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三篇学术史文章分别涉及历史政治学、概念史、学科发展等领域，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特点及不足，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的现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探索

李里峰

　　概念史是20世纪中期伴随着“语言学转向”而在西方学界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概念史被引入中国学界，并在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学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笔者10多年前开始涉足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曾撰文对中国的概念史研究略做梳理，文中称：“中国学界接触概念史研究仅有数年时间，无论在学术队伍还是合作平台、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都还十分有限，因此要专文评析‘概念史研究在中国’似乎为时过早”。10多年过去，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多个学科领域成为热点甚至显学。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概念史研究所探讨的一些核心概念多为近代诞生，其对国人政治认知、政治表述、政治实践的塑造与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在此意义上，政治概念史是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把钥匙，也是将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有机衔接起来的重要途径。学界以往的概念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范畴。近年来，概念史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影响逐渐增强，其中仅2022年的研究成果就涵盖了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概念。本文结合笔者从事概念史研究的阅读经验和心得体会，对近年来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探索、新进展予以简要回顾，内容上以近代政治概念史研究为主，兼顾当代政治概念史研究，以期能在方法论上为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提供借鉴。

一

　　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是从译介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成果开始起步的。一方面，西方概念史研究成果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如英国学者梅尔文·里克特的《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一书系统介绍了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概念语言历史辞典》和《法国基本政治—社会概念手册》，阐述了概念史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英国学者伊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的《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对以英国学者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范式”和以德国学者科塞勒克为代表的“海德堡范式”进行系统比较，阐述了概念史与社会史、语言学、话语分析之关联。美国学者特伦斯·鲍尔等人主编的《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从概念变革与政治创新的互动视角，对宪法、民主、国家、代表、政党、爱国主义、公共利益、公民身份、腐败、民意、意识形态、权利、财产、革命等政治概念进行历史追溯和意义探究，展现了这些概念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变化过程。这些研究成果对西方概念史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及时被介绍到中国，有助于推动中国学界概念史研究的展开。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译介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有什么独特性，又该如何推进。方维规于2007年发表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是中国学界较早的概念史介绍文章。此后，他又陆续发表《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等文章，介绍了德国概念史特别是其代表人物科塞勒克的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2020年，他在“乐道文库”推出《什么是概念史》一书，进一步拓宽了概念史译介的理论视野。此外，孙江、李宏图、黄兴涛、潘光哲等学者也对中国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较多探讨。

　　例如，孙江撰文介绍概念史与词语史、观念史、社会史之异同，主张从概念、文本、制度三个切入点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并提出编纂一部多卷本《中国概念史大辞典》的设想。他认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式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式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李宏图认为，西方的概念史研究存在以英国的斯金纳为代表和以德国的科塞勒克为代表的两大学术流派，他本人更倾向于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即通过研究概念在时空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及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的主导性定义如何形成，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黄兴涛从新名词切入概念史研究，认为近代中国出现大量新名词、新概念起到了一种搭建“现代思想平台”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入探讨影响近代中国重大变革的核心概念的形成、传播、认同和使用，揭示它们与社会政治互动的途径和机制，有助于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潘光哲指出，19—20世纪之交，许多“新名词”已在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而成为“关键词”，研究者应当对“新名词”与“关键词”进行“历史化”的工作，揭示它们在历史/生活世界里的意义和地位。

　　不难发现，中国学者们在回顾西方学界有关概念史的研究成果时，更多的还是在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开展中国自身的概念史研究。在上述学者先行探索的基础上，学界接续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不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译介相关成果，而且在概念史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本土化探索上做出了新的尝试。以对科塞勒克的概念史研究为例，陈建守从语言转向和社会史角度细致梳理了科塞勒克的学思历程，提出了20世纪的概念变迁的四个特征：科学化，即科学在政治和社会语言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普及化，即媒体和资讯发展导致概念的空前普及；空间化，即资讯沟通与循环的强化使整个世界更加统一；发散化，即概念与其固有的起源及脉络不断解离并渗透入整个社会。黄艳红在对科塞勒克及欧洲相关概念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在当下的全球史热潮中，如何借鉴科泽勒克的观点和方法，考察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和地区之间在时间观念和经验上的冲突及相互影响，正是尚待深入探究的课题”。

