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整理和编纂自身的历史资料始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为了“分清历史是非”，中共中央编辑了《两条路线》、《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文献集。不过这些只供党内高层阅读，并不发行，还谈不上用于研究。但这无疑是有意识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的发端。

　　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陆续编辑了活页式《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套资料集以前两书的文献为蓝本，成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说到基本材料，不能不提及经毛泽东本人校改审定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它的出版，既是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供教材，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部分党校、高校还编印了一些供内部使用的党史、革命史资料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19种革命期刊，最具研究价值；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两个回忆录系列。所有这些，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的特征，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主体、辅之以部分党的文件和口述回忆。它固然为研究党史提供了一些文献，但局限性亦十分明显，范围狭窄，数量稀少，而且限于1949年以前。一个更突出的局限在于，由于突出领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已露端倪，《毛泽东选集》主要不是作为研究史料，而是当做了评判历史的标杆。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利用这些文献的罅漏自不待言。整理和编纂的史料，难以呈现党史的原貌和全景，甚至遮蔽了许多历史真相。及至“文化大革命”，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陷于停顿，“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达于极致，党史研究走入歧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得以恢复。尽管最初以服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需要为目的，但客观上为改观研究提供了条件。1980年以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推动了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30年来，这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此前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

　　30年来，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无疑是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激增。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陆续出版，是中共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编纂工程。两套文献集收录了从1921年建党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党的重要文件，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史的基本脉络，不少文件是第一次公布，不仅有助于复原许多模糊、缺漏的史实，而且有助于修正流传多年的错讹叙述。规模和数量的扩展不只是上述综合性文献集的编辑出版，专题类文献资料集的编纂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辑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就披露了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期间的大量原始文献。大规模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折射出理念的变化。当党史不再被简单阐释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后，提供丰富的文献便成为研究党史的首要前提。

　　第二个特点是覆盖时段范围的延伸。很长时间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限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一般不在关注的视野之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其中后两册收录了1949年至1956年的历史文献，首次将时段延伸到了党执政以后的时期。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1949年以后的党史愈来愈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资料的整理和编纂也向1949年以后伸展。前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出版，即是一例。按照延安时期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模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三中全会以来》文献集【这个文献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前者分上、下两卷，内部发行。】，收录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3年多的文件，是历史转折时期高层决策的重要历史文本。此后，编辑出版党的文件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迄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推出从《十二大以来》到《十七大以来》6套文献集。这6套文献集，连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构成了1949年以后党的历史文献大型系列。遗憾的是，迄今未能编出1966年至1978年初的党的文献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