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意识”到“问题构架”

——以当代上海环境史研究为例证

　　［摘要］历史学的“问题意识”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其与选题的关系取决于研究者的经历、学识、情致和抱负所铸就的学术关怀。而研究者面对选题能否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其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出于心志而搜求、爬梳、把握充足的“史料群”及熟知相关的知识体系。“问题意识”不是悬置的，其需要围绕议题，通过文本叙述，落实于“问题构架”中；其逻辑的演进是从问题开始，通过对答案的追寻和呈现，转化成有辨析、有见解的叙事篇章。当然，“问题意识”的内在逻辑存在不同的层级和趋向，所以，不仅要近距离地捕捉具体的问题构成，而且要跨时空地捕捉整体性的问题演变。

　　［关键词］问题意识；问题构架；选题；上海环境史

　　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逐渐起步，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史专门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一些高校也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出版相关教材或者研究专著，国史研究持续深入发展。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先后成立了实体性的“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有效汇聚了资源和力量，颇具规模地推进国史研究。笔者供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坚持为研究生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课程，故此，常有所内外的青年学人来共同探讨国史研究的史料、选题、态势、进程以及写作、发表等问题。在探讨的过程中，大家都提到了“问题意识”十分重要。这在学界也已成为共识，并涌现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在已有关于“问题意识”的论述中，有些提法重在“问题”，有些说法重在“意识”，还有一些论述则侧重赋予“问题意识”学术伦理的维度。笔者以为，如何铺展出一条从“问题意识”到“问题构架”的路径甚为关键。其实，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不只是历史学科强调“问题意识”，任何科学研究都强调要有“问题意识”。然而，对于青年学人来说，因没有经验的累积，所以“问题意识”本身很可能是“先验”的，以致显得空泛而不着边际。从字面上理解，“问题意识”是选题如何构成、如何发现以及解答选题中的问题，但具体的“抓手”在哪？甚或还应追问：“问题意识”与选题是什么关系？“问题意识”的萌生有没有前提和根据？等等。这些都是本文拟探讨的问题。　　

选题与“问题意识”

　　或许可以这么试问从事国史研究的学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哲学社会科学，而不是理科或工科？为什么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选择历史学，而不是哲学、文学或其他学科？为什么在历史学中选择了国史，而不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或世界历史？为什么在国史中选择了经济史、社会史方向，而不是政治史？等等。这一连串问题本身就蕴含着选题与“问题意识”的密切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

　　如果给史学研究中的学术定位勾画一个选题坐标，横向为年代，纵向为领域，在不同“象限”中的交错定位就是研究者开垦的“家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研究选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纵向坐标大致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主要时期。横向坐标所涉及的领域则十分广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可纳入其中。在横向、纵向坐标的交汇点上，一个个学术方向的确立，一个个研究选题的孕育，都必定是与时代、社会、经济、家庭、教育、志向、兴趣等一系列偶然因素熔铸而成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个个明确的问题。

　　对此，课堂上曾有研究生追问笔者：是先有选题，还是先有问题？对教育学、体育学等偏应用的学科来说，很多选题是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中得来的。但对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来说，其“问题意识”的要端是以“求真”为本的追索，故研究者是从大量专业知识学习和对文献的披阅中，对某个研究方向产生兴趣，并认定其学术价值，从而进一步搜求、查寻、占有大量相关资料，才可能产生选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此时的选题尚不是成熟的，此时的问题也不是深刻的。可见，对进入研究阶段来说，选题与问题同在——好选题必然导引出好问题，好问题必然是丰满的好选题。

　　然而，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的问题是：即便应试成绩优秀，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不是由研究生自身的学术蕲向和学术积累萌生的，或许是导师主动“批发”的选题，或许是导师被动相助一个选题，以致这部分研究生面对选题的第一步就一定程度地折损了“破题”的能动性，“问题意识”自然也就相应地打了折扣。如果换一个角度审视，研究生是带着有所领悟的选题并被导师认同，或者是导师顺应研究生的学术志趣共同讨论出的选题，相较之下，这类选题将很大程度地富有自主研究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应受到导师的鼓励和倡导。

