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传播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版本考证问题，更是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为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最佳路径。

　　作为一种诞生于欧洲的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长为参天大树，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值得学术界进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推动这一研究，“马克思主义月刊”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系列连载”专版。在连续刊发的12版次中，按历史线索发表各类相关学术文章40余篇。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杰出人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央苏区的传播”、“毛泽东经典著作的编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理论文章的发表，使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经过近百年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各4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斯大林全集》13卷以及《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等。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其经验，必将有助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典文本考证和解读、重要理论问题的分析、研究方法等，但是并不注意作为中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编译和传播史的研究，这大大制约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正因为如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传播史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正如衣俊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所指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忘记一项基础性工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如果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这种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显得更加重要。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我们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但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所表达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能够有效防止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二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三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

　　回顾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它内在地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编译史紧密相关。正是在经典文本的编译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由此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不竭思想资源。这当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恐怕要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列宁全集》第一版、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一系列鸿篇巨制的编译出版了。按照学者们的研究，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编译就经历了长达30年的时间，50卷320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出齐，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并且也是目前在世界上能够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相媲美的版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全集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使马克思恩格斯所撰写的、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珍贵文献变成了中国人民可以直接享用的精神财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文本的译介问题，但深层地，表征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怎么翻译，这不仅需要语言的知识，还需要译者深入到外文文本的语境中，深入到文本诞生的思想史背景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翻译的“信达雅”，才能帮助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是由于这些经典文本的译介，我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诸如“革命”、“阶级”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用来表达思想的重要概念。由于基于文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人们对历史规律和实证科学的认识日益深化，这也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系列经典文本的译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思想研究才有了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才有了可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早日实现。

　　不同于整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单行本的编译出版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这既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也包括《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仅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关联。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传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最先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共产党宣言》。“五四”之前，《共产党宣言》已经有了零星的、片段的译文，但直到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经李汉俊校阅、陈独秀审定的“红色中华第一书”——《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才在上海出版。而且，这一全译本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草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自觉地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开始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译介透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翻译什么，出版什么，以什么方式出版，产生了何种影响力，直接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大革命失败后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编译，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李白玲在《延河之滨的希望之光———延安时代马列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以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编译为例给予了详细说明。1937年之后，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最前沿。在这一时期，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机构的成立、一批编译专家成长起来、一批理论研究的著作出版等，都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并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个部门汇集了一大批熟练掌握英、俄、德、法、日等语种的人才，编辑部的目标是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到194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同时，延安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译著，如《列宁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以及《剩余价值学术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为延安的群众和干部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继续革命的精神动力。同时，伴随着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的发行，延安兴起了一股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带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窑洞中撰写了大量传世之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做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由此可见，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探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版本考证问题，更是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去总结历史经验，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最佳的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百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实际上就是回顾前辈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历程，回到文本编译的思想史和现实语境中，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