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30周年

　　［编者按］今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30周年。作为国内唯一的国史研究专业学术期刊，自1994年1月创刊以来，本刊秉承“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刊载了大量高质量的国史研究成果，为推动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对外学术传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赢得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在创刊30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进一步团结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推动刊物高质量发展，本刊特邀请曾担任主编的张星星和刘国新两位研究员畅谈刊物发展历程和办刊经验，以飨读者。今后，本刊将继续团结广大学界同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牢记国史研究“国家队”的责任担当，坚持守正创新，刊发更多有分量、高水平且具备思想穿透力、堪称“信史”“良史”的优秀学术成果，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筑牢研究和宣传国史的坚强阵地，不断推动和完善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努力开辟国史研究新境界。

忆初创时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刘国新

　　《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30周年了。30年，一个并不算短的时间刻度，在古人诗词中常带点忧伤和感怀，而我们则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回首以往。岁月悠悠，盘点当年，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一件件往事扑面而来，似乎一切还在眼前，一幅幅画面立刻灵动起来。千头万绪从哪说起呢？就说说《当代中国史研究》初创时期做过些什么，又是怎么做的吧。

一、从前史说起

　　首先说说《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前史，因为知道的人并不多，亲身经历过的人更少。不借这个机会捋一捋，这段历史怕是就永远湮灭在时光里了。

　　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成立伊始，就把办刊物视作头等大事，我想这大概是和邓力群同志当过《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有林同志做过《求是》总编辑有关吧。1992年10月28日，仅成立一年多的当代所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就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递交报告，申请联合创办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和内部出版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国史研究通讯》。11月2日，社科院就以“（92）社科研字25号”文件向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创办〈当代中国研究〉刊物的请示》。11月14日，新闻出版署做出《关于同意创办〈当代中国研究〉双月刊的批复》（新出期【1992】1792号），刊号为CN11-3200/K。与此同时，在11月3日，社科院又以“社科（92）研字74号”文件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关于创办内部刊物〈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和〈国史研究通讯〉的请示》，也很快得到批准。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三个刊物全部获批，可见当年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

　　如此看来，是三个刊物，不是一个刊物，刊物的原名也不是《当代中国史研究》，而是《当代中国研究》，刊名和所名是相对应的，就像社科院其他所一样，法学研究所的刊物就叫《法学研究》，近代史研究所的刊物就叫《近代史研究》。三个刊物各有侧重，《当代中国研究》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的专业刊物，主要发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回忆口述材料及珍贵史料，国内外有影响的当代中国史著作的评论和介绍，并开展对当代中国史中重要问题的讨论。《国史研究参考资料》为研究当代中国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内部资料，主要内容是发表重要历史文献、重大决策和事件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国内外有关国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及其研究成果，专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论著和观点的评介，国外有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译文。《国史研究通讯》是国史研究、宣传、教育的信息性刊物，主要内容是报道、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指示、言论，国史学会学术活动信息，国内外国史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材料，交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科研单位、高校以及党校国史研究、教学的动态和经验，评介最新出版的国史著作等。

　　为了便于统一管理三个刊物，1993年7月3日，当代所第三次办公会研究同意成立《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作为当代所的内设机构，报经社科院“社科（94）研字89号”文件批复同意。所以，我后来任职的“主编兼社长”，社长的头衔即源于此。杂志社按照要求办理了营业执照，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准予的开户许可证，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72636395-1。

　　《国史研究参考资料》是季刊，16开，1993年2月15日创刊。创刊号发表了当时尚未公开的胡乔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两次谈话，其中一次是在1980年3月15日谈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胡乔木说：“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现在的稿子没有涉及”。“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郑重的马列主义政党，就得对这个问题有个科学的分析”。“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创刊号还发表了俄罗斯学者冈察洛夫对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科瓦廖夫的访谈录，主要是关于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的对话。曾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得知此文后，指出其中有一些不确之处，这期也一并刊出，意在表明“国史研究资料也需要进行考订、辩伪、正讹”。创刊号一经出版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做了很好的预热。

　　《国史研究参考资料》三年共出版10期。1993年出版4期，每期96页；1995年出版2期，每期32页；1996年出版4期，每期48页。1997年停刊。后来，当代所又编辑出版了《国史研究参阅资料》，白皮，小32开，由当代所办公室主办。刊名与《国史研究参考资料》有一字之别，所选内容也不一样。

　　《国史研究通讯》是月刊，16开，1993年1月10日创刊，每月10日出版一期。该刊发表国史学会的工作通讯，国史著作简介、摘介，学术研讨会的消息以及一些短文。除第1期16页，其余各期均为8页。1994年12月10日出版到第13期后停刊。

