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2022年11月19—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史学会、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线下会场设在山西大学，三十余位学者受邀与会。与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未来趋势，参会论文研究领域丰富，跨学科研究特色鲜明，个案研究推陈出新，创新与对话意识强烈，较好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历史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与困境，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视角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探讨。

　　一是从长时段视野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其延伸至党史领域，开拓与深化了中国社会史研究。聚焦时代需求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后，围绕于此，社会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夏春涛《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一文以史为鉴，从行政体制、治理理念、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层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实践与经验，总结了其在当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以及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继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启示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立足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建设视角，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体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直接对应着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党史研究，丰富了党史研究的面相。

　　二是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不足与困境，强调深化问题意识与跨学科研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孙江以“社会史还剩什么”为题，凸显了问题意识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学者只有不断强化问题意识，才可能迈出再出发的一步，发出属于自我的声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积明回顾了中国社会史研究70年的发展历程，指出21世纪社会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边界不断扩展，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在新的学术理念下形成了新的方向，认为中国社会史不仅对中国历史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未来发展的空间无限。

　　三是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进区域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石，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开放的历史学科一样，中国社会史也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对社会史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医疗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等专题史，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整体的、多学科的基本理念在不同专题与层面的影响。具体到地理学与历史学结合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指出，20世纪是地理学全面进入历史学的世纪，区域性研究方法是现当代地理学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他还立足山西区域，针对当下区域性与整体性研究对立化、区域研究碎片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探讨。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方面，青岛大学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中心杜婧以“作为独立认知体系的黄河流域宗族”为题，提出在研究时应搁置“华北与华南”或“南方与北方”这样的比较研究框架，将黄河流域宗族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或单元予以审视。

　　二、多学科交叉视野下的社会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得益于其从未封闭自我的研究边界，不断跨越学科的藩篱，注重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与对话，推动了自身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与扩张。

　　一是日益重视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余新忠等人从概念史与知识史的双重视角出发，对“鼠疫”概念的形成和流行及其意义作了探讨，阐释了人畜共患病的知识演进脉络。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立足于野生动物与人的关系，探讨了明清太行山、吕梁山区域人与虎的关系，指出随着人类开垦山地、开发矿产等活动，在此区域内呈现了人进兽退的大趋势，但其中亦夹杂“人逼禽兽”与“禽兽逼人”复杂的动态演变关系。

　　二是对图像史、环境史与水利社会史的交叉研究进行了拓展。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以历代“泾渠图”为中心，关注了引泾灌溉在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兴盛、起伏、衰败与重生，指出宋元以来泾渠兴衰与关中水利社会变迁是为应对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持续稳定地维护泾渠水利社会的合理运行。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嘎从《永乐大典·太原志》中所见的太原府总图及所属各州县28幅政区舆图入手，探讨了其成图时间与历史地理学价值。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贾国静等基于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对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聚焦于惠民县具体个案，指出黄河水患与县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建构，从而促成了新的但比较脆弱的灾害性生态系统。

　　三是从新闻舆论及媒介传播视域切入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展龙聚焦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图景，认为明代舆论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与道德说教的集中体现，是官民意志与集体利益、国家政治与公众话语的互动表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曾伟借助对明清时期县志的分析，认为方志反映和强化了地方认同，同时地方认同的存续在外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又成为纂修方志的缘起。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贾登红指出，在解放战争时期，囿于交通物质条件的局限，邮工对解放区内中共领导下邮政体系建设与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太行根据地及其周边区域民众的信息交流、新闻获取与政治认同。

　　三、思想文化、经济与灾荒史研究

　　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课题，本次会议学者们围绕新材料与新视角呈现了这两个领域枝繁叶茂的研究态势。与此同时，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日渐得到重视，灾荒史研究也日益升温，在本次参会论文中亦有所体现。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李放春将瞿秋白对士绅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关系的认识置放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政治情境当中加以审视，展示了个体理论思考与革命实践之间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通过重访吴景超的汉代历史研究，认为吴景超历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针砭时弊的意义，当然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赵中亚对庚子善后过程中山西地方涉案官员的命运进行了考察，从惩处地方官员名单的出台、清廷以及岑春煊维护名单上所列官员正当权益的努力、涉事官员个体的挣扎等视角呈现了其过程的复杂曲折。

