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是一场整体性历史性社会演进，是必须经历的长久历史进程。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历史性实践和理论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命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次大会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这些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创新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明确了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定位。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已经书写了无愧于历史的辉煌答卷，并将继续答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历史性课题。
一、现代化命题
现代化一词在英文中产生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才出现在中文中。现代化自工业革命起，成为一个全球性命题，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其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丰富。中共二十大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基础性和标志性的要素。所谓基础性，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使用石器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对应的是原始社会，铁制农具和耕牛的使用成就了封建社会发展，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谓标志性，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标志性要素，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成为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点。
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工业化为引领和主导，有其历史逻辑。一方面，工业化在发展中处于引领和主导地位。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促进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技术进步加速、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进而成就了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自工业革命起，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兴起煤炭能源革命，英国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基于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内燃机汽车，美国人富兰克林发明电，英国人法拉第发明电机等，世界进入利用石油、天然气等的能源时代和电气化时代，美国开始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
另一方面，在工业发展上的差异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表征。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国家成为引领工业化的先发国家，而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落伍，与工业化先发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工业化先发国家以帝国主义殖民掠夺财富的方式实现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又使这种分流更为强化。
中国因工业化进程中的落伍付出了沉重代价。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西方工业革命后，中国仍然以农业立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落伍。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西方列强入侵瓜分，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遭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彼时的中国不仅重要工业由列强掌控，而且农业的发展也遭受挤压。中国进口粮食数量呈大幅增加趋势，平均每年进口量由1867年至1870年的9.5万担，增加到1901年至1905年的138万担。对外农业贸易具有传统优势的主打产品丝、茶贸易也呈衰落走势。189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指出，在商战中，中国有竞争力的大宗商品有二，一为丝，二为茶。丝的价值由盛时的四千余万两减至三千七八百万两，茶的价值由盛时的三千五百余万两减为一千万两。如此，丝、茶的全部价值尚不及鸦片、洋布全数。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显示，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起，在价格增长率上一般日用品远超过农产品，农民的副业也被摧残。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根据统计资料分析指出，外货输入使“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是当时农业衰退和农民经济地位日益下降以至破产的原因。外国资本在中国重工业、轻工业的生产投资中占据重要甚至垄断地位。例如，1931年至1936年，外资控制企业生产产品在中国的占比，生铁为95%以上，机械采煤为65%以上，发电为55%以上，棉布在1935年达到最高的65%，卷烟在1935年达到最高的58%。其中，仅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在中国的发电量就相当于全国所有华资电厂发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在中国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厂的产量。
面对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答题。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主张将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民族复兴的大计。1920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所著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分析指出，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正在革命中的日本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不但可以自保，近来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了。国内的工业都是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哪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争呢？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这实际上论述了中国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共产党员恽代英于1923年10月30日在《申报》“时论”专栏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署名戴英，收入《恽代英全集》第5卷），根据工业国把农业国变成殖民地，以压迫剥削农业国的事实（恽代英在文中指出，“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分析指出了章士钊、董时进等主张“以农立国”的危害，并指出中国作为农业国不可能脱离世界上的工业国独立存在，因而提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的主张。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中国要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国家工业化。195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的目标。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中国共产党毫不隐晦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答题，向世界明确表达了中国建设现代化，一方面是不甘落后，要摆脱落后受人欺负的状况；另一方面，要为人类作出较多的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79年底，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提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新任务。中共二十大明确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二、中国式现代化答卷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开辟了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境界。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成就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发展物质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摒弃和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现代化。这将使中国式现代化从质和量两个维度改变世界现代化人口版图，即不仅将改变全世界现代化人口数量版图，还将改变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版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致力于探索形成并与时俱进地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实现路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构建起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围绕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治国理政，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着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进入新时代着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二十大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政治制度保障。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强调：“中国14亿多人口实现现代化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归根结底要激发14亿多人民的力量。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在持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中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些举措激励着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成就了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在国际博弈中真正能够突破受弱势窘境困扰的国家极少。这其中有后发国家自身因素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发达国家主导甚至把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原因。