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当代中国》丛书；新中国；国史出版；学术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1982年1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向全国部署编纂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和出版工程，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和新闻出版署“八五”“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出版规划，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下简称国史）的大型丛书。该丛书自1982年启动至1998年基本完成历时16年，共出版150卷，总字数逾亿，约10万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等参加了编写工作。它的出版，“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反映了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和国史研究工作的水平，为总结新中国50年的历史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目前，关于丛书的研究有从国史研究机构沿革、国史学科建设、国史史料存留制度、丛书的出版意义和对外影响等层面展开，也有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为研究丛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本文系统回顾丛书的编纂出版历程，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手段深入分析其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力、影响力，以期深化国史研究和推动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国史研究著作出版也随之应时而生。新中国成立伊始，1950年，廖盖隆撰著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面世，后经数次增补再版，1955年又以《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为名出版。1955年，该书的删节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作为高中教材修订出版。1958年，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成果陆续出版。国史研究也开始纳入当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中。1957—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这一草案提出了历史学的14类重要问题研究和编写18种/类重要著作任务，其中包括编写国史著作。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除了部分工作得以开展外，这一规划在当时并未得到充分落实。

　　（一）哲学社会科学界推动“赶快着手研究”国史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国史研究再度被提上日程。197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列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4月，《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明确将国史研究列为22个历史学重点研究课题之一。9月，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在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近三十年来也有许多伟大的发展。认真研究这些课题，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学术工作中作出特有的贡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周扬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三十年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本根据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还没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应该说，这次会议对于接下来的国史研究和出版工作做出了规划，并要求相关单位会后贯彻落实。

　　（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编纂出版国史著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哲学社会科学界根据全会精神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来安排工作。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的经验教训。

　　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社会上充斥各种“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的认识与评价，同国史紧密相连，争议也颇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高层次国史研讨，为新形势下开展国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思想指导。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三）新时期编纂出版权威国史著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开启，编纂一部权威国史著作，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教材，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效应对各种错误思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第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需要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30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主要是取得的成就，而“这方面过去从未作过系统的总结，不但青年人不知道，中年人老年人也不能详细说明”，因此“必须有声有色地加以全面的科学的叙述”，“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项新的伟大事业需要实事求是地书写我们的历史，“善于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从总结教训中找出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提炼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人民得到启发和教益”，“激励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勇气和斗志”。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一时间，“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等论调大行其道。经受住多重严峻考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破浪前行。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上指出：“编纂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任务。”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编写、出版大型权威国史著作，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必要性，也具有充分的可行性。

　　丛书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宣部向全国部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组织的首次大规模编写共和国历史的工程，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完成的鸿篇巨制。

　　（一）丛书编纂出版工程自上而下启动

　　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倡议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11月讨论并通过中宣部起草的《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指示由中宣部转发，请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收到报告后，组织已退休、离休和一两年将要退休、离休的老干部认真讨论，推选出若干位确实热心从事此项重要工作的同志着手准备。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将在适当时间召开会议讨论这项工作的规划和部署。中宣部在报告中对这套丛书进行了初步规划。关于选题分卷，大致可按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范围分卷，如当代中国的农业、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教育事业等。有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专题，如人口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等，也可以单独立卷。报告附件还列举了部分选题。关于编写内容，报告要求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不同情况，可以各具特色，但必须做到的共同要求是：对基本情况的概述和30多年正反两方面基本经验的总结；有丰富的经过核对的史实和资料（配以必要的图表），并作出深刻的分析，提出一定的见解；力求内容翔实，观点正确，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同时，为了给读者以爱国主义教育，要注意新旧中国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对比，并且要适当地对建设过程中生动感人的事迹加以描绘。关于丛书各卷的编写组织工作，报告建议请国务院各部委正式将编写工作纳入工作计划，由党组负责领导。主要任务是：尽快确定参加编写的人选（首先是主编），组成得力的写作班子，提供从事写作的房舍、经费、资料等各种必要的条件，审定编写大纲和书稿等。报告对组成写作班子的人选提出了建议。有关军事、国防方面的选题，报告还“请军委、总参、总政和总后研究确定后，纳入丛书编辑计划之中，并组织编写力量负责完成”。关于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组成，报告明确了丛书编委会的职责，并建议由邓力群、马洪、武衡担任主编。下设编辑部，负责日常编辑工作。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是（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光远、王惠德、朱穆之、许涤新、华楠、杜润生、谷羽、张友渔、周扬、周克玉、林涧青、房维中、胡绳、贺敬之、袁宝华、梅益、薛暮桥。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