　　就此，引申出关键问题：好作者、好选题、好论述、好著作所具备的“问题意识”，究竟从哪里来？如何辨识和解读？笔者以为，一流学者为什么能在学界独树一帜、口碑载道，其根底和大要在于其经历、学识、情致和抱负，铸就了投身于此的博大的学术关怀。缘此，才会孕育出探寻本源的“学术意识”，开创新领域、新方向的“问题意识”，追求学术建树的“问题意识”。

　　正是立足在这个基点上，可以说，“问题意识”与学术关怀是一致的，即没有学术关怀就没有“问题意识”，甚或说就没有闪烁着学术智慧和蕴含着学术品质的“问题意识”。所以，研究者们才会在自己所认定的领域里，兀兀穷年，孜孜矻矻地开掘、探索、追寻、发现、求解。这是其学术志趣、学术素养、学术能力和学术眼光决定的。简言之，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开垦的学术园地里，“问题意识”才会敏锐和饱满。 

史料与“问题意识”

　　对广大青年学人尤其是硕士、博士研究生来说，如何在论文写作中提炼主题并加以阐释，并由此形成贯通的“问题意识”，这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问题。笔者以为，研究人员在面对选题时能否形成可破解的“问题意识”，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

　　首先，必须把握围绕本选题的“合围性”史料群。国史研究的史料究竟是多还是少？笔者以为，从表面上来看是资料多，且略显庞杂；其收集的路径和方法也多，尤其是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很多资料。但总体来看，国史研究的史料却又是“同质性”高，且不太系统，能实质利用的并不太多。所以，当我们围绕某一选题收集资料时，还是要花工夫上下求索。毋庸置疑，好的史学文章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史料引述基础之上的。就国史学术文章而言，我们需要不断扩充史料的范畴，应构筑以档案为主干，包括地方志、年鉴、报刊、民间史料（如信件、工作笔记、日记、账册等）、口述、影像等在内的“合围性”史料群。而且，一个选题往往包涵多重面向，这也决定了其史料是多重叠加的。以笔者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以下简称“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为例，不仅要摘抄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档案，而且还要查阅市卫生局、财政局、铁路局等的档案；不仅需要收集公开发行的报刊资料，而且还要爬梳一些内部发行的刊物；不仅需要大量口述访谈，还要查阅相应的影像资料；等等。

　　其次，必须知晓与选题相关的（或称外围的）知识体系和要点，包括前后、左右、内外相关的线索。例如，就当代上海环境史研究而言，我们就要熟悉污染源的种类和性质，季风性气候与上海的水系、大气流动的特点，上海的工业布局与演变的历史，百余年工商业和“大跃进”运动的关系，等等。又如，要研究“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则需要了解灾害与救援的理论，创伤与疾病、医疗药品和器械的一般常识，工业抢险所需器械、工具和材料的一般常识，交通运输、后期保障的作用和地位，等等。如此，才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提炼归纳出明确的问题，伸展出新的研究面向。总之，没有针对本选题掌握富有弹性的相关知识点，就不可能为论文写作梳理出清晰的脉络，更不可能为提升论文的创见和品质引申出明确的“问题意识”。

　　最后，必须掌握围绕与选题相关的多元方法。近年来，跨学科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被日益推崇，与其他时段的历史比较，国史离我们更近，更需要掌握多元研究方法。例如，“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走向田野”，国史研究更应如此。到与选题相关的地方，尽管面貌可能已经更新，但通过观察地形、气候、水文、留存的建筑和街道，接触一些人，听取一些故事和传说，对于我们理解选题的要旨，开掘出有价值的“问题意识”，无疑会大有帮助。又如，国史领域的选题彼此之间往往呈交叉状态，这就需要我们注意选题的整个“链条”。以环境史研究为例，如果我们研究水污染问题，不能只关注水污染，还应同时汇集大气污染、污秽处理和绿化等问题。

