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五朵金花”是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等五个重大理论问题的集中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鼎盛于五六十年代，嬗变于八九十年代，至今仍有重要影响。 

　　显示出旺盛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某些质疑甚至否定“五朵金花”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五朵金花”研究是用西方历史理论之“履”，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结果只能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四不像”。有人干脆将“五朵金花”贴上“假问题”的标签，打入另册。甚至有人认为，将秦代至清代称为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大的“冤假错案”。种种观点不一而足。这些论点大多根据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西义和古义，来评判中国史家的“五朵金花”研究，指责这些研究“僵化肤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五朵金花”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其中涉及的中西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差异？这是一个伴随“五朵金花”而来的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家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被赋予特定学术含义的核心话语与其本义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区别已逐渐成为基本常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激烈论战后，中国无奴隶社会、无封建社会的观点不仅没有被广大学界接受，而且渐趋淹没无闻。相反，唯物史观的基本话语逐渐被广大学人接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基石也在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日渐稳固，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那些以西方理论产生时的含义来反观和审视“五朵金花”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得出的认识，既是片面的、机械的，又是简单的、武断的，除了重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陈词滥调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 

　　“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实际而成功构建新话语、新理论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史家对诸如“封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阶级”、“阶级斗争”、“民族”、“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等术语进行了改造和嫁接，并赋予了新的含义，创造出行之有效的基本逻辑工具，前所未有地成功构建起探讨研究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学术话语体系。“五朵金花”因其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贵探索，第一次使得中国人对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看得如此清楚、如此真切，培育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因而具有不可抹杀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若将“五朵金花”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量，放到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一元多流的历史发展路径框架下加以探究，或许会得出更加富有说服力的判断。 

　　关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不仅没有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学术话语的转换，变成无意义的“假问题”，相反随着人们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愈发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包容性和阐释力。 

　　回应时代主题 

　　有人以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等观点，试图否认“五朵金花”研究的必要性。有人则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归结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单线发展论，并横加指责，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都是建筑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这些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萌芽的诸种观点，都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引起广泛讨论，引起激烈论战。现在的事实是，无论这些否定者如何阐述其观点，却始终未能构建起完整的理论与话语，更拿不出运用其观点阐释中国历史道路的宏观性研究成果，尤其拿不出通史性成果。唯物史观的基本话语与研究范式始终不失服膺者和捍卫者，“五朵金花”研究致力于探讨的问题至今也仍在如火如荼地探讨着，不断取得新认识和新进展。“五朵金花”研究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贯通性研究，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其研究理念、基本观点和价值判断仍是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出发点和普遍遵循。 

　　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是阐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锐利理论工具。正如有学者所讲，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代表的“五朵金花”研究，事实上就是对“中国能现代化吗”这个恒久问题的探讨，只不过这个讨论变换了论说方式和学术语言。以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能够轻而易举地抓住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最终的问题指向究竟是什么？很显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绝非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简单套用和机械模仿，而是对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深层次思考与探讨，是对近代中国时代主题的回应与关切。更有研究成果指出，现代世界并不是由西方独自缔造的，而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创造的，原发性的现代化决非西欧一条道路可走。因此，“五朵金花”研究也就是在探索中国逐渐走向现代世界的途径与过程，具有内在的原发性驱动力。这一认识极大地拓展了“五朵金花”研究的空间，将“五朵金花”研究从线性发展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大提升了相关问题研究的世界意义。 

　　中国当代史学不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构建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与现实模式。中华民族在充满信心地面对世界、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同时，也面临着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和风格，构建具有中华民族气派和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形态的艰巨任务。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是在延续“五朵金花”研究曾经成功构建起国人自信心的努力，这是时代赋予当代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个时代的学术，有其发生、发展、嬗变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不同的时代之所以对“五朵金花”研究揭示的问题表现出持之以恒、不绝如缕的研究兴趣，也正说明了这些问题乃是事关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大命题，需要根据时代需求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水平，取得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五朵金花”研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具有发覆之功，成功构建了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并对西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当今时代进一步深化历史研究、构建适应新时代学术话语的前提和基础。 

　　彰显史学时代品格 

　　19世纪以来，西强中弱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便在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西方武力不能奏效的形势下，西方列强也没有放弃瓦解、分化中国的图谋，而是寄希望于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西方强势话语不断变换着面貌，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蕴含的历史观、价值观加以冲击与否定、腐蚀与改铸。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告别革命论、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全球化、“普世价值”等，都没有改变其腐蚀和否定中国主流价值、学术话语和发展道路的基调。 

　　就拿兴起于西方的国际汉学来说，正如有学者所言，它既有意无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又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因而无不是站在以西方为主体的立场之上。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改换面貌的西方话语表达形态，不少学者采取了一味追求和模仿，甚至全盘接受、照搬照抄的态度。在笔者看来，一个时期以来盛行的“汉学热”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如果我们对这些舶来之物不加区别地悉数接受，甚至对这种“汉学热”持以某种崇拜心态，那就不仅起不到繁荣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作用，而且不利于我们的学者建立学术自信。在此背景下，史学界对“五朵金花”基本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和激烈争鸣，也就在所难免。 

　　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该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和优秀遗产为土壤，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遗产为根基，在借鉴外国史学优秀思想基础上，培育出当代中国历史学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彰显出当代中国历史学的时代品格和学术风貌。“五朵金花”讨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当代史学最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通过“五朵金花”研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且成功构建了至今为止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和理论阐释力的研究范式，创造出紧扣时代脉搏、推动社会发展、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文化成果。历史上的“五朵金花”研究尽管存在某些时代局限性，但从整体上看仍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和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是当代中国史学上的一座“富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