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既承续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进而续启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来说，2020年无疑是关键的、承上启下的一年。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以下简称政治史）研究继续稳步推进，既延续传统研究领域，又紧密结合时事热点话题，诸多研究成果主要以著作与论文形式呈现。本文将对相关研究成果择要进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展望。

一、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是政治史研究的重点。2020年，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制度的形成、构成、实践以及优势等方面进行。

　　首先，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和定型的过程。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基层群众自治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了雏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完善，对尚未建立的制度进行了补充，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已基本齐备，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朱佳木：《从新中国70年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和定型——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该文对政治制度发展梳理的分期界定，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变迁逻辑是一致的，充分彰显了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巨大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战争与制度关系密切，人民战争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人民战争既需要依靠群众路线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又需要统一战线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大联合，这一过程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塑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同时，人民战争还强化了民主、理论要本土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制度理念。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形成的意志品质，如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等精神，成为推动新中国制度成长的精神力量。（王建华：《人民战争对制度成长的多重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考察政治制度史研究，少有学者关注战争对制度的影响，该文则详细分析了人民战争对我国政治制度形态、理念与精神的影响，拓展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范围。这一研究也为今后的研究带来启发：研究政治制度史，必须重视人民战争史的研究，并将二者相结合。

　　其次，我国的政治制度主要由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组成。学界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既有从历史角度进行的梳理，又有对个别案例的研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学者认为，对这一制度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历经苏维埃政权、参议会以及向人民代表大会制过渡三个阶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万其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和初步形成》，《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3期。）还有学者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制度发展与优势进行了分析。（李英：《地方人大常委会40 年：制度成长与制度优势》，《人大研究》2020年第8期。）但从整体上看，学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研究不多。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有学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党派经历的六个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转变阶段、发展停滞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参政党定位阶段、新世纪发展阶段、新时代发展阶段，并从中得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等五点启示。（吴肖明：《新中国70年民主党派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启示》，《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已有研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分析着墨较多，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尚显薄弱。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个案分析，相关研究多依托爬梳史料或者田野调查来进行。（参见方素梅：《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以广西和云南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 期；龙小峰：《民族地区政区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路径——以20 世纪50 年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设置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2 期；张磊等：《社区居委会选举中的社会交换：行政介入和居民参与——基于社区的个案分析》，《社科纵横》2020年第8期；等等。）

　　再次，我国政治制度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实践中。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实践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国家制度的权力配置、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均是同心圆式的，并通过相应机理实现自身功能，即党的领导体现同心圆的统领辐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彰显同心圆的制度驱动，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同心圆的动态调适，广泛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支撑同心圆的包容稳定。（刘维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的政治逻辑——以“同心圆制度安排”为分析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2期。）“同心圆制度安排”的提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性变革政治逻辑的深刻把握与系统归纳，该文在梳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为理解我国制度实践提供了一种认知框架。

　　最后，我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即“制度优势群”“主要制度群”和“方向任务群”，是具有开创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其中，“制度优势群”就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概括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且彼此关联支撑，形成合力和整体优势，是整体性国家制度优势。（姜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体系和显著优势》，《治理研究》2020年第5期。） 具体到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领导与执政相统一、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选举与协商相补充、效率与公平相统筹、活力与秩序相协调的基本特征。其显著优势表现在：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政党合作共事、社会发展进步、人民幸福美满。（王寿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显著优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3期。）对于政治制度优势的研究，既有对整体制度优势的把握，又有对政治制度的聚焦。相关研究虽以宏观总结为主，但这一总结将历史梳理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摆史实，讲道理”，使论证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的制度优势得到彰显。（参见《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持续推动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3 期；顾保国等：《从疫情防控看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强大优势》，《党的文献》2020年第4 期；彭萍萍：《我国制度优势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坚强保障》，《党的文献》2020年第4期；等等。）

　　总的来说，2020年学界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宏观勾勒与整体梳理比较多，细节考证与个案分析相对较少。而且，在具体的研究中，政治史与政治学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趋势。这是因为，政治史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学科属性，其中，政治学提供的是结构框架，而历史学则提供材料与方法，特别是在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上，二者具有高度的主题契合性。无论是战争对制度影响的研究，还是“同心圆制度安排”的归纳，抑或对政治制度优势的总结，无不体现这一趋势。总之，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理论研究能够为历史研究插上想象的翅膀，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而历史研究既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质料”，又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检验的条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史并不能与政治学画等号，政治史也要与其他领域内的政治内容有所区别，学科边界问题或者说学科主体性的问题值得思考。概言之，政治史研究还是应该坚持历史学科的“底色”，结合政治学科的“特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整体框架下，分清主次，才能找准自身学科定位，做好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政治人物研究

