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论就 《资本论》的哲学性质这一命题本身的内在意蕴而言，还是就《资本论》当代性意义的有效论证来说，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本质理论向度，把作为经济学作品的《资本论》同时视作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卜祥记

　　一般而言，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似乎没有人否认《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因而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向度也就似乎不能被称作什么“新视角”。但是，问题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纵观数十年来的国内《资本论》研究，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格局已经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人们看待 《资本论》的方式。这种理论格局乃是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壁垒，而分属于壁垒两方的学者们大多都认为：归根到底，《资本论》不过是一部归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畴的经济学著作，如果说它具有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那只不过是因为它具有哲学的意义。然而，当人们如此对待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时，它与我们说 《高等数学》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之间有何本质区别呢？也许，人们会说，如此不成体统的类比尚不足于真正表达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论》的哲学意义，因为当他们赋予《资本论》以哲学意义时，可能还包含着如下更为深刻的含义，即《资本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试验田”。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草创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后，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利器，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也就验证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判断的科学性质。但是，在这里出现的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外在关联——《资本论》是一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著作，而唯物史观则归属于纯粹的哲学。我们实在看不出：当人们在这样的理论格局下谈论《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与我们讨论《高等数学》的哲学意义有何本质性的区别？至于那种以罗森塔尔为代表的从《资本论》的哲学方法论视角赋予《资本论》以哲学性质的做法，更是不仅不能真正呈现《资本论》作为唯物史观本质的理论向度，而且把真正的哲学完全降格为单纯的方法论了。

　　“过时论”的实质

　　把 《资本论》作为单纯的经济学著作，仅仅外在性地赋予其哲学的或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还包含着一个内在的巨大危险——随着资本主义的当代性进展，《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实际上，只要人们把《资本论》理解为外在于哲学——唯物史观——的纯粹经济学作品，“过时论”必将成为《资本论》的宿命。既然它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不过是19世纪的“工业资本”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经济活动规律，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当代性进展，当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推进到所谓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当“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左右当下经济活动甚至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逻各斯”时，《资本论》的当代意义自然就成了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站在纯粹经济学的立场上，固执地且全面性地捍卫《资本论》的现时代效用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多年以来，《资本论》“过时论”的各种论调甚嚣尘上。大致说来，构成其理论依据的无外乎《资本论》理论观点的失效与研究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前者而言，温和的“过时论”指证，《资本论》的个别理论判断在今天不再适用，而激进的“过时论”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作为《资本论》核心论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就后者而言，它不过是“韦伯问题”的理论再现。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科学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必然是“价值关联”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必须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样板中，韦伯所提供的“理念型”的实验性模式最终也是失败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现代经济学家们用“韦伯问题”棒杀《资本论》，以标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自誉“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但又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工具，这是最为典型的自相矛盾。因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只能是价值无涉的，只要把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引入经济研究，它就不再是公正客观的科学研究。其言下之意不过是要说：像一切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应当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全人类的科学，是无利益立场的对利益关系的研究。

　　唯物史观是理解《资本论》的真实向度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并决定性地回应上述论调呢？问题的症结依然在于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如果我们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的本质理论向度，以上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其一，如果《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它本质上是一部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那就意味着即使它在经济学意义上做出的个别理论判断不再有效，也根本不影响《资本论》哲学立场的科学性质。换言之，《资本论》对支配现代经济生活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对“资本逻辑”历史性的分析以及对“资本逻辑”统治人类历史的暂时性的指认，并不因之而过时。那种彻底拒斥一切指责，全面捍卫《资本论》一切理论方面及其理论要素的立场，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时代创新的。

　　其二，如果把《资本论》作为本质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巨著，那对作为其核心理论要素的诸如劳动价值论等理论判断的指责，就已经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责，它已经成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立场的指责了。由此一来，对这一指责的回应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内，而必须上升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了。换言之，“劳动价值论”是否失效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立场问题，是如何看待“资本逻辑”的历史地位问题，是是否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宏大叙事规律的问题。只要“过时论”者们无法提供——事实上他们至今也的确无力提供——不同于马克思的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架构，他们对《资本论》核心理论判断的指责都是无效的；只要我们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本质立场与核心理论高度，也就为从根本上捍卫《资本论》的核心论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包括哲学家们）必须跳出狭隘的经济学视阈，真正赋予《资本论》以本质性的哲学性质，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根本理论向度。

　　其三，就《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围绕“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所发生的对马克思的指责再次证明：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研究立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一旦我们把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作为讨论《资本论》研究方法之科学与否的内在根据，依据“韦伯问题”对《资本论》的理论证伪就会烟消云散。实际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预见到而且已经据此破解了这一可能发生的指责。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这就是说，《资本论》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利器却又同时具有普遍的科学性质，是由于工人阶级虽然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但它自身的利益诉求与人类解放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同时也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立足于工人阶级立场的《资本论》意味着工人阶级特定价值立场的介入，那么这种价值立场也由此同时具有了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意义。

　　具有科学禀赋的历史唯物主义巨著

　　马克思曾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意味着工人所遭受的奴役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有史以来人类奴役制的最高形式；它的消亡也意味着一切人类奴役制的彻底终结。它意味着，在《资本论》中，我们必须对人类奴役制生成演变做出历史追问，意味着在这一追问中历史地展示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来历与实质，并揭示出根本消除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其实已经蕴含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草创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或许只有认识到这点，人们才能彻底跳出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理论纠葛，进而懂得《资本论》既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又是具有普遍的科学禀赋的历史唯物主义巨著。

　　总之，不论就《资本论》的哲学性质这一命题本身的内在意蕴而言，还是就《资本论》当代性意义的有效论证来说，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本质理论向度，把作为经济学作品的《资本论》同时视作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