而中国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厚植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集中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破解了后发国家面临技术力量弱、资本不足、基础设施差等关键约束，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先导产业起步发展、重大关键科技接续攻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实现重大突破，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带动力量和技术支撑，为各市场主体提升发展能力、竞争力乃至更大发展空间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办成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实现了对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的突破，实现了对发展起点极低的现实困境的突破，实现了对作为后发国家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而发展空间被锁定的突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进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机制逐步完善，既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又使经济发展更具活力和协调性、稳定性。这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进而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发展的重要法宝。中国自立自强，不断推进创新发展，从跟跑追赶，到并跑，再到在一些领域领跑。这些成功实践表明，中国之治形成了快、活、稳相统一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成就了五个文明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式现代化以全面发展为旨归，又基于所处发展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经历了由主攻工业化向五个文明全面发展的过程。这是一种不断丰富和提升现代化内涵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物质文明上，促进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和民生改善；在政治文明上，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精神文明上，推进教育和科技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而工业发展落后于世界的严峻现实，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的战略重心，以此为基点提出并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将国家现代化目标转换拓展为小康，并逐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推进五个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超越了以物为本的现代化。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到新的台阶，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国家”所加的前置词，先由“富强民主文明”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后又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逐步形成和丰富完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明确和实现路径的探索完善，促进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推动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成就了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协调发展。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为鉴，从基于国情走自己的路出发，提出要处理好农轻重、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在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协调发展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对于实现协调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前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国家发展计划推进协调发展，在市场取向改革进程中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引导和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探索形成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之路，并取得重大进展。针对农业弱质性的问题，强化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实施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于经济大国的国情，注重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防止虚热实伤，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强化城市对农村的支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致力于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针对区域发展差距大、区域分化现象明显、发生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现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大力实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致力于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促进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目标的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了人民认可。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成就了全球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中国尽管遭受过列强殖民主义的掠夺，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封锁禁运等多种方式的遏制，但作为以几千年文明延绵发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效仿零和博弈思维和恃强凌弱行径，反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明确倡导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进入新时代，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二十大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强调，要走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筑牢和平发展的根基。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于2018年11月起每年在上海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切实践行着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让各方分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还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充分发挥全球和区域多边平台的建设性作用，为应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扩大的挑战，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克时艰，携手抗疫，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致力于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回答了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等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成就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快速发展、五个文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全球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共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赓续奋斗，交出了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优秀答卷。
三、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对此，已有多种视角的研究成果。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经验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文化保障。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内在逻辑分析的经验有：在指导思想方面，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重现代化发展规律推进现代化发展；在演进路径方面，从国情世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价值和目标取向上，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取向创造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里对已有重要经验的总结不再赘述，而是从长时段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处理道路创造、问题导向、动力机制、治理保障四个重大关系的经验。
（一）道路创造：处理好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
推进和拓展现代化不能东施效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021年8月，习近平强调：“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正确把握好现代化进程中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国外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历史上曾漠视国外现代化发展，长期闭关自守，这是在全球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落伍、在很长时期内陷入现代化后发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长久保持大一统的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促进人类进步发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中西方发展的大分流无情地到来。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其所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却没有在近代发生科技和工业革命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中国与欧洲的大分流起于18世纪。对此，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有学者从制度和闭关自守的角度分析了大分流的原因，并提出大分流的起点更早。康拉德在《全球史导论》中提出，16世纪是世界整合的起点，也是全球化世界的开端。在大航海后，欧洲的几个列强为摆脱土地、资金、市场约束向全球扩张。由于制度约束，中国没能在全球率先推进科技和工业革命，对世界现代化发展又缺乏深刻认知。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伍的教训。
