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场以军事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防战备建设和工业迁移，对于保卫国家安全、改善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三线建设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重点，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在史料体系建设、理论阐述构建与研究视野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此同时，三线建设研究依然存在研究视角单一、同质化严重、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等问题。有鉴于此，为纪念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进一步推进三线建设相关研究深入开展，总结和探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宝贵历史经验，2024年7月6—7日，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四川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物质遗产与历史记忆：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和四川省文物局作为指导单位，由《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四川大学博物馆联合承办。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晓虎教授，当代所副所长、《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李正华研究员，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会长武力研究员，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四川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进，广安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馆长唐熙浩等分别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大学等全国30余家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就以下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工业文明

　　三线建设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参与人员众多，其对当代中国整体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一历史壮举不仅为当代中国工业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更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虽然当前针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已颇为丰硕，但多聚焦于具体事件或项目，缺乏对其内在逻辑演进、核心价值及深远影响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缺乏从宏观视角审视三线建设如何融入并影响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及其在人类工业文明演进中的独特地位。对此，大会主题发言将三线建设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经济、社会乃至全球化背景中，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的考察与分析。例如，工经所研究员史丹认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形成具有“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生态型和融合性”五大特点，共同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明发展进程，展现了中国工业文明独特的发展路径与辉煌成就。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研究员陈东林对三线遗产的基本概念和存量作了界定，归纳了其保护利用现状，认为未来的保护利用工作需要结合三线遗产特点进行创新，打破行政区划，实现整体规划，优化建设布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伯英认为三线建设是人类工业迁移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工业生产的构成要素。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吕建昌对“民用三线企业”和“战备三线企业”进行了属性差异上的分析，认为判定工业遗产是否属于“红色工业遗产”，关键要区分“是否具有党史价值”。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谭刚毅则以“中国一汽”的发展历史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了战备环境下三线企业建造模式的具体转变，认为在空间、时间成本双压缩的情况下，三线企业最终的施工规划布局与建设之初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二）多学科视野下的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的复杂性、广泛性等决定了三线建设研究要超脱单一的历史学维度，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近年来，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推进，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已在相关问题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多学科视野融合的原则，相关会议论文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例如，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孟璠磊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三线建设规划思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范瑛利用城市史研究中的“双城”理论，分析了国家决策、地方政策及企业诉求的结合是如何奠定地方工业格局和历史基础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宋爽利用文化表征理论，分析了国内三线工业遗产文化叙事所呈现和重构出的整体文化面貌。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杜翼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揭示了三线人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的形塑，以及“三线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为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参照。与会学者认为，上述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不仅丰富了学界对三线建设的认识，而且还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思想碰撞与知识融合，为三线建设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三）三线建设研究的历史学新阐述

　　经过多年积累，三线建设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路方法，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新兴的研究方法日渐兴起。这既让此前探讨较多的决策、部署等“老”题得到新的解答，同时更让此前关注不多的新领域得到更广泛关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三线建设的知识图谱。这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多有体现。例如，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君锋从情感视角入手，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情感意蕴，认为关注宏大历史叙事下微观个体的感受，可使严肃、理性的备战运动更具温度与情怀。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杨以旅行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三线内迁人员在内迁过程中的心态与情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赛赛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越南实习生培训项目为例，剖析了其在政治和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段伟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了三线企业的环境保护问题，认为贯穿其中的国家宏观战略要求始终是三线企业进行环保实践的强大推动力。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升起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例，探讨了管理者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性行为。上述研究展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史学新转向，即不再满足于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与复述，而是致力于通过创新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的研究视角，不断挖掘和揭示三线建设中那些未被充分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四）三线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等的发展

　　三线建设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与基本结构。全面、深入、准确评估三线建设的历史作用与长远影响，就需要聚焦于地方层面三线企业的具体实践，通过深入剖析三线企业如何嵌入并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揭示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变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已对相关问题做过深入探讨，但量化分析等研究方式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有利于更好揭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路径，总结归纳相关成功经验。此次会议不少论文均关注到这一议题，并运用丰富的研究方法做了较好地探讨。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超以四川绵阳、德阳为切入点，探讨了国有企业主导型城市在转型中存在的类型化差距。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严鹏认为，三线机床工具工业的建厂是一个形成新能力的系统工程，并非简单的地理搬迁，有赖于三线职工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肖翔则对三线建设中的电子工业改革转型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在解决军民产品结构失衡、技术进步缓慢的问题后，为改革开放后电子工业赶超提供了重要支撑。　

　　（五）三线建设研究的代际传承

　　从决策到开展再到调整搬迁，三线建设已走过数十年，一大批年轻学者投身该研究领域，既能很好发挥其优势，但同时也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历史现场感的缺乏使得一些研究成果不够深入。为此，本次会议特别策划了“亲历与记忆：三线建设代际面面谈”圆桌论坛，以期为年轻学者和历史亲历者搭建交流平台。在贵州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白平和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张鸿春的主持下，六盘水市三线文化促进会会长余丽娜、工程兵五十四师光辉历程纪念馆馆长郭武军、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陈新良、重庆工程师协会三线专委会陈晓林和原兵器398厂蒙庆等，结合自身的三线建设经历，与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崔龙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黄俊林等展开了亲切交谈，从初代、二代、三代三线人的不同视角，追忆了三线建设时期的生产与生活，探讨了三线建设研究中的问题与发展前景。这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更是对既有研究的学术视角与亲历者视角差异的深刻探讨。亲历者既提供了反观历史现场的第一视角，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术研究中可能存在的视角局限与史实空白，为理解三线建设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当然，亲历者也有“局中人”的短板，研究者需要注意平衡掌握，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繁荣发展。

　　总之，本次研讨会深入讨论了三线建设在新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价值与路径，展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学科交融视野下的全新前沿成果，充分体现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多样性、开放性与融合性，为深化新中国史研究注入了崭新的学术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重要的史学智慧和力量，为三线建设体现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提供了厚重的历史底色和能量。

　　［作者简介］梁淇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