　　政治人物研究同样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仍然是2020 年政治人物研究的重点。（参见刘金田：《毛泽东与新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郭国祥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20 年第11 期；吴超：《历史紧要关头的周恩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张春和等：《朱德廉政思想的价值体系及时代启示——兼论红色文化的价值观传承》，《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 年第4期；石仲泉：《邓小平与新中国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 期；黄晓霓：《陈云与新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与再调整——兼论陈云对小康思想提出的历史贡献》，《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等等。）其中，对毛泽东的相关研究既回应国内现实，又着眼国际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建构了新时代的国家制度优势话语。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促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民族关系、经济制度、文化建设、人民利益等多个维度对新中国制度优势进行了诠释，为新时代的国家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陈金龙等：《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 该文既拓展了毛泽东关于制度方面的研究，又为我国的制度优势找到了历史基础。还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海疆安全与发展问题，始终坚持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基本国情出发，统筹把握国内国际形势，对中国海疆安全、海疆维权、海防建设、海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和谋划，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海疆治理和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李欣：《毛泽东关于中国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 该文对毛泽东海疆战略思想做了系统分析，推进了毛泽东研究。

　　毛泽东不仅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还对世界各国具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发掘出新的观察视角和思想资源，以对日本自身状况进行批判性反思，“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知识分子用以思考和反思本国现状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张放：《论毛泽东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4期。）关于毛泽东对世界各国影响的研究，以往学界多关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20 世纪50—70年代中国重点援助过的国家和地区等，对日本则较少关注。而该文是探讨毛泽东全球影响的经典个案研究，这是以往研究所不具备的。

　　学界对周恩来的研究聚焦其在重大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周恩来参与了中共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过程，他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获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吴超：《历史紧要关头的周恩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该著作选取了周恩来一生中十大重要的历史时刻，通过对细节的勾勒，使读者在领略伟人风采的同时，深刻认识周恩来的人生轨迹与党史、新中国史发展脉络的密切联系。还有学者指出，就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身份、参与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所耗精力以及经历这场战争全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各方面工作而言，周恩来自始至终发挥了“副帅”作用。（石仲泉：《周恩来：总理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副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6期。） 与已有学界研究多关注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具体承担的工作不同，该文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周恩来做出了精炼而又准确的定位，从而为理解周恩来这一历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视角。学界对刘少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围绕构建学习型、合作型、法治型和服务型政党形象进行了理论探索。（郭国祥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月刊》2020年第11期。）该文积极回应现实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其所总结的刘少奇的思考与实践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形象建设仍然具有重要启示。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是党内较早提出和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领导人。他明确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新概念，科学分析和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贺全胜：《刘少奇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述略》，《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3期。）该研究与以往多关注毛泽东对这一理论的贡献不同，着重介绍了刘少奇对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贡献，使人们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客观。

　　关于朱德的研究，有学者关注朱德的空军建设思想，指出朱德立足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要建设好空军，就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团结各方人才、掌握精干政策、学会科学管理。（晁帅：《朱德关于人民空军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对空军的筹备和建设始终高度关注、大力支持，但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着墨不多，该文则系统梳理了朱德空军建设思想与实践。

　　对邓小平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在新中国70年历史上，邓小平是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最为关键的领导人，其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参与建设使新中国站起来的奠基开拓和特殊岁月的全面整顿、带领中国开始了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石仲泉：《邓小平与新中国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该文是为数不多的从新中国史角度论述邓小平贡献的研究。

　　对陈云的研究，有学者指出，陈云“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陈云具有无比忠诚、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计名利、能上能下的高风亮节，在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中都有所建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朱佳木：《略论陈云的历史贡献》，《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与以往研究多关注陈云在具体领域的贡献不同，该文是对陈云历史贡献的系统性总结。

　　邓小平、陈云同属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研究关注了二人共同的贡献。有学者认为，邓小平与陈云在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方向一致且互补的合力，在开创伟大历史转折、开创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开创对外经济开放新篇章三个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赵士刚：《邓小平、陈云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伟大开创》，《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该文从更加宏大的视野，总结了邓小平、陈云二人在改革开放史中的重要贡献。

　　以上对政治人物的研究，既有宏观视野的总结，又有具体的细节阐述，还有对人物研究领域的拓展。但整体上来说，总结分析较多，具体考证较少，人物研究深入挖掘不够。

三、政治事件与主题研究

　　政治事件研究往往与特定政治主题有关。国防与军事史、民主法治史是政治史研究的两大重点主题，下面将结合两大重点事件对相应主题的研究进行述评。

　　在国防与军事史研究方面，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学界对此事件的研究既有纪念性，又有学术性。有学者对近10 年关于抗美援朝的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有关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还涌现出一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领域的创新性成果，但也存在着研究力量不均衡、过度依赖国外档案文献、研究模式较为单一等问题。（石善涛：《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 还有学者从中朝关系、停战谈判、心理宣传战、战争结束、战争评价等方面梳理了近十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最新进展。（邓峰：《近十年来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新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学者通过详细梳理抗美援朝出兵的决策过程，指出这一决策是中共中央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是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做出的英明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是科学的、勇敢的、务实的。最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齐德学：《英明的决策、胜利的结果、伟大的意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之战。上述文章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有理有据、雄辩地回应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场战争的抹黑与否定，有效地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对这场战争的诋毁。还有学者跳出战争本身，认为195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全面、系统地快速推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逐步明确，都是与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遗产分不开的。（李文：《抗美援朝与新中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起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3期。)该文拓展了对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视野，为我们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更加立体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