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发展中国家，是指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如此，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状况看，中国无疑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近年来竟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常有一些组织和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提出疑问，甚至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国际责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人也提出要“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帽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正面阐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认真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会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自身的国情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权利平等意识缺失使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中国各项人均水平依然较低的客观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主要不是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而是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经济总规模看，的确不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中国13亿人口一除，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8594美元）的一半，只排在世界第106位，不到美国（4.6万美元）、日本（3.9万美元）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消费水平来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为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32821美元）的4%和日本（23681美元）的5.5%。从人均实物量消费看，2007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2332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4度，五个中国人消费的总电量没有一个美国人（1.3万度）消耗的多；2007年美国和日本每千人拥有汽车分别为820和595辆，世界平均每千人拥有汽车也达182辆，但到2009年中国每千人只拥有汽车49辆。

　　恩格尔系数是公认的能够综合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表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这说明中国人还需要用较大比重的支出来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而用于文化消费、卫生保健消费和休闲旅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的多。即使是从享受干净水的人口比例这一基本生活指标看，中国89%的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较远，也低于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从生活水平看，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民众真实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对此似乎视而不见，而热衷于在总量规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这些人士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或关注的。他们经常谈人权问题，但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宣传或攻击，服务于某种利益需要。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是由构成13亿多人口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来体现的。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应该不会忽略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人均指标，也不大可能不顾人均指标，仅凭总量指标就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其次，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认为，受世界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享受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一番言论，就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他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在这样的语境中，世界上的人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生活，可以高消费甚至高浪费的方式过好日子；另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消费水平不及美国的百分之四，即使他们有机会通过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有此追求，因为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平等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已经全然不见了。权利平等已经被那种生之俱来的西方优越感所替代。

　　面对日趋加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加上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不仅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后起国家同样也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所谓“增长极限”并不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分享人类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同样需要改变其过度消费乃至浪费的生活和增长模式。在这方面，责任的分配同样要基于权利平等原则。例如，在气候问题上，应当坚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相等”的公平分配原则，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