　　中宣部转发报告后，各相关部委立即着手组织开展这项工作。1983年2月，丛书编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商议编辑出版丛书的问题。胡乔木在座谈会上提出：“丛书要记录的事实，要总结的经验，主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各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本身的成就，本身的经验”。“记录各方面的成绩，应该是科学的、严谨的，不能掺假，不能夸大。”这样，丛书“就可以增强人民的信心，团结人民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可以记录下我们的干部、群众所做的奋斗，记录下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人们了解今天的中国来之不易，也给后人一种榜样”；“还可以把中国的发展变化报告给全世界”，“对于在世界上流传的关于中国的种种奇谈怪论，我们如果不起来加以纠正，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人民，那就是我们的错误”；“又可以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还能为将来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在这次座谈会上，薄一波提出，编写丛书的重要意义在于“能把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成就告诉大家，使大家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能够使当代的中国人了解当代中国”。这就提出了“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命题。然而，当时历史学界和一些中外历史学家认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是不可能的”，存在一定的疑虑。为此，丛书编委会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做的工作，起码是为将来更好地认识中国这段历史打下了基础。而且，我们做的工作是后人不能代替的，因为我们是当代人，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我们有感性的认识，有直接的经验。后人不能代替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做了，留传于世，将来是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为顺利推进丛书编写工作、当代人修好当代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83年6月，中国社科院院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马洪主持召开准备第一批（1984年）出版的各卷书的主编、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会议。大家认为，写好出好第一批书，保证整套丛书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是很重要的。要出好这些书，一是“党组重视，真正把编写丛书列为党组必抓的工作，组成有现任党组负责同志参加的包括一、二、三线同志在内的编委会或编辑部”。二是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丛书不论是理论上还是文字上，都要求很高，这就要求执笔人的理论修养和文字修养都有较高的水平。因此，需要请党组下决心抽调一些得力的同志，集中一段时间编写丛书”。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动员起来，纷纷成立所承担卷册的编委会、编辑部。《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丁伟志曾形象地用“真正是走群众路线”来形容这种团结协作的局面，即“由各级领导来主持，有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有现任的领导同志，吸收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编写工作”，其规模在素有重视修史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让丛书真正称得上是众人心血、集体智慧凝结而成的原创性文化瑰宝。

　　（二）丛书编纂工程抓好第一批成果出版和探索地方卷编写工作

　　丛书启动后，丛书编委会一边在各条战线全面铺开，一边争取用1年左右的时间重点抓好第一批10卷书的出版，探索、积累经验。1983年6月，马洪召集会议研究如何编写好第一批书的问题。此次会议提出到1984年底前争取第一批出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当代中国体育》《当代中国的轻工业》等10卷，并从党组重视、组建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做好材料工作和协调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研讨。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成为丛书第一部成果出版。胡乔木、邓力群参加了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的首发式。

　　丛书除了在各条战线部署开展外，也同时启动地方卷的编写工作，而且收效相对较快。1983年9月，中宣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文，明确将编写丛书省、市、自治区各卷，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此后，丛书编委会委托丛书编辑部分别于1984年10月11—15日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东北、华北地区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于同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华东、中南地区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对丛书地方卷的内容、特色、体例、组织领导以及交稿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讨。1985年4月25—30日，丛书编委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28个省、市、自治区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出席了会议，到会同志介绍了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交流了经验，讨论了部分卷的提纲。丛书编委会明确，丛书地方卷的内容，“一般应写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史（北京、西藏等卷则不宜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政治建设要占一定的篇幅”。地方卷所写基本内容的时限，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至1985年止，“个别省、自治区解放较早或较迟，可适当将起点向前或向后推移”。地方卷要写出地方特色。“要从本地战略全局出发考察本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并把它作为全国这一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地方卷是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体例大体一致。“都要有绪论、总论、分论、经验总结和展望”。关于交稿时间，会议商定：地方卷在4年内分3批完成，至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时出齐。此后，1986年6月22—28日，丛书编委会召集已写出初稿或部分初稿的山东、江苏、浙江、陕西、广东、四川、北京、天津、安徽、福建、河北、湖南、辽宁、青海共14卷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等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主要是解决编写初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怎样写出特色、怎样处理好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怎样写人等。此次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地方卷“是一部史书，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政治建设等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史书”。

