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对于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集中阐释了新时代文化工作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红色文化建设、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等成为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以下简称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热点问题。此外，学界在文化遗产保护史、文化产业发展史、新闻出版史、文学艺术史、教育史、科技史和体育史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一定进展。
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整体概况
从党和国家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角度看，2021年是十分特殊又极不平凡的一年。回望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呈现出“深耕历史、鉴史知新”的整体面貌。这一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与理论成果、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学科理论的拓展更新，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关注、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多方面地塑造出学科研究的整体风貌。其鲜明特点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并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紧密相连。
党和国家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追求，成为理论视野中的热点问题。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要求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相继出版，全国各地掀起“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热潮。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1次集体学习，内容是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习近平强调：“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百年来，红色文化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不断前进、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向前的奋斗历程。
2021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正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发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做出重大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一系列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注入了振奋人心的力量。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密切关注国家发展大势与现实需求，以更富现实针对性的眼光追溯文化建设发展的历史踪迹，以更深入的历史观总结文化建设发展的成就与经验，以更深厚的文化观开创新时代文化强国的美好未来。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等成为2021年度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热点，展现了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的交汇融合。而在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中总结历史经验、彰显时代价值，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思想指引和自觉追求。
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新发展新变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新动力和现实源泉，学术研究与文化发展实践紧密相连、共生共长。2021年，社会文化生活中发生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大事件。这一年，文化界各个领域共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红色文化迸发的新鲜能量，如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华美绚烂、震撼人心；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影视剧质量上乘、真情动人。这一年，我们感受到逐渐“破圈”的传统文化艺术正愈发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中国风”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所认同，生发出新型业态价值。这一年，网络流行文化生机勃勃、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热度大增。面对着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生活，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者密切关注新时代文化发展动态，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网络文化”等热点问题的历史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新动态和学术生长点。
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发展方向和最新动态
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重点领域稳步推进、不断拓展，结合时政热点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向，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一）建党百年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相关研究成果卓著
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的重点，就是持续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经验与启示。学界一直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总结回顾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程，探究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建设成的文化为什么能够适应国情并发展壮大，进而探索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启示和现实意义。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凤城的《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地位与作用的百年认知》、欧阳雪梅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引》、欧阳恩良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祁述裕的《光荣与梦想：百年文化体制机制建构历程和特点》、刘荣刚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等。
回顾党领导文化工作历程，探求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主题与逻辑学界基本统一了对党领导百年文化工作历史分期的认识，将其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四个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便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道路的逻辑、主题与本质，即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文化逻辑一直是文化史学科致力于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关于逻辑的研究标志着对于文化建设体系的思考向更深层次迈进，李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逻辑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他分析指出，作为共产主义文化的中国新文化具有超越资产阶级的先进逻辑、致力于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民逻辑、超越抽象阶级文化的现实逻辑、创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逻辑。曹润青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主题，使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广泛文化实践有了明确的理论旗帜与价值指引，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根本上指明了出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求，经历了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主题寻求恰当的现实载体与具体形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真正落地，进入中国文化实践和文明教化的现实环节之中，共同积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
总结党领导文化工作成就与经验，探索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启示和现实意义学界对这一焦点问题积极响应、热切回应，从不同角度探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成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依据中国国情及时代发展需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等等。万光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这两条历史经验，将视野跨越古今中外，对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做出了时间和空间的双向拓展。李文堂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三大成就：一是推动了中华文化现代化，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二是创造了一主多元的文化体制；三是奠定了文化强国建设的雄厚基础。“文明新形态”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这一论点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有学者指出，重视作为“超越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一个重要使命和重大研究课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努力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和责任。杨凤城指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必须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文化作品。”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深入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努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