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等作出了不懈努力。新中国在追赶工业化进程中，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之路被堵住。为此，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打造国之重器，发展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于一体的重工业，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成功走出自立自强之路，是能够在国际上赢得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重大胜利的重要因素，是能够迎来和平发展国际环境的重要因素，也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创造了条件。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大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有其历史逻辑。就国际环境而言，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题。就国内环境而言，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科学技术和先导产业发展上仍然有较大差距。邓小平在日本访问乘坐高铁时，用一个“快”字形象地表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上的差距。1977年至1978年间，中国高规格政府代表团对日本、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及港澳地区现代化建设进行考察。邓小平在听取谷牧率领的代表团出访前汇报时，要求“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全面铺开，而是选择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较小范围内先进行试验，以此方式大胆探路试错，以避免以往姓“社”姓“资”认知下可能的干扰和全国性风险的发生。实践表明，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是中国实现由跟跑向并跑乃至在一些领域领跑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时，注重处理好走自己的路与借鉴他国经验的关系。一是不以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经验为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国情是一个国际视角的概念，包括人口众多，作为后发国家所处的弱势地位，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都决定了要从国情出发对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作出适应性选择。三是对他国经验加以学习借鉴，但不依附任何国家，自立自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振兴的。照搬他国做法，必然遭遇失败，或成为他国的附庸。这已经被国际经验反复证明。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缘于中国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但不依附任何国家，更不为强势国家的各种威胁所屈服，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创新发展。正如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共二十大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明确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坚持好、运用好的立场观点方法，大会报告分析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二）问题导向：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现代化是内含自身发展水平及在国际上所处位势的动态发展概念。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以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这在实际上把中国问题的解决纳入国际大局，正视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落后境况；同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接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目标日益拓展提升，其实现进程也更加明晰。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都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课题。
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回答的课题，既事关长远发展战略方向和目标，又直面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注意把握好长远战略目标引领与解决好所处发展阶段主要问题的关系，从解决阶段性问题出发，尽力避免超越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内在统一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此后都把扎实解决现实问题与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彻底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结束一盘散沙局面，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这为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从新中国成立起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跨越，实现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坚实可靠的物质条件。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张蓝图绘到底，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长远与近期的发展关系，把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与解决现实阶段性主要问题统一起来，既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导向，不偏离实现国家富强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和目标取向，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下坚实地走好每一步，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三）动力构建：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与激活各种生产要素的关系
中国构建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机制，显著特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到激活各种生产要素全过程，把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与激活多种生产要素统一起来。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激发各种生产要素活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下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构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着力构建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与激活多种生产要素有机统一的机制。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政策逻辑和发展动力机制。
首先，探索形成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确保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体系。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尊重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励人民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
其次，探索形成了激活各种生产要素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运动规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既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在经济体制上，紧紧围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厚植起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
（四）治理保障：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注重现代化的系统协调性，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目标体系、治理体系有机统一起来。
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根据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及相应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这种转变有其历史逻辑。作为后发国家，在追赶世界发展步伐的进程中，要更快完成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于一体的工业化，需要更快速地解决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问题，这是实行资源配置计划管理的实践逻辑。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办工业化这一重大举措，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逐步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提供了治理体系的保障。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部署，总结和明确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既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也指明了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不仅构建起强劲的增长极，还构建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解决短板问题的有效机制。在防范化解风险上，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在解决短板问题上，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过程中，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把握好以工业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与夯实农业农村基础的关系，把握好经济增长极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在科技创新引领上，不断完善推进科技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回答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性命题进程中，拓展提升了现代化的内涵，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受弱势窘境困扰，实现了向优势跨越发展的转变，成就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跨越发展、五个文明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全球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缘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把握了四个维度的重大关系：在道路创造上，处理好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坚持自信自立，把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问题的破解上，处理好现代化战略目标导向与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的关系，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动力机制构建上，处理好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与激活各种生产要素的关系，把两者统一起来；在治理体系构建和完善上，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厚植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
作者：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