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问题成为世界学术界的显学。不但当代中国问题是这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如宋明经济、朝贡体系等也是这样。这其中，以“全球史观”视角重新观察中国的学术潮流，最吸引人们的注意。

　　“全球史观”在当代中国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市场，循着这种思路，有些人甚至把英国官匪一家的私掠政策当做西方先进文明介绍。同时，“西方中心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流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西方经济不断爆发危机，世界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不断深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日渐深刻。“全球史观”正是这种反思潮流的一个代表。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这样才能“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此后，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德国学者弗兰克的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尽管有各种问题，并且坚持“全球史观”的学者内部对欧洲为什么最终成为第一个工业力量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通过布罗代尔、贡德·弗兰克、杰克·古迪、王国斌、彭慕兰、杰克·戈德斯通和布劳特的努力，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直到18世纪的某一时刻，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文明之间不存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本质差别。同样得益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与“全球史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拜罗克进行激烈论战的安格斯·麦迪逊也不得不承认：“欧洲的进步归功于更快的科学技术进步，也归功于对美洲大面积地区的征服和殖民所带来的收入，以及来自它同亚洲和非洲的贸易所带来的收入。”

　　与提供更多的中国古代史资料、推进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深度相比，“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对“洋教条”崇拜的破除在当代中国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思想源流

　　当然，“全球史观”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中心观”也存在相当的问题。笔者并不质疑这些学者的客观公正和学术道德，但也无须讳言，任何学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诸如时代、文化甚至是个人因素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一直是一个弱小国家，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最近30年的发展颠覆了这个形象。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而由于中华复兴导致的自信心的回复（有些表现为过度膨胀），也使一些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并推动了这个潮流。

　　自“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世界的构建和想象只能指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尤其是中华文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崇中华文明，并不是现代西方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完全是对西方文明丧失信心后的偶然现象，而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些西方学者的传统。17—18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着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从神秘的哲学、严肃的政治、精致的艺术到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风格，中国形象在欧洲社会面前展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这种泛中国崇拜既建立在当时西方与东方实力的对比上，也建立在东方文化的神秘以及历史文化失衡的心理上，因此并不完全以物质实力为限。“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解释范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心理。

　　以史鉴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多半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两方面都受到西方压制与影响的事实。物质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缺乏历史文化自信，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阻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