　　诸多学者还就如何规范并拓展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如孙江主张“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即规范化（概念通过词语的翻译、阐释和再阐释而逐渐定型）、通俗化（概念逐渐流通和普及）、政治化（时代变化赋予词语特定的意涵）、衍生化（基础概念在历史场景中衍生出与之相关的下位概念）。郑文惠比较了美、英、德的观念史/概念史学术进路与方法异同，提出“中国/东亚/全球”由“节点”到“网络”的比较概念史研究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图像、影像、仪式等多重中介，倡导观念、事件、行动互动的大历史结构的数位人文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处理好时间（古与今）和空间（中与外）的双重张力，应聚焦中、西、日之间的“跨语际实践”，在判断译词之对应、确定概念之来源、理解译名之多样、解释译词之厘定等方面下功夫。

　　10多年来，学界不但译介了许多海外的概念史研究成果，而且不断思考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探索与中国概念史研究更加契合的理论假设和路径方法。这些思考和探索既体现了概念史研究的共同关切，也彰显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知识体系的特殊性，对于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概念史研究无疑有所助益。例如，对于民主、代表、协商等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既需要从纵向上梳理这些概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也需要从横向上与其他国家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和使用进行对比。再比如，对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新时期”“新时代”“法治”“治国理政”“新常态”“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等，更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来加以分析，以更好理解其内涵、价值乃至世界意义。总之，概念史研究始终强调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同时段的前后观照，值得当代政治史研究参考借鉴。

二

　　中国学界对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主要体现出将概念史与思想史、词语史、政治史、数字人文等相结合的特点。这些具体研究既属于当代学术史领域，是宏观层面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同时也在议题和方法上与当代政治概念史研究形成呼应，对深化相关问题研究有所助益。

　　（一）思想史

　　概念是思想的载体和出口，概念史从其形成伊始就和思想史密切交织在一起，近年来中国学界的许多概念史研究成果，也是在与思想史的相互观照中展开的。例如，王汎森在《“主义时代”的来临》一文中分析了“主义”是如何从一个外来概念发展为具有强大力量的新政治论述的。该文在方法论上提示，在处理政治概念史议题时，既要有时间维度的纵向观照，也应关注概念及其所承载的思想的多元理路。在当代政治建设的演进过程中，类似“主义”的关键概念有很多，在探究这些概念时，不妨借鉴这样的视角和方法。黄兴涛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撰成《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对中国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做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该书呈现了“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部概念史力作，无论是在议题设置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参照。方维规在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理论与方法之余，也长期致力于近代中国重要概念的实证研究，最终汇集为《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书。该书从概念史视角切入思想史，以辞典、报刊和资料汇编为主体资料，对“民族”“政党”“经济”“知识分子”等7个（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特色之一是在实证研究中践行、展示概念史的原则和方法，对于初涉概念史的研究者颇有指导和示范作用。当代中国的很多政治概念都能在古代历史中找到源头，又在近代以来发生偏移和转义，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分析概念在不同时期的意涵演变和结构转化。例如，现代意义上的“新时代”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各阶级和阶层的救亡图存下应运而生，2017年中共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对这一政治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新时代”，不仅可以窥探“新时代”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历史需求，还可以透视各社会阶层对“新时代”的价值要求和经济政治主张。

　　（二）词语史

　　词语是概念形成的前提，概念是对词语的汇集升华，词语被赋予特定的政治、社会经验和意义后就成为概念，二者相辅相成，因此，词语史梳理是概念史探究的基本前提。陈力卫、沈国威等从词语史和中日语言交流史的角度，勾勒了中国近代新词语形成的大致轮廓和主要路径，为系统梳理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形成与变迁奠定了重要的语言学基础。冯天瑜从中西文化语言交流史切入新名词和概念史研究，先后撰写多部著作，对中国、政治、革命、文明、自由、共和、民主、经济、国际法等近代汉字术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做了分析，对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日语言文字交融的背景、过程和机制做了系统而翔实的阐述。这些重要词语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仍在广泛使用，其概念内涵也仍在不断丰富，要持续推进政治概念史研究，既需要“照着讲”，也需要“接着讲”，注重分析其在当代中国的演变和发展，探讨其时代价值。