叙事篇章中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构架”

　　顾名思义，所谓“问题构架”，就是联系选题所汇集的史料，并针对所提问题的缘起、背景和内容，进行铺展、探究和解说，以至形成文本的章节构架。其逻辑的演进是从问题开始，通过答案的追寻和呈现，转化成有辨析、有见解的叙事篇章。以下通过笔者近年来以当代上海环境史写作的若干例证，探讨如何“追击性”地提问，如何在应答中建立叙事的构架。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3期刊发了笔者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黄浦江水系污染问题研究（1963—1976）》。该文所引述的资料显示：1963年，黄浦江首次发生22天的黑臭。如果只将其看作一般性史实叙述，我们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但如果了解其之前的历史，我们就需要追问：为什么是1963年？是间歇状的？如果联系之后的历史，就知道这是持续事件，直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笔者对此既有切身感受，同时也在相关资料中找到了记录，由此再不断追问原因。其重要原因之一即百余年工商业的累积性排污。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可知：解放初期上海每天排污为60万吨，60年代中期每天为200万吨，且一吨造纸、化纤黑液，“约需一万五千吨清水予以稀释”；一吨鱼粉加工污水，“需用四万五千吨至七万吨清水去稀释”，市区段已无鱼虾。对此，上海市政府职能部门的态度如何？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提出“三废”概念，“变无用为有用”；投入经费，加强检修，控制排放。这就构成由问题牵引的文章的第一章“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报告”。循着这一逻辑不断演进，从而构成了整个文章的脉络，并最终做如下回答：“计划经济的生产任务落实于生产单位，‘单位为重’的生产任务与环境治理的配比不能平衡，以邻为壑地向单位以外的天地排放工业污染的现象便屡屡发生，成为那个时期黄浦江治理未能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笔者还曾先后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发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于《史林》2021年第5期发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处理工业废渣问题研究》。同样也可通过笔者个人“解剖麻雀”的方式解构“问题意识”。

　　1961年8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组建“上海市处理工业垃圾工作组”，启动全市的清理“生产垃圾”行动。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为什么是全市性的行动？通过前期相关知识积累和进一步检阅资料可知：1958年以前，上海的生产垃圾“几百吨一天”，1962年达到“二万吨一天”；钢铁企业厂内积存的钢渣“超过二百吨以上”，上海第三钢铁厂“堆放在黄浦江边上的钢渣高达32米”；众多中小企业将废渣倾倒在马路边，中山西路一带“原系五车道，现只能两车行驶”（包括大量无主废渣）。一个关键信息则是1963年8月上海市环境卫生局正式成立。1964年10月，上海市桃浦化工区发生硫化氢气体中毒致一人死亡的事故。这为什么也发生在60年代上半期？事故性质说明什么问题？上海市环境卫生局事故报告承认全市工业排放的废气危害相当严重，“每年工业废气25亿至30亿立方米”，杨浦发电厂“每天排放的烟尘达二百吨左右”。与黄浦江水系污染相比，上述两类问题可称之“倒逼型”的行为，引申出工业经济的深层次追问则是：上海城市工业的地理布局为什么与居民区交合在一起？其历史形成的缘由和特征如何？上海城市工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比例、类型及劳动防护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就构成了上述两篇文章的“问题意识”。

　　笔者“解剖”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想要通过这些例证将虚态的“问题意识”落到实态的“问题构架”中，即把握史料、读透史料、剖析史料，从中发现问题的构成和线索，以回答为引导，一层层地铺展出史料与思考融汇一体的篇章和叙事。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广大青年学人尤其是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共鸣，推动国史研究深入发展。

宏观视野中的“问题意识”与“问题构架”