　　此外，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卷编写工作的指导，1986年8月16—22日，丛书编辑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召开少数民族地方卷编写工作座谈会，“研究、讨论在编写丛书地方卷中如何反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会议期间，“各卷的同志介绍了编写工作进展情况，并就如何写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如何反映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反映宗教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截至1989年11月，丛书地方卷已出版的有《当代中国的天津》《当代中国的浙江》《当代中国的江苏》《当代中国的贵州》《当代中国的北京》5卷，已交稿（在印制或编辑加工中）的有《当代中国的山东》《当代中国的宁夏》《当代中国的四川》《当代中国的湖南》等18卷，接近完成的有《当代中国的上海》《当代中国的江西》《当代中国的广西》《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的辽宁》《当代中国的安徽》6卷。11月25—28日，丛书编委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议。会议认为，丛书地方卷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地方卷以经过反复核实的确凿而又极其丰富的材料和令人信服的叙述，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较全面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推进国史研究、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深化地方历史研究方面，收集和运用了丰富真实、系统的资料，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对各地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99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召开，这是丛书编纂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也是新时期国史编纂工作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力群指出：开展国史的编纂工作，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深刻地总结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的继续和发展”。“现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已经提出，《当代中国》丛书各部门卷、地方卷不论是否已经出书，都希望机构、人员、材料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散掉的，希望根据现在的任务重新组织起来。至于机构如何设置，人员多少，放在什么单位，均请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各自的情况决定。为了加强领导，建议部委党组成员中有一个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有一个成员，分工负责党史和国史的有关领导。”199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召开，并对《当代中国》丛书优秀出版成果予以评奖。其中，《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的农业》等卷获奖。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丛书的编纂工作与丛书的基本完成

　　丛书编写出版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94年5月6日，江泽民为《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卷涉及的有关问题做出批示。江泽民、陈云等7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丛书题词。李先念、杨尚昆等4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丛书作序，朱镕基等1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丛书分卷主编（含副主编）。《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一大基本工程，元帅传记大都是邓小平题写的书名，江泽民5次出席图书的首发式和出版座谈会。

　　在参与编纂全体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下，1998年，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基本完成，共出版150卷。1999年，丛书出版电子版。6月30日，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的完成，是全国国史研究和文化出版事业的一件喜事”，“它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鸿篇巨制，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它从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历史研究工作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水平。”江泽民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同日，朱镕基在听取丛书编委会负责人介绍情况时指出：“《当代中国》丛书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修订续编”。

　　（四）丛书编纂出版的主要贡献

　　历时16年的这一重大文化工程较好践行了为国家修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光荣使命。

　　收集和运用了丰富、真实、系统的资料  这既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久远价值之所在，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了系统扎实的史料基础。诚如邓力群在同经济体制改革卷编写人员的谈话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体制改革的看法可能不准确，得出的结论也可能需要推敲，但只要我们这套书用的材料是实在的、确凿的、丰富的，对后人就会有益，他们就可以继续研究，从中提出新的看法，作出更正确的结论。如果不是这样，即使你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对后人帮助也不大，是不可取的”。各卷在编纂研究中积累的基础材料都是几百万字、上千万字，甚至几千万字。例如，《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收集的资料共3000多万字，书中使用的数据3000个；《当代中国的商业》复印资料3200件，共3.7万页，书中使用的数据6800多个；《当代中国军队群众工作》收集资料84700多份，共1200万字。另据对40个单位的调查，各卷所征集的资料，最少的一卷363万字，其他的在954万—9600万字之间；以件计，少则500—819件，多则数千件。