　　《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国史研究通讯》停刊的原因无他，就是由于人手不够。当代所正值初创期，人员有限，几个刊物都由一套人马支撑，实在顾不过来。面临《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版的重任，这两个刊物只能忍痛割爱，停刊停办。

　　《当代中国研究》没有在1993年出版，延宕了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改刊名需要再次报批所致。1993年10月26日，新闻出版署期刊司批复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更名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月15日，《当代中国史研究》正式面世。说到刊名增加一个“史”字，使我联想起另一个细节，也是和这个“史”字相联系。《当代中国史研究》七个字是陈云的手书，但不是陈云为该刊的题词。陈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共题写两幅字：一幅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没有为刊物题词。一直沿用至今的陈云手书刊名是我们取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前六个字，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中的“史”字，集成“当代中国史研究”。

二、初办的刊物有哪些特点

　　《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后一年一个台阶。1994年创刊时是季刊，1995年改成双月刊。1997年扩版，由6个印张96页扩版为8个印张128页。2000年及时跟进期刊出版界潮流，改为国际流行开本。刊物的质量也随之逐年提高。1996年全年共刊发75篇文章，被各种转载31篇，转载率41.3%。其中，《新华文摘》2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6篇、《报刊文摘》2篇、《文摘报》1篇。2000年全年刊发文章93篇，被转载50篇，超过50%的转载率。在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公布的年度报刊全文转载量排名中，《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史地类”中排名第9，排在同行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之前。在2001年度排名中，《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名次在“史地类”中进一步提升到第7名，这个位次至今未被超越。难得的是，在2000年度报刊全文转载量排名中，《当代中国史研究》同时在两大类中榜上有名，除“史地类”外，在“政治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排名第16。“政治类”排名前几位的是《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这些国内新闻界的大咖。有如此排位，恐怕与我们刊发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有关。这个纪录在同行刊物中也从未被打破。

　　从1998年起，《当代中国史研究》连续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文核心期刊。所谓“来源期刊”，即指所发文章被引用量比较多，被引用频率（前两年被引数量除以发文数量）相对高，它在一定程度上客观评价了刊物被关注的程度和文章的水平。CSSCI的来源期刊系当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选，该中心由教育部社政司指导和直接参与，由全国17所高校社会科学专家和社会科学管理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2000年度的评选组织了全国1000多名教授、研究员根据期刊影响因子进行评选、投票，然后依据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近3000种刊物中最终确定的来源期刊1998年为496种、1999年为506种、2000年为419种，本刊均在其中。

　　作为一个新生刊物，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以前曾经做过总结，比如，坚持办刊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以文章的原创性为学术风格，求实探新，保证刊物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含量；保持了一支稳定的、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作者队伍，为我们能够组来较高水平的稿件和独家文稿提供了有利条件；始终坚持“重文不重人，不以人取文”的办刊宗旨，严格执行三审制度，恪守编辑工作的职业道德，做到选稿的公开性、公正性和严肃性，不发人情稿，不搞学术交易，不助长学术腐败；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今天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以往，打算换一个视角，从创新性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当年，党和政府特别强调创新，提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在，党和政府同样重视创新，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可见，创新对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来路，同样得益于创新举措。

　　举措之一，较早开展口述史采访  我们的口述史采访不是民间口述，而是对重要人物就重大问题进行的采访。在新中国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经历过重要事件、参与过重要决策的老同志，他们的经历就好比是一座富矿，有着深度开采的价值。《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一文，以他在毛泽东身边亲身的经历记录了那段惊心动魄的事件，详细叙述了毛泽东此次出巡一路上如何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怎样机智地粉碎了林彪集团的阴谋，安全回到北京的全过程。有情有景，有问有答，引人入胜。其中一些不经意的文字都是重要的史料。比如，文章一开头说：“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毛泽东这次出巡，在杭州是一个重要节点。毛泽东临时改变计划回到北京，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林彪叛逃后，专机坠毁在蒙古，我国是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文章有具体交代：“1971年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消息。中午12点3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由于头一次有文章披露林彪事件的详情，作者又是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创刊号借此文一下子就打响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发表了崔伦的《忆抗美援朝战争的通讯保障》，这也是我们登门采访后整理的文字稿。崔伦曾任总参通讯部部长，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讯科科长，跟在彭德怀身边。文章首次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1950年10月19日，彭德怀过鸭绿江，乘坐一辆吉普车，只有一辆大卡车随后，是崔伦带着的电台。一路上迎面碰上的是正在疏散的朝鲜群众，吉普车在拥挤的人群中过去了，大卡车没跟上，掉队了。21日中午才赶到目的地，而彭德怀20日晚就到了。大战尚未打响，身为司令员的彭德怀没有电台，在一天多时间里失去联络，上不接中央，下不联部队，这是多么惊险的情节！这一幕后来被写入《彭德怀传》。这些文章的发表造成一点点轰动效应。文章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和文章内容的重要性，皆成为一时的热议，甚至引起海外的关注。文章发表后，各报刊纷纷要求转载，无形中替《当代中国史研究》做了宣传。由于我们多年努力，精诚所至，在这些老同志心目中已形成良好的印象，建立了一种互相信赖的关系。他们整理出来的回忆录，愿意优先提供给我们。比如袁宝华同志，他的回忆录已经基本脱手，若干家杂志闻讯后纷纷上门求稿，但他明确表示，首先给《当代中国史研究》。