　　当然，面对选题和史料，会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究，但当这些具体问题和解答作为篇章结构串联起来，甚或作为同类“选题链”中“共性结论”的呈现，将打开一个更加综合的宏观视野，得到更为深刻的结论。例如，通过对当代上海环境史中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工业废渣处理的研究，就可见三个更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阐明：

　　其一，为什么上海城市的“三废”环境恶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

　　上海城市污染的“百年之债”滥觞于近代以降的工商业勃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大规模增长，“一五”计划时期，上海的工业结构，按历史上形成的“纺、轻、重”顺序向“重、轻、纺”并举的方向发展。“二五”计划时期恰逢“大跃进”，明确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以钢铁工业为例，1958年，新建、扩建39个大项目；1960年，计划钢产量高达250万吨。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经济亏损，更给业已脆弱的上海环境“最后一击”。

　　其二，为什么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城市环境会出现“有治理，难作为”？

　　1972年，中国出席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与世界各国同台共议，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工作亦正式提上日程。上海发出了“向‘三废’开战”的号召，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烟囱除尘”现场会。1973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上海“列入全国搞好环境保护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但总体来看，此时的治理成效并不太好。曾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中国代表曲格平，针对当时的中国环境问题，做出了“有治理、难作为”的评说。

　　其三，为什么上海的环境污染治理在改革开放中换了“新天地”？

　　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环境问题因历史的欠债和工业生产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仍处于“边治理边排放”的状态中。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在中国应运而生。此源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行动议程》，中国政府做出履行该文件的庄严承诺。为此，上海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各方面工作稳中有进。上海苏州河经过综合整治，由昔日的黑臭河道变成了景观河道可谓明证。进入21世纪，上海抓住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的契机，以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累计环保投入2250亿元以上。通过拆除污染源等重要举措，为城市大规模更新赢得了空间。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赋予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运，推动其向“环境友好型”城市转型升级。

　　三个时段的“问题构架”，三个时段的阐释解答，将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代上海环境史研究的脉络和要端。这就是说，当“问题意识”落实于“问题构架”时，其内在逻辑存在着不同的层级和趋向。据此进行剖析、梳理和论述，将全方位地扩展研究框架，提升研究意识。同时，这需要研究人员不仅要近距离地捕捉具体的问题构成，更要跨时空地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演变。相较而言，后者往往更关注大局的状况和时代的变迁，以及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多种要素的叠加融汇，以至对选题内容的伸展和主旨的开掘，获得更开阔的眼光和更厚实的识见。

　　综上所述，何为“问题意识”？何以落实于“问题构架”？这终究是个关键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问题意识不只是重要的方法问题，而且可以说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持续动力”；“史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寻找复杂历史问题的真实答案，从而对问题作出比较切合实际回答的过程”。笔者以为，历史学人的“问题意识”作为探究的理念，必然萌生于时代决定的经历，阅历所陶铸的情怀、素养和智慧，同时还必须面对出于心志而搜求汇集、爬梳剔抉的“史料群”。所以，“问题意识”不是凭空的，更不可能是悬置的，其总要围绕着议题，通过文本叙述，落实于具体的“问题构架”中。当然，问题是需要发现的，这取决于如何读透材料间的内涵和关联，从中把握住提纲挈领的要端，以建立开掘口和突破点。同时，问题也不会是孤立的，甚或成为“问题链”，其核心与边缘、前因与后果，均有多向度的伸展和发散。正是这种问题的多要素集合，决定了以问题为引导的主题建构和文本铺展。问题更是需要解决的。由此，史料中的回应就成为追寻的线索，一层层地剥离，一层层地辨析，一层层地呈现，答案与“问题意识”愈相合拍，答案也就愈发接近研究者思路中的“真实”，其史识的提升也就愈发显示出卓见。总之，基于上述角度来理解从“问题意识”到“问题构架”，既能使研究落到实处，也有助于研究获得准确的定位和有效地拓展。

　　［作者简介］金大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