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日本媒体与政府的互动特征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来，国际社会舆论对日本媒体迅速、公开、透明地报道震灾予以褒扬，这引发了公众对于日本媒体的体制和机能及其与政府的互动等深层次问题的探讨。观察发现，媒体在责任与利益驱动下，部分履行了媒体监督职能；而媒体在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地震报道时，媒体记者俱乐部的独特管理体制使其信息多来源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具有“举国一致”倾向；而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媒体与政府之间则出现了协同特征。

　　责任与利益驱动下的媒体监督

　　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曾提出著名的“三极模式”——媒介、政府和公众三极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形成社会舆论，媒介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媒介作为舆论监督机构，具有批评、监督政府和影响政府决策的功能。分析日本媒体在地震期间的报道可见，在福岛核泄漏发生之初，报道相对客观、全面，忠实履行了媒体职能。如2011年3月17日，日本共同社援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话，对日本不顾原子弹爆炸教训而发展核能直接提出质疑：“在这次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面前，人们应该牢牢记住广岛的经验教训。”“重复那样的错误是对广岛死难者记忆最恶劣的背叛。”

　　同时，在责任意识和商业利益的共同驱动下，日本媒体也部分担当了“民意代表”。在日本，除NHK是公营媒体外，其他均属民营。这些民办媒体大多以盈利为目的，为了获得稳定的受众群体，报道倾向也常常顺应“民意”。而民意内涵广泛，也常处于变化之中。如公众对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等问题，大多能理解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在涉及切身权益保障时，则往往与政府有分歧。媒体的报道也与其呈相似曲线。随着东日本大地震次生灾害日益加深，特别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问题频发，民怨日盛，日本媒体对于日本民主党政府赈灾不力的报道也随之突出。福岛核泄漏事故扩大后，政府缺乏具体对策的辞令无法化解日本社会及国际舆论的普遍疑虑，备受国内外媒体诟病。日本各大媒体均对政府提出质疑，对其推迟核事故有关信息的发布表示不满，建议菅直人首相立即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

　　在顺应民意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时，日本媒体坚持了所谓“不偏不党”的报道理念，即力求使新闻界避开从正面对权力进行批判，以相对中立的立场扩大受众群和关注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众传播媒介“不偏不党”的报道理念，也对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媒体记者俱乐部与“举国一致”

　　“举国一致”是此次地震报道中媒体与政府互动模式之二。其内涵包括：其一，举全国之力，一致抗争灾害；其二，举凡媒体报道，大多具有一致倾向。

　　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15分钟后，日本媒体即刻发布了迅速准确的报道和震时信息及画面，替政府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日本各电视台迅速在互联网上直播地震新闻，让日本和国际社会及时了解日本地震灾情。同时，日本电视广播频道大多用于地震报道，向国内外快速报道灾情及救灾信息。震后，日本各大电视台通过视频网站，向无法收看电视节目的用户播报新闻，报道东日本大地震信息。事实证明，在此次地震中，日本国民的确采取了富有秩序、沉着冷静的应对，这不仅与日本完善的防震机制有关，还与媒体全力投入地震报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而媒体内容的“举国一致”则与日本媒体的记者俱乐部体制和机能息息相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是联系政府与媒体的主要机制，大量的信息汇集于记者俱乐部，信息的发布和传递极其迅速、高效。但它也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成员有独享信息的特权，其他人则无法获取信息，容易使各新闻媒介的报道大同小异、缺乏特色。有关机构可通过记者俱乐部对特定信息加以控制并操纵社会舆论，记者俱乐部成员也容易与采访中的特定对象形成密切关系，导致缺少对其内幕做调查性报道。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的信息内容统一，惯于从记者俱乐部获得信息的一些日本媒体逐渐丧失了监督政府的机能。而拥有新闻源的政府，随时通过对信息发布的控制掌握舆论的走向。执政者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影响，制约着日本媒体的报道取向。

　　“国家利益优先”下的外交“协同”

　　东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产生了国际影响，出于对“国家利益优先”的基本认同，日本媒体和政府协力营造积极赈灾的“支配性氛围”。核事故发生对于日本环境外交是一次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了其所谓“环保大国”的形象。日本媒体面对涉及这种“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时，则以其特有的“客观立场”发挥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发出和官方异曲、同工的声音，表现出和政府趋同的态度，向国际社会及受众传递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形象。

　　与前期站在民众立场对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出质疑有所不同，日本媒体的态度随着福岛核泄漏问题“国际化”而发生了质变，给国际社会及受众传递出不同过往的印象。如日本共同社4月11日报道以“福岛第一核电站设置围栏阻止放射性污水扩散”、“日本拟要求核电站20公里以外高辐射区居民疏散”及“东京塔利用太阳能发电亮起‘加油日本’字样”等为题的官方举措，其他日本主流媒体时有涉及福岛核泄漏的报道，但多为间接传达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这未能全面反映出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无力控制福岛核泄漏和赈灾不力的事实。显然，日本媒体传递的不完全是客观的声音，而是政府的声音，根本上是以日本媒体的倾向影响国际视听，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为日本政府达到环境外交目的服务。

　　总之，从日本媒体与政府关系互动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日本政治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对政局的报道及评论、对政治家的采访与报道、对特定政治事件的连续报道等方式，实现媒体对政府的批评、监督和制约作用。在某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若日本社会具有明显倾向性和指向性舆论时，日本庞大的媒体势力就会使其发挥到极致，形成“支配性氛围”。同时，日本政府、政党、官僚及政治家等也积极地利用新闻媒介扩大自己的影响，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对于当下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东日本大地震报道，日本媒体与政府间的互动基本上是良性的、协同性的。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样本，日本媒体与政府在此次东日本大地震中的互动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