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以后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东欧形成了几个不同的集团：新的欧盟成员国、渴望入盟的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和仅仅实行了部分改革的国家（塞尔维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上述国家中，几个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如塞尔维亚（２０００）、格鲁吉亚（２００３）、乌克兰（２００４）和吉尔吉斯斯坦（２００５）。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如乌克兰是橙色、格鲁吉亚是玫瑰色）作为一种标志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２００５年，其他具有相似经济和政治发展轨道的国家（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前就被制止或者发生后被成功镇压。而且，此类现象不仅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２００５年黎巴嫩发生了“香柏”革命，乔治·布什认为２００５年伊拉克大选后的“紫色”革命标志着民主的到来人们一直把颜色革命与早先的“独裁统治的转轨”联系起来。
“舞弊”的指控有时是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随着而来的是对现当权者的不信任运动。投票后民意调查是一种政治工具，一旦宣布选举舞弊，它就会被媒体夸大。例如，乌克兰最初宣称“选举舞弊”是基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的投票后民意调查，而此后一个月的再次投票后民意调查使挑战者尤先科（Ｙｕｓｈｃｈｅｎｋｏ）成为胜利者。这些指控设定了这样一种政治情景——一种想当然的政治臆断——选举舞弊已经发生。就２００８年２月亚美尼亚前总统列翁捷尔—彼得罗相（ＬｅｖｏｎＴｅｒ－Ｐｅｔｒｏｓｓｉａｎ）领导的失败的“革命”而言，尽管国际观察家们声称其选举接近欧洲的标准且几乎没有违规行为发生，但是反对派操控的媒体宣称选举伴随着“争吵、威胁和操纵”。像这里讨论的其他现象一样，发生在亚美尼亚的骚乱具备未遂政变的特征，它是由以前的政治领导人领导的，支持的群众人数估计从１万到５万。媒体描述的“人民的力量”实际是精英操纵的示威。大众可能会被令人欣快的革命思想所吸引，但却是本土反对派精英在政治交易中的工具，常常得到那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外国势力的鼓舞。这样的革命如果成功了，随着而来的不是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而是精英循环，前统治者要么被驱逐要么被选入新的精英圈子。“颜色革命”这种现象是一种新型政治运动，需要找到一种契合它的政治变革范式。本文首先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政治变革；其次把“颜色革命”定义为新型的革命活动：它是公众抗议和政变的结合——革命政变；第三，考察了导致“颜色革命”这种现象发生的条件因素。最后，考察了“颜色革命”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
成功的“革命”被看作是政变，其证据可以从事发之后上台的领导人的背景里找到。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是重要的政治家。例如，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ＶｏｊｉｓｌａｖＫｏｓˇｔｕｎｉｃａ）是反共产主义和亲西方的民主党的创始人。另一著名的反对派成员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ＴｏｍｉｓｌａｖＮｉｋｏｌｉｃ′）曾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任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副总理。在格鲁吉亚，骚乱之后掌权的是祖拉布·日瓦尼亚（ＺｕｒａｂＺｈｖａｎｉａ）、妮诺·布尔贾纳泽（ＮｉｎｏＢｕｒｊａｎａｄｚｅ）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ＭｉｋｈｅｉｌＳａａｋａｓｈｖｉｌｉ），他们都曾在议会任职，萨卡什维利在谢瓦尔德纳泽（Ｓｈｅｖａｒｄｎａｄｚｅ）时期一直担任司法部长。在乌克兰，维克多·尤先科（ＶｉｋｔｏｒＹｕｓｈ－ｃｈｅｎｋｏ）在库奇马（Ｋｕｃｈｍａ）时期是国家银行的领导人和政府总理，本身是经济寡头的尤利娅·季莫申科（ＹｕｌｉａＴｙｍｏｓｈｅｎｋｏ）加入了他这一伙。