　　客观、全面、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丛书总结经验教训的重心在经济建设或业务方面，无论是纵论，还是分述，都是围绕这个重心而展开的。这是这套丛书的又一大特点。同时，也兼顾全面，特别是地方卷，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反映。如《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代中国的海军》分别对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航天工业和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和克服种种巨大困难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了相当生动的叙述，令读者备受鼓舞。《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真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30多年里各个时期粮食工作的有关状况，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怎样解决数亿人口吃饭问题的。《当代中国经济》论述了中国经济总体的发展，集中展示了它的光辉成就，较深刻地总结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论述了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率的关系、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的关系、开发智力与开发物力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以及相对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问题。《当代中国》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对广大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外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丛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丛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丛书”，“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

　　实现了编写史书方法上的创新和突破  就方法而论，丛书按系统、部门、地区来组织全面编写史书。在体例上，采用章节体，兼具中国传统史学编纂的编年、通志、纪事本末、专题等方法。在写作上，采取纵横结合、纵横交织的办法。各卷开篇是绪论或标明“历史概说”之类的篇章，概说旧中国与各自部门或地区有关的情况，可视为该部门、该行业、该地区当代史之前史。进入正题后，先是纵论该部门、该行业、该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继而分述各方面的状况。以地方卷为例，分述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各行业的发展史，有些地方卷还用一定的篇幅记述本地区所属市、地区的情况。丛书还特别注意书写人物，仅在核工业、航天、航空、有色金属、国防科技等卷中就出现了3000多人，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人从史出，人从事出，非写小传。而且，丛书是“由当代人写当代史”，这在历史学界、在中外历史学家中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

　　培养了一大批国史工作人才，并以此为基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不少国史研究机构  1990年12月，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当代中国》丛书每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都反复要求：编辑工作完成任务以后，机构不要撤，人员不要散，材料要保存，并建议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后续工作。”为此，在丛书编纂工作中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国史研究的机构，如中央层级的有当代中国研究所，地方成立相关研究机构的有上海、安徽、江西、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丛书是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历史发展的全面、系统和详细的记述，记录了新中国道路的探索过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全面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的不可替代的“百科全书”和信息库。凭借其权威性、学术性和广泛的内容覆盖，丛书在国内外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智库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笔者通过数字人文技术调研发现，丛书通过多种传播渠道和形式，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为世界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一）丛书的出版与传播力分析

　　丛书自首卷《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出版以来，其在出版印制方面就以“印刷要精良，版式要庄重，装帧要美观大方，可与世界上各先进国家印刷的书籍相媲美，能够代表我国书籍的水平”为目标，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值得说明的是，丛书在出版第一批13种图书时，同时出版了平装、精装、特装本（出口本）。第一批以后出版的图书再无特装本，只出版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不过，《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以特精装本参加了1984年法兰克福书展并获赞誉。

　　据1988年材料统计，丛书自1984年9月开始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已出版的和当时即将出版的书来看，“平均印数在3万册以上，其中印数在10万册左右的有体制改革卷、经济管理卷、航天事业卷、粮食工作卷、农作物卷等，5万册左右的有化学工业卷、标准化卷、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卷、档案卷等”。“已重印或即将重印的有体育、经济体制改革、化学工业、商业、航天事业等5卷”。当时丛书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出版后得到了读者和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长期为我国核事业奋斗并为之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和老干部说：“我们的工作终于被社会理解和承认了。”“《瞭望》周刊（海外版）发表的书评说，《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有三大特色：（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独具权威性’；（二）‘不邀功，不诿过，实事求是评价历史问题’；（三）‘忠于历史，但又不就事论事，罗列现象，而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总结，提炼出带规律性的认识’”。原核工业部领导和科技人员出国考察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成为赠送外国领导人和同行的必备礼品。又如，《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出版后，全国二三十家报刊作了报道。据原航天部材料记载，这本书得到了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等国宇航界的好评。此书当时已印行10万册。再如，《当代中国经济》出版后，受到经济学界、理论界和各地读者的重视；《当代中国的化学工业》第一次就印了近9万册，且很快就脱销。