　　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对晚清新出现的“捐纳指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亲老告近”等制度相结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为民国以后回避制度的废除以及本省人任职本省的制度埋下了伏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从日常生活史视角出发，提出“生活中的财政”的观念，指出随着近代媒介的发展及财政知识的传播、政府职能的扩张、民众的观念及集体行动方式的变化等，导致财政走进近代不同阶层、群体的民众生活及观念领域。民国年间山西票号的衰败是中国传统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亚以新见票号信稿为中心，将研究视角聚焦距离革命形势最接近的汉口，重点考察山西票号因应辛亥革命的过程及其影响，并对其转型困难的因素提出新的解释。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力对不同历史时期荒地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指出明清以来的荒地问题涉及赋役、农业经济、人口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灾荒史研究方面，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陈亚平认为清代康乾时期的雨泽奏报要求地方官员随时查报雨水、粮价、收成与农业等方面的情况，强化了政府救济水旱灾荒的责任，减少了地方隐匿灾情的现象，并发展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韩祥讨论了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危机，指出钱荒危机破坏了城乡社会原有的货币流通秩序，清政府希图通过铸造轻质制钱、开铸大小银元、开设官钱局等调整钱法的举措来应对钱荒，虽遭失败，但由此拉开了清末货币金融改革的序幕。

　　四、社会史视野下的抗战史研究及其他

　　抗战史研究也是本次会议一个热点议题。抗日战争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其间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史议题，对我们认知与深化抗战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将区域史作为推进抗战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暨山西大学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心祁建民的《日本的华北农村调查及其问题意识变迁》从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改革开放以后的再调查、现代中国农村调查入手，分析了多次日本华北农村调查的目的及任务。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以山西根据地为核心，揭示和阐发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山地社会中的多重实践及其历史图景。

　　二是凸显了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抗战史研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景平以河西走廊中西部为中心，探讨了近代战乱中绿洲社会的日常生活，指出绿洲社会的自然与人文特性，使得近代绿洲社会在战乱中表现出较为特殊的面相。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马维强从日常生活视角开展山西根据地史研究，指出既有研究多侧重从历史人物、组织、制度、政策演变和根据地建设过程展开，较少从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专题讨论，忽略了对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探讨。

　　三是对各类空间与沦陷区研究的重视。“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一直是中国社会史学界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方法，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聚焦“无庙不成村”的山西村落庙宇空间，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庙宇进行了多元利用，创造出以抗战为目的的政治、文教、军事、后勤保障等空间类型。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从构建数据库、可视化表达、空间分析等视角探讨了GIS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应用，阐释了GIS为历史地理学研究带来的新活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韩晓莉聚焦沦陷时期的北平娱乐生活，对沦陷区社会内在变化和复杂性展开细致研究，避免了以往研究仅用“苦闷”“隐忍”“抗争”概括沦陷区民众生活状态，指出即使在娱乐场也涌动着民众或无声或隐忍的反抗。

　　此外，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围绕“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密集研读20世纪50年代历史文献资料的探索历程，从“努力扎根沃野”的角度对其研读经验作了概要总结。他特别强调，20世纪50年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经验领域不仅能不断充实、深化我们已有认知、思考，而且是能不断开启我们新知识、新思考的经验宝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张佩国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苏联时期的历史编纂乃至社会主义实践有重要影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范本”。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郭心钢对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资料的利用与研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无奇不有，无所不包”，在利用这一时代的资料时要注意求同存异、见微知著。

　　结语

　　在论坛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指出，伴随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已过“而立之年”，其倡导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学理念及集体化时代资料建设享誉学界，值得关注与重视，期待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继续夯实资料搜集与整理，加快数字化建设，从山西区域出发，在下一个“三十年”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始终是值得关注的一项议题，反思以往、面向未来成为本次中国社会史学术论坛的一大热点。与会学者认为，面对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挑战与困境，学界须不断反思与检讨既有研究，克服“碎片化”，以整体史观为指引，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最终，在夯实中国社会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础之上，增强自身的使命担当与学术关怀，把社会史研究推进到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史学功效。

　　作者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转自“史学理论研究官方公众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