　　通过中、西、日词语交流史的考察，一些重要政治概念的形成、译介与传播过程得以廓清。例如，陈力卫细致比较《共产党宣言》各主要日译、中译版本的不同，指出中文译词的变化趋势，从微观角度阐明了中日两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微妙差别。同时，他还梳理了“民主”与“共和”概念在中、日、西文之间的复杂互动，指出“民主”出自中文语境、“共和”出自日文语境，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相互渗透，即中文的“民主”进入日文、日文的“共和”进入中文。聂长顺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范式，探讨了“主义”的创译、使用、跨境流转及不断阐释的基本情形，指出“主义”概念在中日两国被赋予了多重意涵及本国元素。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传统汉字词汇被赋予新的社会和政治意涵而成为现代概念，是中国现代概念体系形成的基本途径，本国的历史文化对现代概念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探究现代政治概念时，既要对承载概念的词汇进行追根溯源，也要探讨这些词汇何时和如何获得现代意涵而成为“关键词”。当代中国广泛使用的许多政治概念，都应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中国共产党广泛使用的“人民”概念为例，其在西方政治语境、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以及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意涵，而这三种政治语境均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来源的丰富理论资源，“人民”概念的核心特征与党的百余年历程紧密相连，透视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政治理想和理论体系。

　　（三）政治史

　　概念既是历史发展的指示器，又是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助推器，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概念变迁与政治转型之间都有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联，因此，许多研究者着眼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政治转型互动的角度进行概念史研究。例如，黄东兰发现西方的“自治”概念在传入东亚后，在中日两国不同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在清末中国，“自治”承载了改良和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笔者也从这一视角，对“群众”“运动”等政治概念做了初步探讨，指出“群众”是一个多歧性的概念，既是抽象“人民”概念的具体化，又是理想“国民”概念的现实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群众性政治运动在近代中国兴起和盛行，并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形式。

　　与政治实践和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还有很多，学界也进行了相关探讨。如曹龙虎分析了“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跨语境传播，指出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新的学理知识的输入，还体现为革命运动的展开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分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等，使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身份观念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建构方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阶层结构呈现多元方向发展，社会流动普遍加快，这也提出了对表征这些新变化的政治与社会概念加以梳理的新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这一重要政治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经“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话语演变，逐渐形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历史面相。

　　（四）数字人文

　　概念史研究需要梳理概念的译介与传播过程、阐释概念的社会政治意涵、探究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这些都要以对相关文本的系统分析为前提，因此，各类数据库的搭建和数字人文方法的引入，为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和技术手段。

　　例如，郑文惠、邱伟云对近代中国“国家”“平等”等概念进行量化分析，并以这些个案研究为例，探索以数字人文进行概念史研究的方法和技术。陈力卫以《四库全书》电子版为例，对以大型数据库进行词语史、概念史研究的可能与限度进行探索和反思，指出可检索的大型数据库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追溯近代词语的古典用法，厘清一些语言事实，使我们得以正本清源、辨别真伪。目前，国内的各类电子数据库不断涌现，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数据库便有一键检索的功能，为开展相关概念研究提供了便捷。对此，有研究就利用《人民日报》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以数字人文方法追踪这些概念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单一数据库，而应交叉平衡加以利用，也不能孤立地理解和使用数据库中的个别句子和段落，而要注意联系其上下语境。在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今天，如何更好结合数字人文推进概念史的研究，需要学者们真正做到跨学科、求真知。

　　（五）党史、新中国史

　　党史、新中国史中的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学术热点议题之一，其中尤以党史中的概念史研究最为突出，新中国史领域对概念史的探讨则相对滞后。郭若平较早提出将概念史研究引入党史研究领域的设想，先后发表多篇理论文章，就相关问题做了较系统的阐发。他认为，概念史研究对于党史研究而言，既是一种理论规则，也构成一种研究方法，在概念史视野的观照下合理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可以有效拓展党史的研究空间。笔者主张从不同概念类型（如革命/阶级/国家/民族等核心概念、组织/宣传/运动/解放等行动性概念）出发系统梳理党史上的基础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应具备历史感、层次感、张力感等特质。陈红娟认为党史领域引入概念史方法，有助于打破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为中心的旧范式，以单元概念为支点实现新的整合与贯通。侯竹青主张从概念史视角拓展党史纪念史研究，在对纪念史中的概念进行研究时，既要注意特定时间内概念与思想的同步性，也要重视概念既有的批判性变化，既要注意纪念活动中文本概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要注意纪念对象的概念化。

　　党史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与新中国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但目前有关党史概念史的研究更多还是侧重于1949年以前形成和定型的政治概念，或者是对百余年党史概念的长时段分析，对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概念以及原有政治概念的新发展，现有研究还比较薄弱。以“中华民族”概念为例，有研究考察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两个词汇在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文献中使用频度的变迁，认为起初两词并用，但“中华民族”一词影响力日益提升，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步取代“中国民族”成为核心词。也有研究关注了“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及其内涵，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对这一概念的翻译中体现了其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在翻译上既要突出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全体国民，也要强调各民族具有民族地位。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变化，学界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近年来，新中国史领域也逐渐出现以概念史为视角和方法的研究成果，除《当代中国史研究》刊发过相关文章外，其他刊物也发表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概念研究的成果，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确实显得比较薄弱。如何深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概念史研究、丰富新中国史概念史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三