　　据统计，“从发行量看，152卷总发行4915560册（套），平均每卷32339册（套），最多的是《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印行达15万套。《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财政》、《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等卷印数都在10万册（套）以上”。在国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及其他一些大学图书馆都有丛书陈列。俄罗斯汉学家把这套丛书称作“绿皮书”。美国学者刘易斯得知中国正在编写核工业卷，便推迟出版他写的《罗布泊的决策》一书，拿到《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后对自己的书做了修改补充，并且说：“早知你们要出这本书，我的书就不写了。”“英美一些大学出版社、日本一些出版社曾考虑翻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一些卷或整套，终因所需人力太多、费用太高而作罢。外交卷、航空卷、国防科技卷的英文版是几个主管单位各自翻译出版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丛书的编纂出版过程中，1991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丛书编辑部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因此，丛书前7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81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各卷的平均印数为2.5万册。1999年，这套书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0年，丛书电子版获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荣誉奖。由于丛书完成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许多读者反映，找到一套完整的丛书相当困难。特别是在海外，除一些研究者外，许多人对这套鸿篇巨制还缺乏了解。为使海外华人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现象的历史底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和香港祖国出版社联合再版丛书海外限量版。丛书海外限量版除对丛书开本、装帧等形式重新设计外，对丛书的内容，除极个别明显的错谬之外，未做任何修订，以尊重和保持历史的真实。

　　丛书出版后，从其丰富、真实、系统的史料看，它是研究国史的国内外学者的必备参考书，被广泛用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它可以起到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从知识性角度看，它是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可见，丛书拥有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力。

　　笔者通过对丛书国内外馆藏情况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丛书的传播力。对于国内外馆藏情况的调研，主要基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CALIS）的联合目录数据库和OCLC WorldCat书目数据库。

　　关于国内馆藏情况，笔者主要通过检索CALIS联合目录数据库和OCLC WorldCat书目数据库获得《当代中国》丛书第一版和第二版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高校图书馆中的馆藏情况，通过互联网检索相关公共图书馆获得馆藏情况。据笔者统计，丛书第一版被公共图书馆大量收藏，被137家高校图书馆馆藏。大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收藏卷目数超过一半（76卷），但高校图书馆的平均馆藏不足14卷。馆藏丛书卷目超过一半量的图书馆有27家，其中专业馆和高校馆仅7家。收藏丛书第一版卷数较多的图书馆有：国家图书馆（152卷）、中国社科院图书馆（152卷）、当代中国研究所（152卷）、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124卷）、首都图书馆（121卷）、吉林省图书馆（115卷）、重庆图书馆（114卷）、广州图书馆（114卷）、河南省图书馆（107卷）、香港大学图书馆（107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05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01卷）、安徽省图书馆（100卷）、上海图书馆（100卷）。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等15家图书馆整套收藏丛书第二版。

　　关于国外馆藏情况，笔者于2024年3月18日通过检索OCLC WorldCat书目数据库，共获得丛书第一版馆藏记录4000余条，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132家图书馆和机构，其中美国87家，占66%。馆藏丛书卷目数超过一半的图书馆有24家，其中22家为高校图书馆。收藏丛书第一版卷数较多的图书馆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42卷）、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129卷）、美国国会图书馆（125卷）、美国密歇根大学图书馆（124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21卷）、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120卷）、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14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12卷）等。此外，哈佛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等整套收藏丛书第二版。

　　笔者通过对丛书在国内外馆藏情况调研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是丛书被国内外图书馆大量收藏。二是由于丛书包括“地方卷”、中国公共图书馆馆配渠道比较成熟等原因，国内以公共图书馆收藏卷目较多。而国外以高校图书馆馆藏较多。国外高校是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许多高校都设有中国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系等。三是随着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之前丛书第一版馆藏较少的机构，通过采购丛书第二版补充馆藏，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也购买了第二版。四是由于丛书第一版出版周期较长，系统完整收藏这套丛书需要图书馆采编部门给予长期持续的关注。总之，丛书并没有因为其编纂出版周期长而影响其传播，恰恰相反，因其权威性和学术价值高形成了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力。

　　（二）丛书的影响力分析

　　学术影响力与引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引用是衡量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一篇论文、一部著作或一项研究成果被其他研究引用时，表明其内容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故此，引用是学术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引用，研究成果得以在学术界广泛传播，进而扩大其影响力。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引用次数常被用作衡量研究成果影响力的量化指标。高引用率通常意味着该研究成果在领域内具有重要地位，引用次数是评估学者、研究机构或期刊影响力的重要依据。

