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历史演进，深入总结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程、经验和成就，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总体上看，学科主体性显著增强，重点热点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想性趋于深化，细分领域研究各具特点，新兴领域研究蓬勃开展，学科交叉融合趋势凸显，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一定拓展。从不断提高研究能力和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应着力形成研究合力，运用大历史观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关键词］文化史；“第二个结合”；大历史观；述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以下简称文化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重点，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导。2022年，学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现代化历程等重点热点问题以及文化史各领域研究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
一、研究总体概况
2022年，文化史研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牢牢把握文化建设与改革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不断丰富，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指南。2022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出版发行，全书贯穿着对党的历史的深刻总结、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自觉自信，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及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权威著作。《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文化史研究的强大思想武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的《复兴文库》第1—3编，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记录了百年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服务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伟大历程及重大成就，充分反映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宣传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系统研究党的宣传工作史提供了丰富材料。
2022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系列成果缤纷呈现。如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中央和地方层面举办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以及电视剧《我们这十年》、纪录片《这十年·幸福中国》、综艺《这十年·追光者》等，生动演绎了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以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召开等为契机，学界全面梳理总结文脉传承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此外，在我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等活动，既密切了人文交流，也总结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就与经验，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供了助力。
学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推动文化史研究取得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深入探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其特征，系统总结新时代十年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对这些重点热点问题的理论阐释增强了学科主体性和学术思想性；二是各领域专题研究稳步推进，注重考察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三是新兴领域专题研究拓展了学科发展新场域。随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深入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史、文化工程史、文化治理史等议题的关注度显著上升，丰富和发展了学科的发展空间。
二、热点问题与研究动态
2022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遵循，学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其特征、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重点领域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等重要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一）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文化史学科始终坚持把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要位置，并成为学科发展的理论自觉。2022年，学界集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深入探析“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意涵，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宏阔视域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原创性贡献。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多维阐释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做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大论断，引发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学界一致认为，这一重大论断具有多重维度的深远意义，主要从构建中华新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创立者所处的“红色文化场域”等视角探讨其生成逻辑、立论依据、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石泰峰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在制度文化、精神理念层面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光彩。沈壮海着重阐释“中华文化时代精华论”的核心要义和确立依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在于其是中华文化精神在当今时代的最新发展、集中体现，是当今时代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核心所在；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使命意识，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向新而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新气象、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学者们突出强调这一重大论断所凸显的文化主体性。任晓伟等认为，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从“中国实际”的范畴中相对独立出来，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史上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陈方刘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而且在中华文化谱系中居于指导地位。学界持续推进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议题的研究阐释，深化了对党的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形成的，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学界对“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话语体系、本土化逻辑和实现路径等进行了多方面考察，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学理阐释。田心铭强调，坚持“两个结合”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成就。从原创性贡献角度而言，黄凯锋认为，“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从方法论创新角度而言，李宏伟认为，“两个结合”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信，促进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展，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还有学者强调要把握好“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避免产生片面认识乃至错误倾向。张允熠指出，“两个结合”紧密相连，相互叠加、支撑，构成总体性思想叙事。“第一个结合”不能排除思想要素和文化问题，“第二个相结合”同样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冯冉强调，要从学理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结合”“结合什么”“如何结合”内在逻辑的论证，廓清“不可能结合论”“文化复古主义论”“简单融合论”等错误思想倾向。
“第二个结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及路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曲青山强调，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沃土。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新论断，对“第二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提炼。顾海良指出，从历史主动向文化主动跃升，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探讨时坚持的根本原则。杨增岽等认为，这一重要论断是“第二个结合”论断的引申与支撑，既在静态上找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当代价值，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重大创新，又在动态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指明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中共二十大报告列举十个古语高度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张东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重大文化命题，吸引多学科研究力量进入文化史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研究快速展开、持续深化，呈现出广阔的研究前景。
