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当代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孙：这些年来，各种类型的思想“启蒙”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平静，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登场，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观念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影响很大。您能否就怎样分辨各种思潮的表象与实质的问题谈谈看法？　

　　朱：这些思潮和观念尽管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中国还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还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要不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什么历史都虚无，它的虚无是有针对性的，是以反思和重写近代史、现代史为名，否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鼓吹革命不好改良好、反侵略不好侵略好。有人说中国革命使历史走入了歧途，因此要告别革命。还有人说，中国当殖民地的时间太晚了，如果早一点被殖民化，中国早就现代化了；上海所以在旧中国最先繁荣起来，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在那里办租界；长春让日本人占领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再占领几十年，长春也会像东京一样现代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这些话的人，恐怕家里没有人被日本鬼子糟蹋过，也没有人在上海拉过黄包车。 

　　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民主，只有实行多党制、议会制的社会主义才是民主的，比如北欧那些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可以先不去评论北欧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但起码有两点应当明确：第一，多党制、议会制虽然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民主的，但民主并不只有这一种形式；第二，把多党制、议会制那一套搬到中国来，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也搞过多党制、议会制，结果搞得军阀混战，国家分崩离析，人民饥寒交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了个共产党，把资产阶级没搞成的民族民主革命搞成了，又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有些人总以为议会、投票才是民主，但不要忘记，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是经过议会投票决定的，美国打伊拉克战争也是总统先决定然后由议会投票追认的，连希特勒都是经过议会选举上的台。所以，是否民主不能只看形式、只看是否投票、只看谁的票多，还要看民主的实质，看这种民主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是为侵略服务还是为反侵略服务。现在世人都看到了，美国的“民主”究竟带给伊拉克人民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总要发动对外战争呢？因为战争对大财团有利，对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有利。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不贿选，选举的游戏规则也决定了一个人没有财团的支持很难当选议员、总统；即使当选了，如果不代表财团的利益也是干不长的。总之，对民主要分析，不要以为只有多党制、议会制才是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新”，是相对于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而言的，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而苏联由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仅用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便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除了用“看不见的手”以外，还要用“看得见的手”，就是说政府要干预经济。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实施新政，抑制资本家的利润，扩大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由国家办公共事业，让工人充分就业，对失业进行补贴等等，最终渡过了那次危机。但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一套搞不下去了，政府债务太多，负担太重，有些领失业救济的人比干活的人生活都好。于是，在资本家的支持下，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主张减少福利，对国有的企业事业实行再私有化，政府对经济不加干预，把一切交给市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带头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问题。当时刚好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酝酿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人不考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区别、国情区别，盲目接受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有经济、公有经济实行私有化，把计划经济改成完全的市场经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听信了这种主张，制定“五百天计划”，搞“休克疗法”，结果整个经济下降了50%。我们没有接受这种主张，而是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搞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避免了重蹈俄罗斯的覆辙，而且创造了经济奇迹。现在在中国也有人要求把国有经济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比如降到20%、10%；还有人要求把国有企业的资产量化到个人。但俄罗斯搞“五百天计划”时，通过发放国有企业债券来“量化”国有资产，最终“量化”到了哪些人手里，世人是有目共睹的。 

　　至于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这些概念，都是一些有特定内涵、特定指向的话语体系，我们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它们，而应看到搬弄这些话语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普世价值的所谓价值，指的是价值观，是类似于真理观、道德观那样的观念形态、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说，不同阶级的存在，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所谓超阶级的普世的价值观，只能是骗人的鬼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只有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超越阶级、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宣扬普世价值的人，他们心目中普世价值恐怕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也不会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违背了普世价值，而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 

　　宪政民主，如果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要求按照宪法施政，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一些善良的人们认为这个主张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从实质上看，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宪政”这个概念，最早是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王朝的专制而提出的，另一种翻译是立宪主义，其核心是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军队国家化，这在特定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把这个口号拿到今天的中国，显然不是要求在《宪法》范围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前几年出笼的鼓吹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就明确要求共产党从政府、政法机关、军队、学校中退出来。这已经不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了，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最早也起源于英国，是资产阶级为建立不受封建政权控制的社会力量而提出的，有时被译为市民社会。今天要求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人，他们的目的也是要形成不受共产党领导或与党和政府闹对立的社会力量。我想，如果真要有这种力量，那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我们党现在提出要建立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我们要发展的社会组织，也是受党领导并要在其中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这些与所谓的公民社会不同，与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同。即使在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从事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分裂活动，搞所谓“颜色革命”的组织，背后仍然是政府，是受政府资助、由政府操纵的。 

　　在我国为什么必须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不能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为什么军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所谓“国家化”？这些并不仅仅是从历史上、国情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资产阶级内部是分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这种制度和国情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建立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各个政党之间必须相互竞争、轮流执政而不能一党执政，否则，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决定了其军队必须实行国家化，而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否则多党制就无法实行，就会出法西斯独裁统治。所以，从实质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其实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无论哪个党上台，都会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国与它们不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制度和国情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政治制度只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产生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全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因此，不允许有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其他政党与共产党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只能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可见，在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决定的，它不仅不妨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人民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是确保人民根本利益不受侵犯、党和人民内部团结统一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前些时候，有一位国外学者问我，中国什么时候会实行多党制。我对他说，只要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就不会也没有必要实行多党制；如果有一天中国实行了私有制，出现了财团、寡头、利益集团，到那时候恐怕会实行多党制。不过，那时中国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再是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了。 