在建党百年的大背景下，红色文化成为本年度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热点话题习近平指出，党史学习教育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充分挖掘党史国史中蕴藏着的宝贵红色资源、利用好弘扬好百年红色文化，对于新时代激发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具有重要作用。欧阳雪梅等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发挥了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团结人民、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吴义勤认为，党成立初期所具备的新文学基因和红色基因，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进步的历程始终与党成长壮大的历程相生相伴。从红色文化到红色基因，反映出学界对于红色文化的认知深化，红色文化已经深深烙印在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成为根深蒂固的红色基因，深刻决定了文化建设发展的性质与走向。有学者研究认为，百年来中国红色文化一直在变革和融合中求真，这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在继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中传承红色文化，是进一步推进红色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好发挥红色文化助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
总的来说，2021年，学界对于建党百年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方面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总结分析百年文化建设历史，对于党和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深入探讨了我国文化建设道路的逻辑和本质，彰显了学界愈发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主流思想，也为新时代如何继续走好文化强国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思考。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共性的结论比较多，尽管成果数量十分可观，但具有闪光点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经验研究需要关注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传承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以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与突破。
（二）党的文化建设的最新论断成为学科研究重要方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论断。“两个结合”首次明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并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刻意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结合”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规律的总结，是对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最早提出的“一个结合”的突破、深化和拓展，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所在。辛鸣认为，“两个结合”的根本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关键要在“化”上做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在中华文化渗润滋养中‘化育’出来的全新理论与全新实践”。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了“两个结合”的精髓，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化沃土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与结合形式，不仅是对“两个结合”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的深入解读。
“两个结合”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两个结合”的提出，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谢伏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始终坚持从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深厚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陶文昭的《“时代精华”的深刻内涵》一文梳理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所彰显的深厚文化底蕴，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秉承了“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吸收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和合智慧；等等。该文直观地展现出当代中国所秉承的治国理政理念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沿用和传承，更加深入人心，也更具信服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典范学界一致认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并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张占斌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金民卿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把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贯通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表现和理论上的最新概括。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202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对于文化“精神力量”的思考。光明网理论部推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专家谈”专栏，刊发了王炳林、颜晓峰、齐彪等学者的理论文章，内容主要涉及精神谱系的具体精神样态及产生的历史背景、精神特质及内涵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滋养，学界也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凝聚文化“精神力量”的百年历程。郭晓冉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文化“精神力量”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凝聚文化“精神力量”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出的理论意义，探寻新时代借助文化激发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的精神动力，防范西方错误思潮削弱文化“精神力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21年，党的文化建设理论提出的重大论断，也激发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和创新活力。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者也以党的文化建设的最新论断作为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优质的理论成果。党的文化建设的新论断具有极大的理论活力，但仍需要广大学者沉下心来进行深耕，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课题，不断产生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努力开创学科研究新格局，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彰显当代关怀，中共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重要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拓展
在文化强国建设研究方面，学界持续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广泛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强国战略思想的逻辑演进，在总结百年文化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回溯文化强国战略思想的历史背景、探索理论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新时代的战略目标，学界以此为视角，对文化强国理论的研究深入其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等层面。孟宪平认为，“把握文化建设主题，探索文化创新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中与时俱进的使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强’在于文化的引领力之强、文化话语的影响力之强以及文化的创新发展能力之强。”该观点从历史性与导向性思维的角度，阐释了文化强国的理论内涵。还有学者从人物研究的视角出发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如刘水静认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布局文化发展方面的经验智慧对于新时代接续奋进实现建成文化强国宏伟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一项代代传承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篇章。
