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即使是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只是肯定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只字未提。其实，遵义会议扭转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但对今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谁负责、红军今后往何处去这两大问题并未作出决定。

　　程中原的新作 《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以下简称《破解》），自觉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的四重证据法，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考辨，并得出“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召开的扎西会议，具有关系党和红军历史命运的伟大意义”的结论。

　　歌特即张闻天

　　《破解》指出：“扎西会议做了七件大事”：（1）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据程中原考证，张闻天从1935年2月5日就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2）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3）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4）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5）改变渡江入川计划，作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遵义大捷这样的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6）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7）决定抽调干部和战士400人，由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成立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

　　“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作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正确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共党史上，的确值得大书一笔。”张闻天之所以在扎西会议上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七件大事，绝非偶然。程中原以四重证据法考证出：歌特即张闻天。

　　正式确立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

　　扎西会议后的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团长是周恩来，由毛泽东实际负责指挥红军总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创了张、毛合作时期。这一时期从1935年2月5日开始，至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辞去总书记职务，历时3年多，是中国革命事业快速推进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毛合作正确处理了五个关系党和人民军队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严肃处理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问题；胜利领导了红军长征；妥善处理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人民军队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个个建立、发展起来；正式确立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顺利完成由张、毛合作领导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到毛泽东对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

　　从上可见，以遵义会议为起点，由扎西会议完成，确立了张、毛在党中央的合作机制，开创了党和红军的新局面。

　　胡乔木是邓小平整顿工作得力助手

　　《破解》公布了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24次谈话。充分肯定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此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作用。

　　首先，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 ‘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其次，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再次，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最后，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注意。由此，邓小平直接领导政研室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全面开展整顿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由于政研室的7位负责人，特别是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整顿工作中十分得力，邓小平请胡乔木协助起草、完成他于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影响深远的“主题报告”。程中原仍用四重证据法，“无可争辩地说明，胡乔木是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不仅邓小平多次谈话在场，而且不止一次地亲自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

　　评价华国锋要客观

　　在对华国锋的评价问题上，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但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破解》展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粉碎“四人帮”后到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之前，华国锋的态度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三月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听取党内外呼声，领导中央政治局作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三月工作会议后，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进行实际准备；华国锋主持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正式复出。

　　不能因为华国锋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有过缺失，就违背历史真相，断定华国锋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何况华国锋襟怀坦白，他对两个“凡是”问题上自己的缺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诚恳的、严格的自我批评：“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 （指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程中原认为，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并没有“有意阻挠”，只是“等一等”，“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更何况，“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