（二）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品格 学界注重考查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如杨凤城总结了党百年来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演进逻辑，指出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不懈探索，到21世纪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命题并进行系统阐释，对文化发展核心问题的认识逐渐发展成熟。还有学者从党史、新中国史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性认识。如欧阳雪梅等从国家制度史的角度分析、研究、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历史演进，探讨其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归纳总结其历史成就、经验教训，并提出展望与思考。祁述裕对党领导文化制度建设的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四个突出特点，强调文化制度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要把握好百年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与此同时，学界深入探析百年来党领导文化建设形成的独特理论品格。如李凤亮对党在不同时期建构文化认知、探索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繁荣的现象、原因及规律进行探究，指出百年党史为坚持文化自信赋予了价值底色、提供了精神支撑、注入了实践力量。张国祚等认为，百年来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始终在根本方向、根本保障、根本宗旨、根本方法上坚守着不变的原则。邢红梅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演进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三重逻辑上内在统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人民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其特征研究 一方面，学界集中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郝立新等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问题和价值选择为研究对象，阐释其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基础以及实现价值目标的路径。还有学者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轫逻辑、认知结构和实践进路，探析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目标要求与实践路径。欧阳雪梅强调，人民精神世界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来构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化建设必须高扬思想旗帜、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铸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学界还集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两个文明”的协同推进。李正华强调，改革开放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就“两个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辩证关系而言，陈金龙认为，物质文明是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是国家现代化的文化支撑，对于国家现代化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欧阳雪梅强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自觉。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立了与传统文化的协调适应关系。沈湘平指出，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还有学者论述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源等问题。国外各界高度肯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基思·贝内特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物质文明，也注重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福祉。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认为，一个有效的马克思主义能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更深层次的道德观念作为这个民族的传统智慧，并加以接受。
文化自信自强研究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新理路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热点。秦宣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不可替代，文化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中，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研究者们密切关注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信自强”表述变化的历史。如王一川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话语调整，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相并提，表明二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予以统筹规划。就“文化自信自强”的内涵而言，张晶认为，自信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传统和灿烂成就的自信；自强是基于自信基础上使新时代的中华文化成为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新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赵义良则强调，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时，绝不能切割或忽略文化立场。对文化的继承、借鉴、发展和弘扬进行理性思考，才能把握住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核心要义。
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2022年，学界继续保持对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热度，研究主题涵盖两个重要概念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基本特征、价值地位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并进一步对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各种精神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了研究。丁俊萍等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具有概括性和中国特色的概念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构建话语体系、掌握话语权的重要体现。杨义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和主线。王炳林等认为，纵观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理想信念、人民至上、爱国奉献、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是贯穿其中的精髓要义。还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原因、特征表现及现实价值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学界对党领导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点问题研究更加体系化、学理化，提升了文化史研究的理论高度，今后应继续深入总结、准确提炼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做出系统阐释。
（三）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重点领域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研究
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研究 学界系统总结了新时代十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重点阐释了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如李毅等认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坚持理论强党、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遵循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斗争、重视自我革命的锻造作用是我们从中得到的宝贵经验。李书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撑，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要把这一根本制度贯穿到文化建设各方面，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学界主要从基本依据、力量来源、基本维度等方面把握新时代十年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欧阳雪梅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根本任务、重点领域、领导权与管理权等重大问题做出系统阐述，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吴学琴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力量来源是“两个确立”，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因而得以实现制度性安排和法理性建构。寇清杰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战略创新、视野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基本维度，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值得关注的是，学界关于新时代十年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展现出蓬勃生机。例如，张博认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认识观念更新、思想理路创新、实践方略出新等鲜明特点。