在文化产业史研究方面，学界聚焦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问题，文化产业数字化、乡村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受到重点关注。黄韫慧等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及特征，并从区域协同推进的实践要求出发，提出了“十四五”时期优化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五点建议。邵坚宁通过对1978—2020年出台的356份政策文本进行内容量化与词频分析考察，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当下形势与未来趋势、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的关系。董史烈等认为，改革开放突破了“泛意识形态化”认识框架，逐步推动了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从事文化产业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益，更要牢记社会效益为先的价值引领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遵循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文化遗产保护史研究方面，学界重点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十四五”规划强调：“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学界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顶层设计与法律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业化发展等问题，普遍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有学者总结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加快，既回应了数字技术时代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变革，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文化建设中”。
在乡村文化振兴研究方面，学界既关注乡村文化建设及政策的历史变迁，同时又注重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个案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现了“塑形”和“铸魂”目标。李为君等运用多学科综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在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特征、价值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容、路径、有效推进的制约因素及有效推进的基本思路，明确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之魂。有的学者阐释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路径，如王辉认为，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文化经历了从伦理型文化到政治型文化再到法治型文化的文化变迁。有学者从政策角度分析了乡村文化振兴这一战略的演变情况，如柯晓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23个中央一号文件，探析了我国乡村文化政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这条主线下的演进逻辑。有的学者以基层为视角，检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为村民带来的实际变化，如胡宝菊以广东清远为例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英语提升的情况。
在关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学界普遍认为，整体上我国文化“走出去”成效显著，在动画、出版、传统文化艺术、城市文化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一定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十三五”、展望“十四五”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曹明香等考察了“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业“走出去”的现状，提出了品牌优化建议，以期助力出版业海外长效发展，实现以出版业“走出去”推动文化“走进去”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就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深刻阐述。学界对此高度重视，围绕十年来文化建设重要理论与问题不断拓展思路、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理论成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学术助力。尽管学界以现实为导向积极回顾现实问题的历史脉络，但深入文献史料中展现具体个案的研究不多，具体考证与细节阐述的深入挖掘还不够。学界需要补齐这些短板，方能夯实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基础。
（四）厚植历史文化底蕴，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重点领域研究稳步推进
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在稳步推进，相关研究成果斐然，取得了可喜成绩。
在文学艺术史研究方面，整体研究凸显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明显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突出。一方面，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历程，探求新文学精神文化价值。例如，蒋述卓探究了“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探寻文学经典背后所反映出的时代精神与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回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历程，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例如，谭好哲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谱系，从价值观的角度深化了对于文艺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有学者还对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变化、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进行了总结。2021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中共十八大以来文艺的发展做出总结，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与文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在文艺界引发很大反响，这是新时代文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重要文献，推动了相关研究走深走实。
新闻出版史研究重点关注“十七年”时期和“十三五”时期发展情况。“十七年”是中国历史转折期和社会主义事业奠基期，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赵建国注意到，一直以来，新闻出版史领域较少使用“十七年”这一概念，对这一时期的专门研究不多。他认为，要注重梳理和细致研究“十七年新闻宣传”的史料，夯实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欧阳敏认为，“十七年”是中国出版机构制度变迁的重要时期，这阶段的许多制度与机构都沿用至今，如“三审制度”和新华书店系统等。徐敬宏等回顾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传媒政策，总结了媒体转型发展、规范传播秩序、创新传播内容和手段的成果与经验，并展望了“十四五”我国传媒政策的着力点与发力点。另外，2021年是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新华社成立80周年，相关回忆和纪念文章为新闻出版史研究丰富了史料。
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学界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中的举国体制和科学家精神研究。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推进科技创新需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王子晨等梳理了科技自立自强理念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沿革，并提出新型举国体制以其同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优势，成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保障。文彦杰等通过图表的形式梳理了2015—2019年中国科技投入与产出概况，直观地展现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宏观数据与态势。贾宝余等梳理了与科学家精神有关的“十个关系”，包括科学家精神与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与党的精神谱系、科学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等，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系统辨析，对科学家精神研究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学界重点关注教育思想与政策的演变和教育改革问题，并展现出探索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党的教育政策与方针依然是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例如，杨天平等分析认为，以1949年为界，党的教育方针走过两段“之”字路，两段路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史。王炳林等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百年发展历程所呈现出的战略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石中英认为，“人民性在党的教育性质认识中占据核心位置”。李晶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旧公立大学的接管和改造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旧教育的接管和改造，建立起人民新型高等教育，初步确立了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同时，教育现代化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黄荣怀等认为，改革开放40年，教育信息化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过程。教育信息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是不断破解或缓解教育领域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教育信息化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段助力教育改革发展，助力提升教育质量，助力提升教育办学水平。以教育信息化带动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教育信息化既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推动者，又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引领者。