在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ＫｕｒｍａｎｂｅｋＢａｋｉｅｖ）和前外长萝扎·奥通巴耶娃（ＲｏｚａＯｔｕｎｂａｅｖａ）在推翻阿斯卡尔·阿卡耶夫（ＡｓｋａｒＡｋａｅｖ）政府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大部分对于“人民革命”积极评价的文献都忽略了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具有精英竞争和类似氏族性质政治的特点。把颜色革命当作革命政变来看，是因为它吻合这样的设定：国内精英的领导和这些事件的外来特性。它给了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和外国赞助的非政府组织以立足之地，从而成为西方软政治——“民主促进”的代理人而为西方服务。欧安组织及与它相关的组织如民主人权办公室优先考虑民主促进，而他们对民主促进的解释依据只是选举权和政府腐败。这些组织很少论及社会保障或工作权或福利权，也不批评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的经济欺诈行为。
把这些国家归入不同的类别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五国的反政府抗议失败了。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了相对高水平的抗议（在某种程度上示威者造成了首都中心的瘫痪），但是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权变动。在乌克兰，民主派通过选举维克多·尤先科做总统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精英中重要角色的变换，但是随后的政治变革很小。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派由于源于南部地区的抗议运动而下台，其他派别获得政权。阿卡耶夫总统下台之后，“郁金香”革命被依然很强大的“独立的商业利益、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庇护纽带”所左右。革命的后果并没有扭转以前的腐化模式：“三月事件发生了……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不稳定，暗杀和难以控制的群众行动不断增多。”阿卡耶夫的继任者巴基耶夫（Ｂａｋｉｅｖ）认可了一个“由令人怀疑的选举”组成的议会（最高法院一直认为该选举结果无效），新政权充当了“保护其成员个人利益的一个工具”。就像斯科特·拉德尼兹（ＳｃｏｔｔＲａｄｎｉｔｚ）指出的，没有政权的变化，只是“权力的转移”。即使是在选举程序上，２００７年的选举也是有缺陷的——执政党仅仅得到了４９％的选票就获得了９０个议席中的７１个，主要的反对党没有获得任何席位。这个结果是由选举制度造成的，它要求的资格门槛是：在每一个地区选举中获得５个席位和０．５％的选票，这样的制度明显歧视以地区为基地的政党。欧安组织的初步调查报告把这次选举温和地描述为“一次错失的机会”和“不寻常的”选举制度。
这些数据表明，所有这些国家的整体社会环境都在恶化，除了白俄罗斯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虽然中国的收入差距以令人震惊的高速度上升。俄罗斯是一个特别突出的案例：它的收入上升了，但预期寿命下降了，ＧＤＰ－ＨＤＸ是负数。这些数据使人们认为泰德·罗伯特·格尔（ＴｅｄＲｏｂｅｒｔＧｕｒｒ）所定义的“递减性的相对贫困”一直在上升①。人们的期望保持不变（或甚至可能上升，从共产主义终结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但是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尽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ＧＤＰ普遍增长。用格尔（Ｇｕｒｒ）的话说，福利（即经济）、政治和人际价值机遇下降了，从而构成诱发人们进行政治抗议的条件。人们对政府的忠诚和信任弱化了，对政权的支持也决定性地下降了（公众民意调查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并非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叛乱，那些经历过叛乱的国家，叛乱的程度也等等不一。相对贫困，无论多么严重，都可能诱发叛乱，但不足以引起叛乱。列宁认为，导火索是必需的，颜色革命背后的积极分子提供了这一导火索，点燃了假想的选举舞弊。在思想上，颜色革命的战略是列宁主义的。正如一位青年组织者所说，现在的抵抗运动有三个组成部分：反对派的团结、纪律和良好的战略计划。抗议要获得成功，团体和民众都必须倾向于参与内乱。