　　孙：现在很多老一辈学者对当下的学术界和年轻一代充满忧虑，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神产品的输出者和思想的引领者，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为学使命。在您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当下最迫切的工作是什么？ 

　　朱：对于一个正直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是搞学术研究的学者还是搞教学的老师，我认为都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唤醒民众的作用。这里说的唤醒民众，与抗日战争时期动员民众起来救亡不一样。我说的唤醒民众是指：第一，提醒大家不要沉迷于物质利益。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要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但应当教育人们，不要只顾追求物质利益，“一切向钱看”，忽略精神文明、社会责任、道德规范。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能把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能把人们引导到只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的道路上去。第二，告诉大家当前中华民族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内有稳定，外有和平。而在今天的中国，能带给我们这个条件的政治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政治道路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就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积极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有人说，中华民族复兴不一定非要共产党领导不可，俄罗斯没有共产党领导，不是也在复兴吗？说这种话的人忘了，当年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苏共下台后，不仅原来的国家解体了，而且俄罗斯也降为了二流国家。另外，俄罗斯人口比我们少，而资源比我们多得多，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比我们高得多。所以，它们没有了共产党领导，虽然社会上的问题比过去多，社会管理的难度比过去大，但总体还算稳定。但中国国情与它们相比有很大不同。正如小平同志说过的，中国如果闹到共产党和国家权力不起作用，肯定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成堆，血流成河，那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性的灾难。我认为他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基础之上的，是很值得每一个对国家有责任心的人深思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家里客厅的摆设不一样，不能看这种摆法不合适，试试另一种摆法，不行再变回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旦变化，要想再变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据我所知，现在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苏联解体表示后悔。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潘多拉魔盒既然打开了，不要说恢复苏联不可能，就是维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都不是很容易的。要是中国有一天也出现那种局面，弄得各自为政，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极少数家私万贯并有出国护照的人，绝大多数老百姓将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到了那时，要想重新恢复统一、稳定的局面，从中国历史看，没有几十年、几百年时间是做不到的。 

　　现在国内外敌对分子寻找各种理由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尤其喜欢抓住共产党干部搞腐败的问题大作文章。共产党有没有腐败分子？当然有，而且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这种人还不少。但是，这种人在8000万共产党员和几百万党政干部中毕竟只是极少数，各条战线的精英、骨干、优秀分子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而且这种人在共产党里一旦被发现，迟早都会被查处、被清除。那些以此为借口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并不是真的要反对腐败，而是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是唯恐天下不乱，是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进行煽动，以便乱中夺权。这些人一旦夺取权力，只会比腐败分子更腐败。在为人民服务和联系群众、严密组织纪律性这些方面，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和共产党相比。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就参加革命前的个人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来说并不低。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过得好，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对劳苦大众和民族命运充满责任感。我觉得今天中国有志气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个人的命运和人民、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多从如何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国家稳定和发展出发想问题、搞研究、写文章、教学生。前些时候，经济学界为祝贺刘国光同志九十大寿，举办了一个有关他的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一篇题为《九十感恩》的发言，说他的理念很平常，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改革的前途命运，也是现今经济领域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环绕这个问题的针锋相对的纷争，当然有理论是非的问题，但是在更大程度上，这是当今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势力的对决。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虽然有雄厚的财富和权力的实力背景，但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主张‘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声音，则代表了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希望。我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不取决于争论双方一时的胜负，最终将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所以，我虽然年满九十，来日不多，但对此仍然满怀信心和激情。”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什么是知识分子在当今时代的责任？我觉得刘国光同志这篇讲话是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我们吃着农民种出来的粮食，穿着工人织出来的布，住着工人盖出来的房子，拥有比工人、农民好得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们究竟应当代表谁，这难道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学者应该经常自问的问题吗！ 

　　孙：最近一位教授在演讲中，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神话与东方社会主义神话的博弈，说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击碎了社会主义神话，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北欧的爆炸性事件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神话面临深刻的危机。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超越前两种神话的第三种神话？ 

　　朱：我觉得“神话”这个词值得推敲，因为神话是虚幻的，而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这并不是神话。至于苏联解体、苏共下台，我认为只能说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也不赞成所谓“中国模式”这种提法，因为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不可能用一个模子来套。如果一定说有一个“中国模式”，那它也只能是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种模式。因为同样是共产党领导，同样是社会主义，确实有不同做法，或者说不同模式。 

　　前些时候我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给非洲学员讲课，他们问我，既然中国发展很快，他们国家能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我回答说，在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学的，但整体方面的经验很难学。因为中国经验的核心并不是“一党执政+市场经济”，而是“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如果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搞改革开放，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肯定发展不起来。但如果只搞改革开放而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肯定发展不了。因为，改革说到底无非是搞市场经济，开放说到底无非是同国际经济接轨。现在世界上除了个别国家，谁不搞市场经济？谁不同国际经济接轨？但在所有国家中，为什么唯独中国发展得最快？就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比其他国家多了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这说明，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并不是简单的一党执政，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以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作风的党。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仅仅搞一党执政，你这个党只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甚至只代表自己的部落和家族利益，那还不如搞多党制。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超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超越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当然，这个社会主义是接受了苏联经验教训的，是和它们有很大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