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正在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如何抓住机遇、推动国关领域的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关切。8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邀请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

　　研究现状：单兵创新很难形成学派

　　李少军（社科院世经政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或研究路径：第一，综述与诠释。引进国外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中国式阐释。第二，阐释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寻求新的理论渊源。第三，学习西方主流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这三种模式或路径中，第一种研究居多，第二种研究有上升趋势，第三种研究很少。第一种模式的创新在于诠释出新的意义，或是演绎出新命题。第二种模式具有开发中国古代思想宝库的新意，但由于古代的“国际关系”与今天不同，因此这种研究要超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很难。第三种研究如果能成功，那就是国际水准。

　　周桂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我们现在的学者多是做动态研究，以实证方法做学术研究的较少。现在国关研究存在四个现象：一是行政化，即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二是政策化，即做学术研究时找政策上正确的答案；三是杂家多、专家少，难以形成学派和学术共同体；四是崇洋化，只知道西方的理论、范式与方法。

　　陈玉刚（复旦大学）：经过介绍和整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我们带有原创性的、自构体系的理论研究有不少进展。现在的问题是单兵创新很难形成学派。所谓学派，得有一群学者拥有共同的基本命题，扩展地解释不同的现象和问题领域、近些年的学术风气有些急功近利，而过于关注结果的研究往往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

　　研究目的：满足学术好奇心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路径

　　秦亚青（外交学院）：学术研究是为了开拓思想，生产知识，满足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这种研究成果是难以做到立竿见影、迅速普及的。

　　王正毅（北京大学）：学术研究应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掌握学术的操作性也很重要。教师有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框架、基本的方法，通过这些训练形成基本的价值观。学术研究也包括对策研究，而对策研究是一定要有可操作性的，要能将理论转化为现实。

　　周方银（社科院亚太所）：进行国关理论研究，应该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路径。赞同研究要有学术好奇心，但这种研究很困难。国内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以做工程的方式进行。进行学术研究不是外部投入增加了，产出就会自动增加。

　　李东燕（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关领域除了理论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基于史料发掘和田野调查的研究都应该得到重视。现在的一些理论研究没有与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挂钩，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又缺乏田野调查的支持。

　　刘建飞（中央党校）：理论应该用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理论研究可分两个层次：第一是纯粹的学理性研究，一般会有不同的学派。这种研究的成果只对现实有部分解释力。第二是政策性的理论研究，很难分出学派，研究的成果要求对现实有解释力，需要用公众特别是外交人员可以看得懂的语言来写。

　　张睿壮（南开大学）：理论研究者也应增进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做理论不比做时政问题高深。理论研究要积淀，要耐得住寂寞，理论研究不会很快出成果是正常的。时政研究是脚踏实地的，是可以证实、补充或修正颠覆理论的。

　　研究方法：科学方法不等于定量方法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要多元化，可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可以积极运用思辨方法，诸如历史的方法、哲学的方法等；可以做定量，可以做定性，也可以采取折中的方法。中西研究方法无所谓什么好什么不好，关键是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国际研究能否做好，关键不在方法而在于思想。方法是为思想服务的。

　　李滨（南京大学）：科学方法不等于定量方法。很多理论无法用量化的方法证明。案例研究也非常重要。对于哲学、历史等思辨方法，在国关研究中要给予同等重要的地位。例如中日关系，如果单纯按照量化分析，就会得出相互联系越多、相互否定越多的结论，这里就要加入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王正毅：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具有同等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人作为个体是无法超出其经验范围的，但人都是有逻辑演绎的理性冲动的，知识的产生就是理性冲动的结果。我们不能根据经验归纳来否定逻辑演绎的重要性。不承认逻辑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张小明（北京大学）：世界有很多的侧面，我们不能从一个视角来看问题。我本人就很不喜欢《国际组织》杂志的文章风格，文章可能是好文章，但我读起来会很累，而且我个人认为有八股文的色彩。相反，我个人更喜欢历史研究的方法，这类文章看起来没有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谓多样化，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擅长的研究。理论研究、档案研究、实证研究都很不容易。

　　“洋八股”与中国元素：无须特意强调文化差异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现有国内的理论研究，大致持三种文化差异的看法。无差异论者认为理论是普世的，文化差异对于理论规律的普适没有影响。程度差异论者认为应结合中国经验和西方理论。本质差异论者认为中国国关理论应与西方理论有本质差异，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种差异理论。

　　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无论中国元素还是“洋八股”，都要注重对事实的解释力。中国学派的形成标准，我认为首要的前提是对事实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如果能作出现有理论无法作出的解释，那么你做的理论就是中国学派的理论。不要在研究中刻意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使得理论研究趋向了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周桂银：谈到中国元素和“洋八股”，我认为两个都要用，两个都需要。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还是应该推崇中国元素。“洋八股”可以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将中国元素国际化是需要“洋八股”的。

　　研究发展：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寻求理论突破

　　孙学峰（清华大学）：理论创造的前提是存在经验困惑。当前我们的国关研究最大的不足是，发现的困惑没有冲击力或者没有困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出自以欧洲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实践。对中国学者来说，按照西方的办法寻找经验困惑是存在先天的劣势的。我们应该从自己熟悉的经验出发，寻求理论突破。例如，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经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入手。回归到自己熟悉的领域，找到自己的困惑，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理论。

　　苏长和（复旦大学）：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讲，中国现在面临机遇和挑战：第一，虽然文明对话的渠道主要由西方控制，但文明对话天平现正在向东方文明倾斜；第二，中国是少有的拥有独立社会科学体系的国家之一；第三，国际学术议题虽然由西方主导，但我们拥有很多可以转化为学术议题的实践资源；第四，随着中国物质力量的增长，中国思想和理念的能动性也在上升。因此，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现实条件和时代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