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重新改写中国政治版图的历史巨变。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史镜头的转换仅仅用了四年时间。以此观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历程中，抗日战争确实发挥着“旋转乾坤之功”。

　　农村党组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发展、壮大的？这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诸多学者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为立足点，将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敌后农村得到农民的认同和支持，除了基本政策符合农民的切实利益外，重要的是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基层党组织。在党、政、军、群“四位一体”的基层动员体系中，农村党组织起着关键的领导、推动与配合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民党员、农村基层组织的配合和推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难以在群众中扎根，也不可能有以后的发展和壮大。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系统是如何在农村中发展、巩固和深入的，农村党组织和农民党员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目前，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相关研究尚显不足。北京大学李秉奎所著《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探索。金冲及先生在《序》中评价说，李秉奎“选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代表性的。他又投入很大精力，以丰富的当地原始档案、县地方志、回忆资料和当时报刊为主要依据，广泛参考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写成这本著作，对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发展的基本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这样的著作以往还不多见”。

　　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史料粘贴在一起，却要得出一个宏观的甚至关于整个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结论，无疑要冒“走马观花”的风险。聚焦于某一典型区域进行考察，或可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

　　太行抗日根据地（又称晋冀豫区）曾经是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长期留驻的地方，日军文献曾有“延安为总后方，晋冀豫区为前方总根据地”之说。因此，太行根据地的代表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既是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较量的时期，同时也是国共两党之间相互角逐的时期。复杂曲折的攻守进退、势力消长，使得太行根据地所处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不断变化。考察这一根据地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巩固，探讨当地党组织与基层群众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研究视角注重“上下兼顾”

　　在研究视角上，该书一方面避免落入以往“重上轻下”的研究窠臼，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见木不见林”的史学碎片化陷阱保持警惕。在研究视角和史料选择上，力图做到“上下兼顾”、“上下呼应”，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以往的党史研究大多侧重大手笔的“写意”，偏重于“大人物”、“大事件”式的粗线条勾勒，而对基层社会的关注不够。诚然，对中央高层的决策和重大事件的研究，是后人认识中共党史全貌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党的历史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平面的历史，而应该是立体而生动的多重画面。因此，中共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既要注重精英领导层，也要关注普通大众。

　　该书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不仅重视中央和根据地领导层建设、发展党组织的意图和决策，而且更多地观照中共基层组织乃至具体的党员，将那些几乎没有“文字发言权”的普通群众也涵盖其中，较为生动地复活了历史鲜活的众多面相，将原本模糊的基层党组织更为清晰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写作技巧注重静态与动态并举

　　在写作手法上，李秉奎力图做到“动静结合”、“张驰有度”，这是中共党史领域值得肯定的研究方向。以往的党史论著多有“重政策，轻运作”的倾向，即比较重视会议、文件等制度层面的“静态”写生，却对实践层面的“动态”勾描重视不够。这样既易使读者陷入枯燥的“文山会海”之中，又难以复原繁杂丰富的历史图景。

　　除了对重要的会议、决议和社会历史背景等进行必要介绍外，该书更多则是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细微、详尽的考察。通过对农村党员的入党动机、对共产党的认知过程、基层组织的活动、解决困难等多个层次深入细致的描写，从而将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以及党与军、党与政、党与群、党员与组织等关系尽可能生动真实地重现出来，大大增强了历史书写的鲜活感和可信度，使得中共农村组织的动态描写更加活泼形象，摆脱了史学论著往往具有的枯燥沉抑之气。

　　充分利用原始文献

　　在史料选择上，李秉奎不仅充分运用了业已出版的原始文献，广泛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主要利用了山西省、河北省档案馆的馆藏原始档案，同时，辅以地方志、报刊、回忆史料等资料。这些馆藏档案基本上是尚未公开的党内文件，“多是记录在劣质粗劣的纸张上”，而且语句“不甚通畅”，“错别字及涂抹的现象随处可见”。由此可见，这些党内文件在写作过程中，或许并没有长期保存下来的思想准备，其主旨并不在于宣传，而是向上级领导或同级的同志反映具体问题，因而这些史料的真实性较为可靠，可信度较高。

　　美国汉学家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曾经说：“公开资料，不管其欲面 对的读者是谁，它总是更多地强调成功而非困难与挫折。”而该书使用的党内资料并非用于公开宣传，而是“为不同的目标而写就”，不仅指出了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而且强调了存在的问题、困难乃至错误。这些“出自农民自己土话”的资料，可以“生动地体现党内政策在基层的反映”。分析、运用这些材料，可以避免以往许多党史论著“报喜不报忧”的偏颇，而让“历史重回历史”，让历史真相尽可能得到原汁原味的展示。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在史料的选择上，存在着其他著作也难免的“知己难知彼”这一通病，对日军、国民党政府的资料运用较少，也许这与相关内容的资料较难搜求不无关系。另外，该书的后半部分尤其是“余论”，在论述上尚显单薄，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思考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