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论特征

　　从以上内容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蕴涵了一些新的理论特征。

　　其一，融合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跨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视界，融合了广泛的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就此而言，它不仅超越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而且优越于许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神学马克思主义等。

　　其二，原创性。虽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某种意义的原创性，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则更为鲜明突出。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诸如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社会形态，它是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体系结构，还是一个生命体等；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创立了“长周期”研究法、“否思”思维方法、“一体化学科研究”法，乃至“世界体系分析”范式，把“世界体系’，作为考察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分析单位等。

　　其三，批判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理论而创立了“否思”思维方法，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科体系弊端，提出了“消解学科边界，广泛融合学科资源，促进人类文化的良好发展”；它还通过批判地汲取马克思的“大历史”视野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而创立了“世界体系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工具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等。

　　其四，修正性。比如，“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理论修正为反体系运动理论，把“世界历史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板块结构扩张论”，把“危机论”修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和“霸权危机”等。这类“修正”正确与否，需要科学认识、仔细辨析，但是，客观而言，它比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判识更具“颠覆性”。

　　深化研究五途径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研究。当前，为深化我国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握和研究，需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同题意识”。我国学者较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思考“世界体系论”，更多的人可能不承认“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新思潮。这就意味着，首要的工作还是树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觉意识”，其次需要帮助人们明确这一研究对象的“问题框架”。

　　第二，提升视界融合能力。“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体化学科研究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理论，不仅跨越了多种学科视界而且融合了众多学科资源和研究方法，这在客观也必然相应地要求研究者具备多重的理论视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从传统哲学视界转向跨学科或“多元学科”视界的一种代表性理论。我们需要从一体化学科研究出发，打破学科边界，提升对多种学科视界的融合能力及其资源的整合能力，以便展开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揭示其多重维度的理论意义和内涵。这种融合能力也有助于中国学者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的总体”研究，确证其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当代价值。

　　第三，培养创新思维。“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学术界有着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力，根源于它的许多新理论具有独特的见解，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某个“创新思维”。当然，诸多新观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它的理论创新是一种批判继承的“扬弃”活动。这启示我们，带着真正的“创新思维”来理解“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更能够理解它的理论实质和精神追求，也更容易懂得它的“创新”和“否思”的真谛，从而真正体会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激进主义左派”理论之原因所在。

　　第四，建设专业的研究队伍。在新时期，首先要加强我国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建设，改变研究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其次要加强学术队伍的思想修养和学术道德操守训练，杜绝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再次要着眼于队伍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保障这一研究工作可持续进行；最后要加强领军人才的培养，以学科建设为导向，设计一条研究思路，立项一批课题，推出一批精品成果。

　　第五，强化引入和翻译工作，拓宽工作领域，加大工作力度，翻译相关作者的著作和外文期刊的相关专题性论文。比如，《评论》、《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纪实》、《激进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每月评论》等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译介，其他代表性人物的著作也需加强引入和翻译工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