　　属于口述史的采访文章还有汪东兴的《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宋任穷的《我在军委总干部部的经历》，吴德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杨贵的《红旗渠建设回忆》，徐信的《我率187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些经历》，高扬文的《中美合作开发平朔煤矿谈判的回顾》，萧克的《我在六十年代的经历》，穆欣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经历与见闻》《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邓力群的《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阎明复的《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等等。他们的回忆生动真实，是“新鲜的馍”，经琢磨，耐咀嚼。

　　举措之二，精心策划好栏目  国史是新兴学科，新学科建设的首要是什么？就是搭建学科体系。作为一本杂志怎么才能就此发挥一点作用呢？就体现在栏目设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栏目坚持纵向的通史、断代史分类，而不是横向的专门史分类。最初几年的栏目都是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逐渐被学术界接受以后就不再分栏，而是推出新的栏目，如“回忆录”“部门史研究”“地方史志研究”，依然是纵向的通史、断代史性质的。其中，最显眼也最成功的是“‘文革’史研究”专栏。这在当时国内独此一家，可谓独领风骚。尽管“文革”史在20世纪90年代有某些局限，但“文革”史研究在学术界拥有一大批作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一个园地，这个栏目的推出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使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得以发表。其中主要有郑谦的《“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柳建辉的《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李丹慧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刘国新的《“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志男的《从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以及邓礼峰的《“三支两军”述论》、吴庆彤等的《人民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斗争》等，这些文章在不同领域深化了“文革”史研究，对于推动“文革”史研究发挥了正向的导向作用。

　　举措之三，举办学术研讨会  刊物要不要开学术会议，没有定规，但《当代中国史研究》要做，哪怕是在人员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也坚持做。召开学术会议，学者们不仅可以通过会上交流、互相碰撞、产生新的灵感，杂志社也可以了解到专家的想法，加深刊物与学术界的联系，获知学者正在研究什么题目，有针对性的约稿，或者储备潜在的稿源。所以，这样的学术会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时，我们举办的都是小型圆桌会，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一二十人；规模不大，规格较高，参会人员全是与会议主题相关的学者。他们都有积累、有研究，来了不扯闲篇，不说“片汤话”。这样的会不是开完就完了，而是能留下一些东西。比如，1995年6月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各主要报刊都作了报道，推动了各部委的国史编研工作。借助这次研讨会，我们明确了一个概念——“部门史”。我在编者按中说：“部门史，是指建国以来国务院各部委所管辖的部门、行业的发展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明确以后，部门史就专指新中国国家各个部委史，地方史就专指新中国各个省区市史，国史研究的通史系列由此增加并丰富了两大线索。

　　又如，1999年7月召开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与会学者分别从当时的国防战略、对美苏两国军事威胁的分析与认识、军队的战备建设、经济工作中的战备问题、战略后方（三线）的建设与作用、战备与两岸关系以及战备工作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重要内容及其评价等问题畅所欲言，展开充分的交流。学者们还就以下问题阐述各自的认识：全国大战备是不是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1969年“一号命令”的前前后后；所谓“北兵南调”；战备与“文革”的关系；战备对农业的影响；当前形势下如何以史为鉴做好国防战备教育。由此可见，座谈会对这一问题讨论之深之广。