李晓阳从马克思主义感性实践论出发拓展了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成就与经验研究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中共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要求，围绕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做出一系列战略安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正式提出、培育践行到广泛践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2022年，学界系统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各方面的成就与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沈壮海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发展，以及学校、媒介、制度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王树荫等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方面，学界主要对党员干部、青年等重要群体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成就与经验加以考察。在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方面，刘拥锋等系统梳理了新时代党的表彰制度建设，认为系统性构建与体系化形塑是推动党的表彰制度科学化、法制化和战略化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创新之举。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方面，吴少进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对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具有独特作用，应充分认识其历史传承、现实境况和未来取向。总的来看，2022年，学界对新时代十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做出了较为深入和细致的梳理和总结。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的经验研究 新时代十年，我国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积极构建多主体、立体化大外宣格局，推动文化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相融，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赵可金认为，与西方国家强行推进普世价值观的路线不同，中国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初步形成了“元首外交引领、高访带动、高级别机制示范、双多边结合、国内外统筹、中央地方联动、官方民间并举”的工作格局。达巍等认为，中国是世界少有的由中央政府搭建全面人文交流机制的国家。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搭建了全覆盖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充分发挥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示范带动作用。其中，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引人注目，已经成为不断夯实巩固中非关系社会民意基础的重要支柱。有学者着重探析了新时代十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成效与经验。如石书臣等指出，我们党通过积极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交流的平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能力、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模式等重要举措，为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搭建了桥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研究 在以上重点领域的研究成果之外，文化建设各领域都梳理总结了十年来的建设成就和经验。值得关注的是，学界自觉加强对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的整体性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欧阳雪梅主编的《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该书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新时代这十年”丛书之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文化建设”等相关论述，在全面梳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中央和相关部门文件及相关行业动态基础上，系统分析新时代十年文化建设的背景、核心要义及发展脉络，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四）细分领域专题研究取得新进展
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史研究聚焦“三大体系”建设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田心铭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既是指导思想，又是首要学术资源。要深入研究坚持指导思想和融通学术资源的关系。韩喜平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摆脱学徒思维和照搬模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理化发展，寻求解决中国乃至世界问题的理论创建，构建新的理论解释范式。还有学者关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荆林波等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学科建设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力抓手，人才队伍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资源。应针对这两方面仍存在的典型问题着力改进，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史跨学科特点凸显 文化事业史研究体现出与经济学、财政学交叉融合的新特点。如张红凤等利用2014—2019年的样本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析各个省份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经济质量是否实现了良性协调发展。骆永民等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三年调研（2012年、2014年、2016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发现，乡村文化建设不仅直接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还为其他促进农民增收的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文化产业史方面，学界重点关注新时代十年文化产业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变革。顾江把中共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历程细分为巩固改革成果阶段、探索转型阶段、协同发展阶段及高质量发展阶段，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双效统一原则，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和市场体系。此外，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得到关注。如侯顺对中国网络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史研究不断向历史纵深拓展并着力增强理论性。如李向民从艺术赞助的视角对文化产品从古至今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尝试总结归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
新闻史深入挖掘史料、拓展研究方法、创新研究视角 学界对百年党报党刊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考察，对新中国70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新闻业发展形态、新闻史研究特点和学科走向进行总结和评价，对新闻史研究中尚未细致考察乃至尚未触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史料挖掘和描述。例如，龙伟以1949—1953年上海报业变革为研究对象，勾勒出以《解放日报》为核心的国营报业体系的确立过程，描绘上海私营报业体系经过整合再造成为“人民报纸”的历史脉络。聂励利用中外档案文献考察了1949—1958年中英两国关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交涉，指出中英两国的较量造成新华社香港分社多次调整职能定位，直至1958年成为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最高代表机构。新闻史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创新。如韩景怡等采用文献计量法系统呈现科技新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强调科技新闻研究的国内外差异应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反思。赵雪波认为，传统传播史基于技术路径的分期法已难以适应全媒体和融媒体时代的要求，应从传播本体功能的角度实验性地提出一种新的分期法。
出版史取得新成果 万安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出版业70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总结了出版事业的成就、经验和启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研究成为新亮点。王育红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出版书目数据的基础上，对70多年的古籍出版进行了学术总结。通过对古籍出版数据进行分析，描绘出新中国古籍出版的发展历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学术思潮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古籍出版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学者对新中国古籍出版规划和第一届古籍小组进行了历史考察，为贯彻落实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供历史参考。