在体育史研究方面，学界关注体育方针政策的演进与体育强国目标的探寻。研究者们回顾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不断挖掘新中国历史上与体育相关的重要事件、政策与概念等，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倪京帅等人选取1949—2019年中央层面的50份、地方层面现行有效的25份运动员文化教育政策文本，揭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政策的演进，深入思考了新时代如何实现由培养“运动员”到培养“人”的转变问题。学界对体育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助于提高体育政策的决策科学性，同时也是推动体育事业有效改革、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上述各领域，学界都以国家发展大势和文化研究热点为导向，调整和拓展自身领域的研究热点与问题关注点。但由于每个领域内部都有自身的学科内容和研究方法，各个领域特点鲜明，因此很难做到以某种问题意识或者研究思路为统领。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需要进一步思考自身与内部各领域之间的关系，汲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自身的学科意识与话语体系，更广泛地拓宽当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视野。
（五）文献史料与史学理念的拓展更新
2021年，革命文化相关的文献史料整理挖掘持续拓展，出版展览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围绕党史国史的文献史料收集和展览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李颖的著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引发广泛关注并获得好评，其中，作者亲赴俄罗斯莫斯科五一村找到的中共六大珍贵文献，在四川绵阳梓潼发现的邓稼先珍贵手记，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的发言，等等，都是党史国史中的珍贵史料，展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形成了一份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为党史国史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资源。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推出“三个一百”，即“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主题档案文献展、《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百集微纪录片、《100个档案故事讲述党的历史》重大题材读物，用红色档案讲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的故事。7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望道出版论坛·2021”在北京举办，与会者认为，要进一步聚焦革命文献史料、革命文化典籍等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探索新时代革命文献收藏、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新路径，做好革命文化的弘扬传承、出版传播工作。
国史研究中文献史料问题的研究突破传统观念，注重史料资料形式的创新性和多样化。以往研究中对于文献史料的真伪性和丰富度有过很多的探讨，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曾多次刊文讨论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2021年，学界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与探讨文献史料资料的形式多样化问题。例如，武力强调要充分、透彻研究史料，同时强调指出要注重填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空白点，利用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新特点，探寻具有更加丰富的细节和个案的史料，让历史研究能够更加生动活泼、“见人见事”。董国强针对使用档案资料时遇到的难题、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观点，对于当前研究中“资料太多，信息量太大，头绪纷繁”的问题，反对盲目的“档案拜物教”倾向，呼吁研究者不要在档案资料中打转，应广泛涉猎国内外多元化的论著和文献，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自觉走向社会，广泛接触亲历者。作者认为，在选取资料时不应拘泥于档案资料的形式，“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史实支撑，要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要与经验判断吻合，要能够带来新知识”。复旦大学举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与新视角”青年沙龙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档案资料挖掘和利用的更多可能性。这一系列的研究进展，让我们看到了国史学界求新求变的创新意识，寻找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可能。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学界对于史料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强烈；而在史料利用方面，多学科、多层次交叉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宽和转换。
在研究方法上，学界更加注重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尤为关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大体系建设。2019年，习近平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当代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具有较大建设和拓展空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和史学理念的建设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需要借鉴史学等大学科的模式，同时也应具备自身独特的学科特点。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融通古今中外的史学资源，利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遗产，不应有所偏废，也不应把古今、中外视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探索属于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科特征，梳理文化史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经验，聚焦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向，总结提炼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理念与研究方法。
学术创新离不开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源的拓展更新，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在文献史料与史学理念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与文化建设实践相比，仍显薄弱，需要更好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发展评价与展望
总体而言，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向上发展的态势，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开阔，在跨学科的交流中不断拓展文献史料与研究方法。本年度的研究重点突出、问题意识鲜明，总结党和国家文化建设成就经验的成果较多，关于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紧紧围绕文化发展大势和时政热点稳步拓展。尽管中共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在学科建设、创新能力、国际话语、时代命题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一是要推进学科建设，增强学科意识。学科划分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目前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边界不甚明确，与之相关的概念定义不甚清晰，造成研究和讨论中存在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于“文化史”的概念界定存在理解分歧，“文化”的范畴划分也存在模糊地带。另一方面，学科建设理论较为单薄，问题意识不强，存在就文化谈文化的弱点。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认真剖析党史国史领域专家学者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概念的探讨，加强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二是要增强创新能力，推进学科研究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但研究主题仍较为分散，具有创新意义的优质成果也稍显不足。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稍显重复，难以推陈出新。因此，一方面，应持续做好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史料收集、分类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断拓展学科研究的方法，拓宽学科视野。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通过交流互鉴迸发学术火花，在守正创新中引领原创成果实现大的突破。
三是要增强国际视野，推动研究成果“走出去”，增进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更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历史。关于历史故事的讲述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国家内部，更要勇于“走出去”、站出来，让世界看到我国文化建设的奋斗历程。2021年，欧阳雪梅的著作《当代中国文化》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历程、呈现当前中国文化的整体样貌，展现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精彩故事，发出属于文化史学科的更动听、更有力的声音。
四是要胸怀“国之大者”，回答时代命题。2021年5月，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强调：“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这是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号召，也是推动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遵循。未来，学界应更好地将时代主题与学术探讨有机结合，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推进各领域研究纵深开展，回答好时代和人民赋予当代中国文化史学科的深刻命题，为构筑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学理支持。
2021年，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开展研究，积极响应国家发展大势与文化发展需求，文化建设理论成果不断推陈出新。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仍需在基础薄弱、学科建设与话语能力不足等问题上进行持续的探索和反思，稳步建设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更好地回答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时代命题。
［作者简介］石佳，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