　　再如，2000年10月，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由杂志社筹办，以当代所名义召开座谈会。我们邀请到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一干老人。他们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王政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军副军长、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我党情报战线传奇人物、资深外交家熊向晖；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原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原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柴成文；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主人公原型马玉祥等。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之后，能让这些曾在朝鲜战场叱咤风云的英雄汇聚一堂，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真所谓共襄盛会。历史机遇有时稍纵即逝。座谈会召开的第二年，王政柱就去世了。为配合此纪念活动，我们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纪念的意义》，指出中国当初以弱势战胜了强大的美国，根本原因在于形成了全民族应战。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第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仍然需要发扬这种全民族应战的勇往直前，团结一心，开拓进取的精神。

　　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如何纪念这一重大节日？我们别出心裁，在第4期开设了“老党员寄语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栏，请郭洪涛、刘英、赵毅敏、刘建章、张邦英、马文瑞、王恩惠、卓雄、罗青长、王定国、李正亭、李力安、邓力群、袁宝华、熊向晖等为《当代中国史研究》题词，每个人都配发彩色照片。人名前后排列以入党时间先后为序。最早的是郭洪涛、刘英，1925年入党。1926年入党，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时年98岁的赵毅敏的题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为《当代中国史研究》题。”1932年入党、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还特意赋诗一首——《中国共产党八十华诞抒怀》：“红旗高举掀狂澜，工农奋起冲霄汉。艰苦创业八十载，敢教日月换新天。居安思危前车鉴，统一大业愿未还。历史使命须努力，中华腾飞寄后贤。”罗青长身为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肩负对台工作，对台湾问题一直耿耿在怀。我几次去他家采访，他都有所暗示，但又不言明，大概是他工作性质的缘故吧，所以他在诗中点出“统一大业愿未还”，让“后贤”继续“努力”。

　　举措之四，适度介入现实问题的讨论  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要不要涉及现实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一种意见认为，不但不要涉及，还要把“史”字擦得更亮。另一种意见认为，当代史肯定会涉及，这是由当代史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当代史不同于其他断代史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当代属性，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关注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就失去一部分阵地。我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但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是适当介入的办法。1999年5月7日（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美国B-2轰炸机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大使馆建筑遭到严重损毁。事件发生以后，国内群情激奋，群众自发举行游行抗议，一时间极端言论也有所表现。在此情况下，怎么看待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走向成为理论界议论的热点。为此，杂志社适时召开“目前形势与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学术圆桌会，邀请了众多研究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参会。会议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它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和强权政治的本质，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但“一超多强”的格局仍很明显，冷战后所作的结论没有发生逆转，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美国阻挡不了。中国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毕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次会议，被有关部门整理成简报向上面报送，也算是做了一点建言献策的工作。

　　另一个是2000年初，日本右翼势力气焰日渐嚣张，从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大局出发，杂志社邀请在京的部分日本问题专家举行“对日本右翼势力所作所为的思考”学术圆桌会。会议讨论的议题较广泛，分析了日本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驳斥了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略罪行的言论。会议认为，对右翼势力的叫嚣，我们要冷静分析，据理批判，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方向不应受到干扰。中国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还有学者指出：“世纪之交及今后几十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国际制约力。所以日本右翼势力选择在中日关系上多做文章。”这里讲到了“世纪之交及今后几十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国际制约力”，当时的2000年距离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整早了10年。把这点指出来，对我们把握历史走向和感知世界大势有警醒作用。通过座谈会，我还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老一代中日友好学者和外交家如何在日本主动交朋友，培植中日友好的根基，而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上门来。所以说，一个历史转机的到来，并非一时之功，是平时一点一点积累成势的，正反两方面均是如此。

　　这些座谈会及时把握形势，为应对之策提供了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相当于智库的资政作用。

　　我们还对学风问题表明态度。199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世界历史》六家刊物发起联合书评。当年学术界出现愈演愈烈的学术著作抄袭之风、剪贴拼凑之风和学术评论上的媚俗之风，引起正直学者的不满。六家史学刊物率先发起端正学风、净化学术空气、严格学术规范的活动。先从书评做起，开展严肃的学术批评。在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的出版基金资助下，六家史学刊物共同设立“联合书评”。其宗旨和目的是：“提高图书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地位；发挥图书评论的导向作用，为繁荣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事业做一点实际的推动工作。”这件事在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引起了关注，各个刊物也都相继推出文章，每年各刊还择优结集出版专号。此事被《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披露后，得到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和期刊司的积极支持。在一段时间里，对学术腐败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社会影响是好的。