文艺史研究加强史观建设 关于近年来文艺领域以“新主流”替换“主旋律”的话语更迭现象，陶庆梅认为，“新主流文艺”这一概念重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叙事，具有史观重建的重要意义。在电影史方面，有学者紧密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拓展影视史研究的新主题。例如，彭涛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影像史做出历史分析，认为其具有构建集体记忆、增进历史认同感、践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在文学史方面，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为契机，学界聚焦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入探析《讲话》人民性立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张炯认为，《讲话》从多层次、多方面系统论述了文艺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人民文艺的历史发展方向，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文艺发展的理论指南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光辉里程碑。就《讲话》对文艺实践产生的影响而言，祝鹏程认为，在《讲话》等经典文献的感召下，文艺工作者通过采风这种主体生成方式和文化实践方式对民间文艺进行创造性转化，生产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文艺。肖文明基于现代化理论的新视角，认为《讲话》展示了反对现代社会彻底分化的趋向，强调“政治”以及相应的“人心”的中心地位与统合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和体育史研究的新趋向 教育史研究重点关注教育现代化、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如谭天美等认为，城乡教育一体化研究存在“理论关注有余而实践经验总结不足”等问题。科技史研究聚焦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新型举国体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人才政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樊春良等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国家科研机构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苏熹将新中国前30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政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认为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各个阶段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才史研究重点关注了人才强国战略、党管人才原则、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的重大改革等问题。体育史研究从多个维度总结冬奥会精神的文化遗产，重点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北京2022冬奥会的重要论述。还有学者追溯了以冬季体育运动为代表的群众体育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
中共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设立专章进行整体谋划，高度重视其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这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可以预见，教育、科技、人才的统筹部署，将对以往专史研究的主题、内容和结构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新兴领域研究拓展学科新场域
学科研究的新兴领域并非从无到有，而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某一细分领域或具体议题在文化建设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升，学界关注度明显增强，在学科中逐渐占据重要分量。2022年，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史、国家文化工程史、国家文化治理史等均显现上述趋势，拓展了学科发展的新场域。
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史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决策部署，以数字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新的目标要求下，学界系统总结了中国文化数字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经验和困境。如高书生系统回顾了文化数字化从建设工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发展进程，深入剖析以国家文化专网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各个战略支点，指出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上的重大意义。同时，学界还对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机构、文化企业等的数字化建设历程进行了梳理。应当指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全面覆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各类建设主体，内在地蕴含着重塑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共生体系的历史递进逻辑。但不少成果囿于传统“二分法”思路，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整合”“跨”“通”的建设取向尚有一定差距。
国家文化工程史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工程等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引发学界对文化工程重大作用和历史成就的高度关注。如王巍等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和缘起，及其启动20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现实意义做出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圆桌论坛，专门探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目前研究主要面向某项文化工程展开探讨，从整体上梳理和评价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组织实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成效的成果尚付阙如。
国家文化治理史 学界重点关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肖凌认为，文化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是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准确把握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中的定位，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增进文明交流互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学界还关注文化治理体制、文化产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治理等问题。例如，傅才武等通过对40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演进过程的分析，探析中国作为转型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形成的独特性，否定中西文化治理逻辑接轨的流行说法。
2022年，随着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文化史研究的主题、内容、结构及由此形成的研究领域随之发生变化，以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简要评价与思考
2022年，文化史学科稳步推进，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涌现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并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从学科发展总体态势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学界对文化建设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有明确共识，对新时代党的文化创新理论高度认同，这一思想共识贯穿于丰富多样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之中。二是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等热点议题，吸引各学科力量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愈加凸显。三是研究方法有新拓展。新闻传播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史的实证研究愈加成熟，计量研究发现了较为隐蔽的研究议题，对传统考据法形成有效补充。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学科发展尚存在短板和弱项。今后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注重形成研究合力 文化史研究的新的重大命题，需要汇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国史、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取得整体性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系统阐释并深刻回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这就需要学科之间进一步加深交流探讨，将各有侧重的研究取向凝聚成合力，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文化史学科繁荣发展。
运用大历史观深化学科研究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运用大历史观深化新中国史研究，内在地要求在中华文明长程中深化研究，在历史长时段中深化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研究，在国际宽视野中深化研究。树立和运用大历史观是各专门史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努力方向，对本学科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应着力发挥文化史研究的独特优势，更有历史深度和厚度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应注重文化史研究与通史研究的辩证关系。通史在一定意义上是新中国史研究编纂的重要学术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文化史研究，必须在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增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研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而在于它追求的是不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不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与时俱进地推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拓展更新，是增强文化史学科研究科学性的根本要求。当前，易见史料浩如烟海、数字档案日益增多，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成果初步涌现。文化史学科应在文化数字化的时代大势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拓展。
2022年，文化史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文化建设与改革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重点热点问题和细分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学科发展的问题意识和主体意识。从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的角度而言，文化史学科发展需要增强跨学科交流以形成研究合力。同时，研究者应树立和运用大历史观拓宽研究视野，增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着力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建构符合中国历史规律和文化特点的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潘娜，文学博士，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