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原来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失。自由市场经济战胜了中央计划体制。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这是历史的终结，即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进入２１世纪不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遇严寒，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与制度缺陷随之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完美”产生怀疑，世界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德国人哈贝马斯是世界上被公认的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批评。哈贝马斯认为，进入资本主义晚期阶段以后，自由竞争、劳动与资本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陷入了崩溃边缘，而资本主义却没有为新的发展找到一种可以信赖的思想武器，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危机，这使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面临深刻的挑战。２００５年德国开始了一轮关于资本主义的大讨论。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明特菲林在一次党纲论坛会议上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只顾赢利，忽视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观。这位德国社民党元老说：“我们的批评正是针对那些国际资本强权，针对只顾暴利、全盘经济化的短视做法。有些金融投资商从不考虑人的价值，不考虑他们正在毁灭人的工作位置。他们不带名称，没有面孔，像害虫一般扑向企业，挖根蚕食，最后一走了之。”
欧债危机后，德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以及政治制度的批评与日俱增。德媒体上也刊登了一些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文章。如德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认为，美欧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着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政府和民众组成了“毒贩和瘾君子”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更多，这导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政府现在必须保持财政平衡，这意味着民众必须接受“戒毒治疗”。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外表归因，其主要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奈把现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定义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是西方国家体制的一大特征，它体现在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因此推动金融资本迅速膨胀。
德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弊病之一是效率低下，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议员有权过分阻挠政府，以及永远存在的竞选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
欧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胀、高失业等问题使各种恶性社会骚乱事件频发。美国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开始席卷德国。仅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门前，就曾聚集了５０００名抗议者。游行者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他们的愤怒已不仅仅集中在“贪婪的”银行家身上，而指向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不公。示威者认为，政治家做的只是让欧洲深陷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社会上那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除了法兰克福，柏林也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理府门前示威，有数据显示，整个德国有超过５０个城市出现规模大小不等的游行。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被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政治和体制的深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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