　　笔者基于国内外重要学术论文对丛书的引用情况进行调研，以分析丛书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国内外引文情况调研，主要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艺术与人文科学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数据库。CSSCI、SSCI、A&HC的来源文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重要学术论文。

　　1.基于CSSCI数据库的调研分析

　　以丛书的各卷书名为被引文献检索项，笔者于2024年2月20日对CSSCI中的全部来源文献（1998—2023年）进行检索，经数据清洗处理后，共获得2633条引文数据。通过对CSSCI来源文献调研发现，丛书中的144卷被CSSCI的来源文献引用，平均被引次数约为18次。引用次数较多的有《当代中国外交》（177次）、《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98次）、《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82次）、《当代中国电影》（80次）、《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76次）等。

　　关于引用丛书的来源文献情况。调研发现，CSSCI的来源文献中有2238篇文章引用了丛书的有关卷，篇平均引用次数为1.18，大部分文章引用其中的1卷，部分文章引用多卷，如《“156项”建设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一文引用了丛书的12卷。这些来源文献的学科属性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经济类论文引用最多，其次为文化类。从来源文献的发表年代来看，丛书尽管出版时间较久，但被引次数并不受此影响，体现了丛书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丛书受关注度不仅持久，有些重点年份如1999年、2009年等，因国史研究的热度增强，其引用次数会出现一些小高峰。通过调研所有来源文献的篇名关键词，笔者还发现，这些文献的主题涉及当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人物研究等诸多领域。

　　关于引用丛书的期刊情况。丛书被496种期刊文章所引用，引用较多的期刊包括《当代中国史研究》（381次）、《中共党史研究》（196次）、《中国经济史研究》（89次）、《党史研究与教学》（46次）、《毛泽东邓小平研究》（42次）等。这些期刊均为党史国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截至本文检索日期，CSSCI共收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以来论文2041篇，这些文章中有276篇引用了丛书381次，即总刊载量13.5%的论文引用了丛书。《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也都有超过5%的文章引用丛书。

　　2.基于SSCI、A&HC数据库的调研分析

　　笔者于2024年4月1日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SSCI、A&HCI）的“Cited Reference”检索页面中，对“Cited Work”字段进行检索，经辨别后，获得309条引文数据。丛书中的96卷被SSCI和A&HCI的来源文献引用，卷平均被引次数约为3次。被引次数较多的有《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等。

　　通过调研，笔者还发现，SSCI和A&HCI的来源文献中有240篇文章引用了丛书有关卷，篇平均引用次数为1.29，略高于CSSCI中来源文献平均引用次数。大部分文章引用其中的1卷，部分文章引用多卷。这些来源文献按学科领域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经济类论文引用最多，其次为外交军事类，20世纪90年代的文章多为外交军事类。

　　从来源文献的发表年代来看，丛书在SSCI和A&HCI来源文献中的被引次数在20世纪90年代较多，2014年之后有所下降。通过调研SSCI和A&HCI中的所有来源文献的篇名关键词可以发现，这些文献主题比较集中的涉及当代中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等领域。

　　从来源文献所在的期刊来看，丛书被106种期刊引用，引用较多的期刊主要有China Quarterly （64次）、Issues & Studies （22次）、International Security（12次）、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9次）、Modern China（9次）等。这些期刊均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通过上述调研，笔者发现，丛书在重要论文中被引用情况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丛书被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重要作者、重要期刊所引用，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二是论文研究主题反映了丛书内容的丰富、全面、权威，涉及经济社会各门类。三是重要论文引用呈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一篇文章常常同时引用丛书的多卷用以互相佐证。这反映了丛书编写体例和要求的统一，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可互相验证的史料支撑。

　　随着新中国历史的不断发展，在中宣部指导支持和中国社科院的积极推动下，续编丛书被提上日程。2021年6月，中国社科院党组研究决定，将续编丛书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丛书（续编）列入图书类重大出版工程规划项目。在前期充分论证调研基础上，2024年8月，中国社科院已经全面启动丛书续编工作。这是赓续传承丛书修史使命、发挥国史研究“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丛书的编纂出版和新时代续编工作的启动推进，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奠基与典范、赓续与传承，不仅深化了国史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与光辉实践，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历史自信，还成为海外学者、政界人士和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助力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2025YZD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进，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孙辉，管理学博士，研究馆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