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党史》二卷）于2011年1月正式出版。该书全面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也就是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由于这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党史》二卷的出版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党史》二卷对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

　　相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对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一段比较难以把握的历史。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①]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1957年后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②]因此，这段历史中的难点和敏感问题多，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把握都有一定的难度。

　　在国史研究中，对新中国前29年重大历史问题及重要事件的把握，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人的有关重要论述，这些依据今后仍然是从事国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原则。《党史》二卷在上述依据的基础上，准确记述了新中国前29年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并进行了恰当的评价，为国史研究中正确把握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这是《党史》二卷的出版对国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决议》是把握新中国前29年的重大历史问题时最重要的依据，《党史》二卷以《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论断为指导原则编写而成。比如《党史》二卷根据《历史决议》的分期方式，将这29年的历史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四编。但《历史决议》只是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粗线条叙述和原则性论断，没有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而《党史》二卷虽然遵循《历史决议》，却“几乎对所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述”[③]，并充分吸收编写其间“党中央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新观点、新判断、新结论，也在充分吸收党史学界有益研究成果基础上，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不断深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④]，从而“大大丰富和充实了《历史决议》的内容”[⑤]。因此，《党史》二卷的出版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研究仍有《历史决议》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对新中国前29年的总体评价，《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作为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是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并指出：“综观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⑥]

　　关于统购统销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党史》二卷评价说：“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总的来说，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初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⑦]

　　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党史》二卷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正如书中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⑧]书中同时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缺点、偏差及遗留的一些问题。

　　对于“反右派”斗争，《党史》二卷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评析：一方面指出：“事实表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法，对斗争的猛烈发展又没有能够谨慎地加以控制，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⑨]

　　对于“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详细叙述了“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同时又强调：“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⑩]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党史》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作更多的新推断。所不同的是《党史》二卷不仅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用较大篇幅专门讲了其严重危害，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1]

　　《党史》二卷对新中国前29年的总体评价及对上述难点和敏感问题的正确把握，虽然在总体精神上与《历史决议》保持了一致，但无论是在叙述的广度还是在评价的深度方面都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因而它是与时俱进的，是新意迭出的，”[12]更为重要的是，《党史》二卷“这部书的写作是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反映了党对自身历史的总体认识和经验总结；同时，这部书也集中反映了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请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帮忙把关，吸收了他们的意见。”[13]也就是说，《党史》二卷提出的新观点和作出的新评价，既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又反映了学界的共识，因而既有权威性，又有代表性，国史研究工作者在把握这些重大历史问题时应予以重视和参照。当然，重视与参照这些准确记述和评价，并不是要以此为准，照搬照抄，更不是把它当成最后的结论而无所作为。正如《党史》二卷执笔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所说：“党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14]国史研究工作者应不断挖掘新史料，开拓新思路，采取新方法，提出新问题，在《党史》二卷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党史》二卷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

　　《党史》二卷的出版不仅在观点方面为国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而且为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史料。

　　（一）该书披露了许多档案资料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介绍：“《党史》二卷运用了不少新发掘的史料，借鉴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党史》二卷的注释中，第一手文献资料有495个，第一次公开使用的文献资料有144个。”[15]这些文献档案不仅增强了该书的权威性和新意[16]，而且对国史工作者研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经过统计后笔者发现，在《党史》二卷此次披露的140多件档案资料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数量最多，占了70多件[17]。而正是这个历史时段难以把握的问题较多，披露的档案资料较少。因此，该书公布的这些文献档案，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史研究工作者对中共八大后曲折发展十年的研究条件，同时对其前后两个时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也必将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笔者还发现，在《党史》二卷公布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毛泽东的文电、书信、讲话、谈话、批示等占了相当的一部分，总计有80多件，其中1949—1956年有20多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50多件，“文化大革命”时期有10多件。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党和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联，因此，很多国史问题研究的突破都有赖于有关毛泽东档案的解密及相关研究的推进。《党史》二卷此次公布的这些文献档案，对于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及新中国前29年历史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毛泽东年谱建国后部分目前尚未出版的情况下，这些档案资料尤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