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三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新中国史研究理论的回顾与思考、国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检视、新中国史理论研究。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新中国史理论研究三题

宋学勤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中国史（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学科本土性强，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需求更加突出，更需要持续推进国史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国史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领域”，仅有对这段历史的“粗线条的梳理和解释”。1978年以后，学术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才“真正发轫并逐步形成体系和规模”，进入“有学有术”的阶段。90年代中期，国史学科建设问题提上议程。例如，199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京召开国史学科建设座谈会，就国史的学科属性等问题展开探讨，被认为是国史理论研究的发端。进入21世纪，“理论与方法”问题进一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例如，2001年4月，《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在京召开“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此次会议明确指出，如果“仅仅满足于以揭示历史真相为治史归宿，而不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终究难以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因此，“探讨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应提升至与“史实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以期在学科建设层面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2009年11月，该刊编辑部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再度强调“理论与方法”研究对于推进国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国史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被进一步激发，尤其是随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学界积极响应号召，探讨如何谋划和推进国史“三大体系”建设，建构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国史理论研究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学术面貌，本文围绕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内容展开评述，以求教于方家。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历史分期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历史分期是国史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主题主线决定着国史研究及其叙事的总体思路和主干脉络。对此，有学者通过凝练各方观点，将国史的主题主线概括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近年来，学界对此有多种新的表述方式，但总体上没有原则性分歧，依然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主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要素。

　　主流本质决定着国史研究及其叙事的整体面貌和总的基调，关系学界如何正确评价国史整体及其内部诸多具体问题，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国史上的曲折与失误。对此，199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其发刊辞中就明确提出，国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并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数十年来，学界基本坚持“曲折中发展”这个基本结论。

　　学界对国史分期问题的认识经历着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国史分期应有相对独立的划定标准，与中国共产党史（以下简称党史）应有所区别：“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着重点与中心任务，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是国史分期的“基本依据”。随后，也有学者认为，国史分期应以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作为标准，而“社会形态变化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表现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存在质的区别。

　　对于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历史分期，学界论述颇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前提下，学界对相关问题存在不同观点。例如，有学者提出，国史的主线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及“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要对“新中国整个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作出正面、积极的总体评价；国史分期应“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国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也呈现出动态变化。该学者在2021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无论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比如说到新中国诞生100年、200年时，人们再来给国史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又有所不同”；“至于某些专门史，如学术史、文学史、美术史、影视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台港澳史等，分期、断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划定，不一定非要与国史的分期保持一致不可”。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属国史上的重点论题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针对全盘否定“前30年”历史成就的谬误，一些学者立场鲜明地予以驳斥。例如，有学者指出，只有“把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社会发展实践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才能对其有整体性的认识与宏观把握”，虽然在此期间“出现了严重失误”，但不能因此否认前人“艰辛的探索”及其“奠基之功”。此外，就整个国史研究来说，也涉及价值判断、观点立场等重要问题的认识，需要正确处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作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对此，有学者强调，国史研究要“分析问题、判断是非”，政治立场问题无法回避；所谓“价值判断中立”，亦可能是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干扰”的结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化解“去史灭国”的风险，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国史研究所特有的“护国”功能，有别于史学通常所讲的“经世致用”之效。

　　中共二十大以来，国史学界对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历史分期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例如，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及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有学者提出，国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国史应当划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历史时期。可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和历史分期问题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学界也会同步实现动态更新，推出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以不断深化国史研究。

