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平等对话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汇聚全球目光。在中美双方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的今天，两国学界对于对方国家的研究是否充分？本报记者就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的现状和动态采访了专家学者。

　　美国的中国研究：脱胎于传统汉学而有所区别

　　学者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脱胎于欧洲传统汉学而又与之有所区别。传统汉学以文献学为中心，侧重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而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兼顾汉学的同时，突出对中国现实的观照，并且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拓展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美国是目前海外中国研究的重镇，研究机构最多、研究人员最多、研究成果最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告诉记者。据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仇华飞介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大学的研究机构，二是同政府、国会、军队、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智库，三是非营利性质的研究学会。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构成也呈多元化，除大学的学者外，智库、国会、军队、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中的研究人员占很大比例。“美国的华人学者也日渐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宇说。

　　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仇华飞分析，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于为其冷战战略服务的目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外交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研究集中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改革等议题；20世纪90年代至今，逐步形成了多角度、多视野的全面研究格局。“美国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日益增强，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学者在研究中国题材。”谢宇说，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的差异性。例如，城市化进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议题是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说，美国学者的中国观、历史观随时代变迁而不同。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曾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对“冲击─回应”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近代化变革的动力来自内部并非外部世界。在此基础上，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主张将中国研究置于中国的语境之中，以中国为出发点观察中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心观”的视角有忽视外部世界影响的局限性，倡导用全球史观、全球视角研究中国。

　　中国的美国研究：尚未形成“美国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介绍，自晚清始，中国学界对美国研究的兴趣经久不衰。20世纪80年代以来，系统的、学术性的美国研究在中国大陆得以深入发展。“从广义上说，美国研究是中国学界很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以经济学为例，美国的产业、货币、金融等都是中国经济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议题。中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也常常以美国的相关学科为主要参照。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学界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学界对中国的了解。从狭义上说，中国专职从事美国研究的机构、人员及资金规模，比起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人员及资金规模，则显得相对有限。”黄平说。

　　记者考察了国内美国研究的状况。目前国内最为主要的美国研究机构以及团体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部分高校内设的研究中心（所）等，第二类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学会。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其创办并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美国研究》成为美国研究交流最重要的平台。

　　“美国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虽然在研究手段上呈现出跨学科特点，借鉴、吸收、整合了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理念和内容上却自成一体，聚焦美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其中的国民意识、群体意识和区域意识。”四川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张涛说，与美国的美国学不同，中国的美国研究是传统学科对美国问题研究的综合，没有形成统一的学科属性。

　　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孙有中所言，中国的美国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的政治和外交领域。奥巴马上台以后的对华政策、美国重返亚太问题、能源问题、美台关系问题、美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等是近年来的主要热点。“国内学界对美国文化，特别是文学、哲学、历史的研究也很深入。”孙有中认为，对美国各个领域的研究应该更多聚焦微观层面。以政治领域为例，研究有待深入到联邦政府的局部、州政府层面和美国社会基层。

　　推动中美学者展开平等、有尊严的对话

　　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在对待海外中国研究成果以及进行美国研究时，中国学者应该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秉持独立、客观和批判性的原则，推动中美学术界深入开展平等的、有尊严的对话。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中美学术高层论坛就是基于这一思路而设立的。这一论坛坚持小规模、高层次的特点，每两年举办一次，在中国和美国轮流举办，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

　　“中国学者随着自身学术自信、文化自觉的增强，在对待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时变得更为客观。”张西平说，美国的中国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方法论和观点上的启发，同时，也使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广阔空间得到发展。但国内学界也认识到，美国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下展开的，很多在美国被奉为经典的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实践。例如，“新清史”是美国近年来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但国内学者对其多有批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在 《宅兹中国》一书中，对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将“民族国家的历史”说成“虚假的同一性”的论点提出尖锐批评。

　　仇华飞说，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学者经常对中国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消极因素甚至导致美国对中美关系进行误判，使中美之间出现严重的战略碰撞。“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通过中美双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客观准确地研究和分析中美关系现状，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仇华飞说。

　　“相较于中国学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的重视，中国的美国研究成果在美国的受关注度不高。”张涛认为，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美国本土的美国学走在了中国学者前面，我们在短时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但是，中国学者可以另辟蹊径，强化美国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研究的跨国转向趋势已经极为明显，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在中美人员与文化跨国流动的语境下推出一批具有开创意义的美国研究著作，在国际美国研究中发出中国学界的声音。”张涛说。

　　黄平认为，用不着使用诸如“美国学”、“中国学”这样的概念，中国学界对美国的研究，一方面还要继续借鉴和学习美国等国家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和各个学科的专门研究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倡导和鼓励具有自主性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