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中，对邓小平同志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可谓数量可观。有学者认为，海外对邓小平的关注与研究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初起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回流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回升、高潮阶段（1992—1997年）和深入研究阶段（1997—2000年）。总的来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海外对邓小平的研究应归于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之中，侧重对邓小平个人生涯的评介，主要集中在对旅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邓小平、淮海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和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的认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走到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前台，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显著提升。于是，分析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美俄日学者来华调研增多研究论著颇丰

　　从21世纪前期情况看，以美国、俄罗斯、日本为主的国外学者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并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等。与此同时，到中国来调研、考察邓小平理论实践效果的人数明显增加，这些人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随后还出版了多部相关研究的著作，如俄罗斯的斯米尔诺夫的 《中国现代化理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B．H．乌索夫的《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日本矢吹晋的《邓小平》，美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

　　“好奇心”驱使国外邓小平研究明显增多

　　外国人为什么要关注邓小平、研究邓小平理论，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象国制定本国发展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对象国研究当代中国，基点和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深入分析邓小平理论可作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一点作用非常明显。俄罗斯、德国（主要是前东德）及前东欧国家的学者，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今天部分地吸取原社会主义治理国家经验的过程。在反思的过程中，这些学者对邓小平理论历史作用，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认识过程。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时期过来、今天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一线的学者们更看重这方面的研究。例如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季塔连科院士、德国左翼党主席格雷戈尔·吉西博士，都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反思研究。吉西博士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生态状况的改造、平等国际关系的谋求作出更多的贡献，真正解决上述国内国际问题的基本原则仍应回归于马克思的基本论述，即“在无阶级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自由，是其他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一些学者表示，应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态度，也提出应从人类解放和国际共运史的角度，分析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和思想重要性的问题。总的来说，无论是反思还是评析，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的考虑，都将促使国际范围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愈加趋于深入和客观。

　　第二，由邓小平的个人影响力决定的。邓小平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对惯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分析中共领导层变化的外国人来说本身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近年来，海外学者对邓小平个人魅力及其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情，赞同他是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之一、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肯定了他让人们用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萨利茨基表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中国实践的检验。

　　第三，由邓小平理论的丰富性决定的。邓小平理论的内涵相当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国外学界、政界、商界和媒体等社会多个领域都对邓小平理论有密切关注，将它作为解密中国道路独特性问题的一把钥匙。并且，邓小平理论对于分析世界政治的走向，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发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等深层次的问题，也具有导向性意义。此外，对改革开放实践效果的“好奇心”是吸引越来越多国外学者来华调研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争议性”决定的。30多年来，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始终是在世界范围的“争议”中气势恢宏地发展着。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个有利于”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治国手段，都打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常规性的认识，引发了海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姓资姓社”的“争议”，与此相联的还有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联系与区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承继关系，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创和基石作用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等等，都在外国人关心、关注、也包括别有用心之人的诽谤范围之内，因此海外的各种分析和争论持续不断，至今都没有结束。

　　改革开放成果丰富国外研究力求重新解读

　　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显著成效的面前，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外国人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不同。美国学者傅高义曾出版了《邓小平时代》，在这部分为6个部分、23章、共计50余万字的长篇著作中，他对邓小平将中国引向富强之路的历史贡献按照作者的理解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以往研究邓小平的著作相比，这本书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大量选取《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等中共中央的文献档案，也包括《我的父亲邓小平》和《邓小平文革岁月》等传记性著作。二是以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邓小平研究成果（论文、著作和研究观点）为重要参考。三是作者本人访谈了与邓小平同志相关的不同领域的人，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应该说《邓小平时代》表达的，是作者对中国30多年改革变化事实的思考，这本书在国际范围内再次引发了对邓小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的重新解读，也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在世界范围内还将在“争议”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今天我们关注国外邓小平研究，不仅是改革开放事业深入进行的需要，是加强邓小平研究国际话语权的需要，更是增强邓小平理论研究科学性的需要。今天，距离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还有不到36年。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仍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时段；在中国，将是独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是用实践继续破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难题的重要阶段，是用实际成效继续丰富、完善、总结和创新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时刻。继续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将是中国的理论界对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对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