突出特性和学科属性

　　相较于其他时段，国史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现实性强。这既是国史研究的特殊优势，同时又使其受到种种限制。其特殊优势之一在于可资利用的材料更加多元丰富。例如，由于许多历史亲历者与见证者在世，国史研究可以通过口述访谈接触到“活历史”，这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等中国通史序列所难以企及的。但与此同时，国史研究也会面临种种其他序列研究所未遇见或鲜见的难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人写当代史，由于时间相隔很近，历史的进程还在发展中，因而对事件的意义和人物的看法有一定的局限”。也有学者认为，国史上的许多思想、人物与事件虽然已成过往，但未完全在故纸堆中“沉淀和凝固”，仍深刻地影响现实；其研究的主体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当事人”这个身份，甚至有时研究者就是亲历者。此种“时过境未迁”的特性，使得国史研究“与现实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历史距离感”。有学者就国史与现实问题的关系做过明确论述：由于“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国史研究无法作为“纯学术研究”，“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研究整个历史，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总之，国史研究必须妥善处理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形成良性互动与互补”。

　　明确学科属性是国史理论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学科是指学术共同体共享同样的知识体系、话语逻辑、分析工具、评议标准与价值认同。在主张跨越边界、科际整合的学术环境下，明确国史学科的“本我”如何构成，是评价国史论著学术水平、反思国史研究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的逻辑起点。它决定着国史研究不是由若干探讨“当代中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组成的松散联盟，而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学理构成。国史学科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党史学科，特别是区别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史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国史学科建立相对独立性的前置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问题曾引起国史学界与党史学界的共同关注。彼时，有学者认为，国史与党史虽有交叉，“密切不可分离”，但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又应该有所区别”；相较于党史学科着重于阐释“党”，国史学科关注范围理应“更加宽广”，“包括的内容也更多”。为此，国史学科有意识地形成不同于党史学科的核心议题、学术旨趣与评议标准，推动国史学科相对独立性的生成。强调二者差异，并不是武断地割裂彼此内在联系，而是如何更好协同发展。就国史与党史在本体论上的关系而言，有学者认为，二者呈现为“同心圆”的结构关系：“圆心”是“党的领导”，党史作为“内圈”，国史是范围更大的“外圈”；并进一步指出：“党史必然是国史的核心，党史走向必然决定国史的走向”。

　　对于何为国史，学界大致逐渐形成“狭义”与“广义”两种定义。例如，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认为：“从狭义讲，它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讲，它应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迁”；“从前一个层次来理解，它研究国家政权建立发展中的重大事件，类似于专门史；而从后一个层次来理解，它研究整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又类似于断代史，是通史的一个阶段。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史学科带有特殊的双重性质”。此后，学界对此又有进一步认识。例如，有学者提出，“国史”与“当代史”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史”在更大程度上延续了党史研究的政治史传统，“当代史”则是“更具包容性的学科范畴”。

　　总体来看，学界普遍主张，不应仅从“狭义”的角度定义国史。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只有从广义上来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国史的学科定位”。在此共识形成的过程中，学界对国史研究有过不断反省和认识更新，日渐突破“政治史”等专史范畴，走向更具广泛意义的“整体史”。例如，有学者指出，国史不应自限于只写高层活动、领导人物与决策过程，使其被简化为“领导决策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强调，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宜以政治为核心视点看各方面的发展进步”。这其实并不冲突，而是国史学科日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即其研究范畴更加体系化、学理化，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更加明确。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考虑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经，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为纬，纵横交织建构国史知识结构，并以此确定学科基本问题、概念范畴体系”。与此同时，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国史的学科建设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更多可能，需要学界进一步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史研究的突出特性决定了其学科属性的复杂性。我们不妨以更开放的态度审视这个问题，使其充分接受学术实践的检验，推动其不断繁荣发展。