　　尽管讲了很多创新举措，其实还离不开一个前提，就是国史研究是政策性很强的学科，办国史刊物要有很强的政策性，甚至要更强的政策性和政策水平。因为当代史所涉及的人和事，有的人还在世，有的事还在发展。在什么情况下发什么样的文章，有些话说到什么程度，这里面都有政策。如果光是怕事，一味的谨小慎微，陈陈相因，那刊物就平庸了，没人要看了，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如果把握不当，出了格，哪怕是稍稍出格也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弄得不好，还会影响到稳定的大局。多年来，我们没有出问题，得益于我们加强学习，既加强理论学习，也加强时事政治学习和方针政策的学习，还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只有不断充实自我，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把握有度。

三、称心的人文环境很重要

　　办好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一个较好的人文环境。我有幸在邓力群、李力安和有林的领导之下办杂志，得到他们的关心爱护，是成功的关键。

　　前面提到力群同志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他是见过斯大林，陪过毛泽东读书的，他办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他手下办刊压力不小。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他不但没有苛责我们的工作，反而很体谅。他一再说，办好一个刊物可不简单，每期能有一两篇好的文章就很了不起。尤为难得的是，他作为大领导，从来没有向杂志推荐过一篇稿件。据我私下了解，不少人想借他的名气发稿，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手头至今保留一份力群同志批给我的一封读者来信，反映我们1996年第5期刊载的一篇文章对斯大林的评介有不正确的地方：“让人读后感到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态度是很粗暴的。”力群同志在信首的“邓老”处画了一个圈，拉出一行字：“刘国新同志阅参9/1，1997”。信的作者扣得帽子可不小，我们见了都有些吃惊。可力群同志却批给我“阅参”，让我们心里踏实多了。后经我们查实，文章并没有读者所说的那些问题。

　　如果说力群同志对杂志是关心体谅，那么，力安同志则更多的是信任。作为当代所的第一任所长，力安同志对刊物工作一直很支持。创刊的第一年，为了解决初创时期的经费问题，力安同志介绍了武汉的一家叫“北斗实业发展总公司”的民营企业资助我们，使得《当代中国史研究》一起步就有一定的实力，能付出比同行略高的稿酬。“出手不凡”是需要财力支持的。力安同志曾向刊物推荐过为数不多的稿子，我记忆里好像一篇都没有采用。作者向力安同志告了状。力安同志问我原委，我据实汇报。力安听了说：“我明白了。你们处理的对。看来他们写的不适合你们用，以后我也不推荐了。”创刊时我是编辑部主任，一年后任杂志副主编。当时的主编是所秘书长兼任，工作主要在所里，杂志社的工作始终由我独当。力安同志主持所办公会，从来都是由我来汇报工作。2000年我们采访吴德，写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文，送有关部门审。回复的意见是，你们国史所自己就可以决定，不用我们审。球踢回来了，怎么办？这时正值8月盛夏，第5期发排在即。力安同志在北戴河休养，我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那头想了想，说：“国新，你给我交个底，你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不会有问题。”他说：“那好，那就发。”文章从“四人帮”形成说起，细述“四人帮”夺权阴谋及其被粉碎的过程，是不可多得的披露关于那段错综复杂历史的史料。北京市党史研究室正在撰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写到这段卡住了，此文发表后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为此，他们专门给杂志社打电话表示感谢。

　　有林同志分管过一段杂志，对具体工作是要过问的。他的特点是有什么难事由他顶着。不好开口的要求他去说，不好办的事他去办，当然这都是指对上的事情。对下有头有脸人的文章退稿不好张口，也交给他。

　　还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能和初创时期编辑部的四员女将张蒙、杨文利、郑珺、叶张瑜合作共事。在编辑力量始终没有达到新闻出版署规定的人员标准情况下，能够圆满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重要原因就在于杂志社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同志间的关系融洽，在各有分工的基础上，能够互相协调，有事互相补台，没有人袖手旁观，形成了一种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的工作氛围，弥补了人员上的不足。她们精心编辑、认真校对。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都具有很强的工作责任心，认真把握文章的结构布局和文字的运用，并仔细审核引文，形成一个良好的工作传统。在校对工作中坚持每期五个校次，差错率始终低于新闻出版署的有关规定，这都是杂志享有各种荣誉至关重要的因素。多年以来，她们不忘初心，担当着《当代中国史研究》办刊重任，刊物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她们的辛勤努力。

　　陈言务去，锋发韵流。30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和我们国家的事业一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作为创刊时的元老，我看到在历任主编和编辑部的努力下，刊物获得那么多的荣誉，保持着在学术界的至高地位，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为国史研究发挥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春山如黛草如烟”，值此喜庆的时刻，唯愿《当代中国史研究》步履稳健，更上层楼。

　　［作者简介］刘国新，《当代中国史研究》原主编兼社长。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