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学院联合举办的“《顾颉刚全集》出版发布会暨纪念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于2010年12月25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

　　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年终盛事　全集有1000万字为首次发表

　　据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俞国林介绍，自197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委派王煦华、顾潮、顾洪三位研究员负责《顾颉刚全集》的整理工作。《顾颉刚全集》分为8集、59卷、62册，总字数大约2500万，其中有约1000万字是首次公开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代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致辞，他认为，首先，顾颉刚倡导的以疑古为主题，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对于将史料的鉴定和甄别作为考察秦汉历史文化的基本条件，确定了指导原则。其次，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料的考察，也就是对秦汉历史源头和文化背景的研究，应当重视汉代学者的追忆、收辑、整理。再次，对于许多秦汉重要历史文化遗存的理解，顾颉刚的工作也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作为中国殷商学会会长发言，他指出，随着新史料的大发现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古史辨派”学者和新史学家一道为“重建科学的上古史”并肩战斗，由疑古走向释古、考古、证古并作出了卓越贡献。顾颉刚等学者对《尚书》等古籍的阐幽发微和研究、再研究，为中国新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集出版将推进对顾颉刚全面、正确的认识

　　与会学者认为，与顾领刚的学术成就及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相比，目前对于顾颉刚的研究还很不够，《顾颉刚全集》的出版标志着顾领刚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会学者围绕“顾颉刚与二十世纪学术”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指出，对顾颉刚的研究远远超出对某个个体学者研究的范畴，顾颉刚是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学者，通过他能使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史，而这样的学者是不多见的。

　　山东大学王学典认为，以《顾颉刚全集》出版为契机，下一步应转入更深入、更专精的专题研究阶段，从而把顾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平台。顾颉刚是众多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在古史研究、历史地理学、中国民俗学、经学和古籍整理等领域几乎都是垂之久远的典范。而顾颉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结构性转换，这一转换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王学典指出，顾颉刚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如何将一个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个学者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统一的样本。随着《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必将推进学界对顾颉刚的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引发一个顾颉刚研究的热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为顾颉刚最后二十多年工作的地方，历届领导都一直关注和支持遗著的整理和全集的出版，历史研究所许多同志也都盼望这部全集能早日出版，以便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顾颉刚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

　　反思研究方法 呼吁成立研究机构

　　与会学者还围绕“三十年来顾颉刚研究之得失及将来研究之重点”这一主题，对新阶段顾颉刚研究的方法和内容进行了反思和讨论。

　　中山大学桑兵指出，对于复杂学术人物的深入研究一定要注意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我们既要看顾颉刚及其弟子们的说法，还要看其他学者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可能是全面深入的。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除了可作为具体研究示例，其中还应蕴涵着顾颉刚的一般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如何处理神话传说与历史研究的关联这一难题，因而可以在方法论意义上加以思考。桑兵关于分科治学问题的思考引起与会学者的讨论。

　　在谈到顾颉刚经学研究问题时，王学典认为，顾颉刚与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关系的研究涉及对其一生学术的评价。之前由于顾颉刚对康有为的刘欲“遍伪群经”说的认同，使得人们普遍认为顾颉刚是个“经师”，而实际上他的研究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之争”。这一点尚需进一步深入的专题研究予以说明。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认为，要做好经学研究、国学研究，一定要做好顾颉刚研究。全面整理顾颉刚经学研究成果，是我们开展下一步经学研究的前提。

　　鉴于顾颉刚研究新的发展形势，王学典提出，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推进顾颉刚研究，有必要创办《顾颉刚学刊》，给全国的顾学研究提供一个专门的交流、展示平台。以此为基础，在若干大学建立“顾颉刚研究所”或“顾颉刚研究室”，进而成立一个协调海内外顾颉刚研究的组织或学会，把顾颉刚研究系统推向深入。

　　在会议最后，王煦华表示，短期内创办研究组织、创办学刊有一定难度，目前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一全国理论学术大报的学术平台，不定期集中刊发对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术大家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