理论指导、治学理念和研究视野

　　有学者提出，“唯物史观是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也是理解国史的“科学史观”。同样，在国史理论问题上，只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更有力地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使这些问题得到“正确解答”。推动国史理论研究深入发展，还须坚持正确党史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中国史研究之所以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是由新中国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以正确党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就是要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和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深刻反映和揭示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国史研究固然要秉持“百家争鸣”的态度，允许存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但对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则必须坚持以党的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这是国史研究必须服从的“大局”。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是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体现，也成为指导国史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学界对此多有探讨。正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新中国史研究笔谈》专栏编者按中所提到的：“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在国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学界形成若干有总体性、宏观性指导意义的治学理念。例如，实证理念较早被确立为评判国史研究科学性的基石。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虽被提上日程，但“学术性和科学性不足”；改革开放以后，国史研究才实质性地获得“学术建制”。在此过程中，国史日渐回归其史学的学科属性，强调用史实说话。正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号所提出的：“治史要靠真凭实据，史实是研究和撰写历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有学者指出“用史实说话”，“只有在摆足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讲清道理”，认为这是国史研究正确处理“史”与“论”辩证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不发空论”，在充分搜集、鉴别与分析史料的基础上，让“事实”本身“说话”，被视为国史研究的指导原则。概而言之，追求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理应成为评判国史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维度。

　　秉持大历史观是拓展国史研究学术空间重要途径之一。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之初就有学者就提出，要把国史“置于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放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这其实与大历史观一脉相承。正如有学者所倡导的：“从大历史观看新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之置于近代180余年来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放宽历史视野，拉长历史时段，运用大历史观，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在人类文明进步和制度多样化演进的宽视野中看问题”。换言之，就是要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坐标中开展国史研究，拓展国史研究的边界，深化对国史的理解与认识。

　　开拓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增进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对话交流，也是拓展国史研究学术空间的重要途径。在国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学界意识到，国史研究在本土所呈现出的学术面貌，有别于海外学者书写国史的风格和旨趣，甚至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此，国内学界有意识地加强了与海外国史研究的对话交流。例如，1994年，当《剑桥中国史》国史部分及其中译本出版后，国内学界就对其做过系统评述，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对此，有学者指出，海外学者研究国史，采取不同于中国的角度、观点和立场，使其研究结论相较于中国本土的国史研究而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也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才更是需要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出于一种僵化立场和对立思维而对不同的见解断然排斥，那必然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对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以《当代中国史研究》为代表的相关刊物，陆续开设“海外观察”或类似栏目，介绍海外相关研究成果。总体来看，随着时代发展，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国史研究的态度逐渐从“以述为主”转为“评述结合”，显示出更明确的主体性与批判性，注重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批判性学习借鉴，彰显出更鲜明的中国立场。

　　有学者认为，国史“是史学领域里最适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领域”。也有学者认为，同是研究“当代中国”，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可以拓宽国史研究的“广度”，增强国史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也可以发掘国史研究的“深度”，增进国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开展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国史研究实现由弄清史实到探索历史规律的学理转换。对此，有学者提出，国史研究不能止于“历史事件的排列”，忽略“探究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必须“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数十年来，学界持续推进国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守正创新，在坚持唯物史观与正确党史观的前提下，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理论与方法不断涌现，推动着国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学界已经形成推进国史理论研究的自觉意识，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国史理论研究依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例如，在若干关键性理论问题上，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探讨依然不够深入。展望未来，在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征程上，似可从以下两方面推进国史理论研究。一方面，要进一步明晰国史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学理内涵等。目前，学界在探讨诸多国史理论问题时，存在着基本范畴不明、概念混用、边界模糊等问题。例如，“国史研究”有时被误用为“国史学科”，这混同了学术实践与学科建制两个不同层面意涵。此外，“国史理论”“国史学理论”“国史研究理论”“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近似的学术概念也大量出现。虽然有学者已对此有所探讨，但似乎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高水平的学术史和学科发展史研究，以此作为国史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根基。学术史和学科发展史研究不是综述与述评，不是简单地陈述谁在何时何处做了什么研究。它旨在把握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在“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等更深层级的学术维度”上，提供带有主体性、自觉性、通盘性的学理反思与自我省察。或言之，它不是被动反映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状况的阶段性总结，而是批判性地审视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历程，主动创造新的学术空间与发展前景。它的水平高下，被认为是判断“一门学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重要标志”。总之，国史理论研究是需要学界共同推进的重大工程，只有广大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推动该领域研究取得长足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21&ZD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