茶叶、中国白酒等各种物产及其特殊工艺……

　　总之，可以从文化形态、表现形式、文明特性等方面去认识、提炼各种标识，从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这些划分方法并不意味着某一文明标识只能放置于某一类别中。事实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标识，往往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在“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不同文化形态的融会贯通，体现多种文明特性，从而构成一个全面的、立体的、发展的体系。例如，反映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平性的“天下一家”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富有独特的东方和平主义气息，一方面又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最终孕育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华文明标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华文明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