数据显示了游行示威的规模排名，１（乌克兰）的示威者人数最多，蒙古最少。不平等和示威者人数之间的相关性是–０．０９（皮尔森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０．０２（斯皮尔曼Ｓｐｅａｒｍａｎ），表明二者之间根本没有重要的相关性。这个结果受到两个极端案例的强烈冲击。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最高（４６．９），因而见证了第二高程度的示威。另一个极端的案例是乌克兰，示威者人数最多，但不公平程度最低（２９．１）。如果我们剔除乌克兰，相关系数就上升到–０．２９，表明不平等和抗议之间存在比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国和乌克兰）都剔除，我们得到的是更强的（负）相关性：皮尔森（Ｐｅａｒｓｏｎ）－０．４１（ｐ＝０．２１，ｎ＝１０）和斯皮尔曼（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０．３０（ｐ＝０．４０，ｎ＝１０）。因此我们的结果是正的，显示公众示威的规模和不公平的程度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不平等的程度（１表示低）越高，公众示威的规模（１表示高）越大。显然，贫富之间的极度度不平等，与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时发生，使得人们易于参加叛乱。这些数据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对乌克兰亲“橙色”的公众抗议可能估计太高了。“示威者”包括了那些赞同和反对“橙色运动”活动家的人们。也可能是“橙色活动”把全体民众政治化到了一个比实际更高的程度——一种示威效应。
利益与金钱，金钱与利益及意识形态是如影相随的。在美国及其盟友有经济利益的国家（尤其是他们在能源公司占有股份），抗议和民主促进运动可能缺乏外国的支持。那些支持能源成本中外国提取条款的政府，其反对派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外国支持。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Ｏｓｔｒｏｗｓｋｉ）指出的，在哈萨克斯坦，颜色革命发生时纳扎尔巴耶夫（Ｎａｚａｒｂａｅｖ）被“认为是西方投资和利益的最好保护者。因而从西方———最重要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哈萨克斯坦权力顶端的政治变革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在阿塞拜疆也得到了证明。在纪录片“民主革命的指南”中，西方基金会拒绝给青年运动Ｍａｇａｍ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转型期民主国家项目，其负责人布鲁斯·杰克逊（ＢｒｕｃｅＪａｃｋｓｏｎ）解释说，“华盛顿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反对派”。Ｍａｇａｍ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阿利耶夫（Ａｌｉｅｖ）总统已经与跨国公司签订了需要政治稳定的石油协议，“如果权力发生变更，所有的合约将一文不值”。结果２００５年在阿塞拜疆发生的示威（同样在哈萨尔斯坦）中民主的反对派遭到全面溃败。
真实的情况是，变革的动力来自那些试图取代（或加入）当权派精英的反对派精英，他们或者来自执政的统治阶级内部，或者来自外部。民主促进可以使变革合法化。在内部的制度改革受到体制结构束缚的地方，反对派精英就发起和利用大规模群众运动，把抗议合法化为民主促进。政权的弱点在选举的时候是最突出的，从而成为政治变革的契机。被断言为欺骗的选举结果是抗议爆发的导火索。成功的抗议把当权的精英赶下台，新精英取而代之。然而，这一结果远非“革命”：现有的制度结构仍然保留下来，尽管人事可能发生改变。“民主革命”往往不能使选举结构民主化，甚至可能导致新型的选举歧视（就像吉尔吉斯斯坦那样）。新精英的行为方式与其前任别无二致，尽管有时采取较为明显的亲西方的政策（如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只有当人民大众倾向于并且被发动起来要求变革，而且有可供替代的政策选择——特别是西方提供的加入经济和安全组织的动议时，成功的“颜色革命”才能发生，即实现精英转换和政策变革。我所描述的革命政变涉及了不同精英团体、宗派或家族的兴起，他们试图重新分配前政权的资产。他们为获得政权而运用的手段之一就是“选举革命”。西方的利益卷入了这些过程——用玛格丽特·撒切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Ｔｈａｔｃｈｅｒ）的话说就是支持那些“我们可以与之做生意”的团体，或者从地缘战略的视角来改变他们，使他们效忠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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