　　在10多年前发表的述评文章中，笔者既对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前景充满期待，也坦承概念史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身份未明，即学界对于概念史的基本内涵、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没有达成共识；二是时代未定，即中国现代概念体系、知识体系形成的“鞍形期”（或称转型期/过渡期）起讫于何时众说纷纭；三是平台未建，即概念史研究者基本上是各自为阵，从事大型团队研究的条件尚不具备。为此笔者曾提出，有志于概念史的研究者当从以下三方面继续努力：一是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的具体研究成果，二是组建概念史的合作研究团队，三是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

　　回顾近10多年来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进展，上述不足之处已有显著改善，当初提出的几点设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正逐步变成现实。

　　关于身份。概念史引入中国时间不长，却在学界引发过不少争议。就在孙江明确提倡概念史研究的同一期《中华读书报》上，贺照田表达了不同意见，并提醒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当心“橘逾淮而为枳”，尤其是在选择基本概念时要防止西方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陷阱。“剑桥学派概念史”的说法和相应的译丛问世后，也曾遭到严厉批评，认为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称作政治语言史或词语史，却不能称作概念史。但是总体来看，随着概念史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渐次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以更开放的眼光来看待和践行概念史研究，而不再纠结于德国概念史原初的严格定义。笔者曾结合近代中国情境，对“概念史的学术方位”提出如下设想：方法的概念史，即把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固化的研究领域；包容的概念史，即破除“正宗”概念史的执念，不拘泥于概念史与观念史之辨；复数的概念史，即概念史研究应该是多元的、流动的，不同时空范围下可以有不同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即对不同层次的概念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有限的概念史，即概念史有其边界和限度，无法成为统摄各史学分支的普遍性学问。笔者以为，这些主张并不是简单地和稀泥，而是以概念史激发学术灵感、推动学术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时代。自科塞勒克将1750—1850年称为西方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鞍形期”，各国的概念史/思想史家都很注重为本国现代概念/知识/思想体系的形成划定一个“鞍形期”，如法国学者赖夏特等主编的《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聚焦的时段为1680—1820年。在中国，百余年前梁启超即曾提出著名的“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王尔敏将1840—1900年视为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张灏将1895—1925年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转型时代”，孙江主张将转型时代的下限延伸到1935年前后。笔者肯定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但从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行动的角度来看，其研究时段则需继续向后延伸。上述看法各有侧重，但从概念史、词语史、政治史、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来看，认为19世纪末（甲午战败的1895年）到20世纪中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原有的基础性概念仍在发展演变，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涌现出大量新概念。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而言，需要在既有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讲”，进一步考察1949年后政治概念的新发展、新创造，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不断发展，如前文所述的“新时期”“新时代”等即如此。

　　关于平台。2014年，南京大学成立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旋即更名为学衡研究院，聚合来自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校内外学者，以“全球本土化”的视野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基本政治—社会概念。经过多年发展，已在团队建设和成果出版上取得长足进展，成为中国概念史研究的重镇，并与日本关西大学、成城大学，韩国翰林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埃尔兰根大学等机构建立了以概念史研究为中心的交流合作关系。经过长期准备，学衡研究院于2023年推出大型概念史研究丛书“学衡尔雅文库”首批7种。例如，冯天瑜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中国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厘清概念的思路。与此同时，作为概念史研究专刊，《东亚观念史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的相继问世也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表阵地和交流空间，两种集刊迄今已刊出30多期，相继发表各类文章400余篇，涵盖各个领域，助力人才培养。此外，《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学术期刊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概念史研究成果，推动了概念史研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总之，10多年来政治概念史研究的新进展，既体现在相关学术成果的大量涌现，也体现在以概念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机构的设立、学术团队的扩大、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丛书的出版。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理论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学术平台的创建和发展来看，近年来中国政治概念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史研究应该采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或者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政治概念史研究也当以全面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帮助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概念变迁和政治发展。笔者期待在开放、多元的理念下，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政治概念史研究，为梳理知识谱系、前瞻学术大势、引领国际前沿、树立本土风范贡献一己之力，也期待政治概念史研究能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和活力。

　　［作者简介］李里峰，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兼职教授，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江苏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哈佛燕京学社、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333工程”中青年领军人才、江苏青年社科英才。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