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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国史中的社会史:学科定位与基本框架
发布时间: 2020-12-11    作者:李文    来源: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3辑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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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史中的社会史:学科定位与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编撰与心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60多年来,新中国在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经历了多次曲折和失误。对这段历史做一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自2010年组建以来,即以研究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这一新的分支学科为己任,经过近三年的学科调研和资料储备之后,2013—2014年用两年的时间,在诸多学界先辈和同仁的指导和帮助下,集全室之力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在该书即将付梓出版之际,在这里将本书的写作背景、过程和研究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做一介绍,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和写作背景

  (一)学科属性和写作背景

  顾名思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首先是社会史,属于中国现代社会史或当代社会史的范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旺,不仅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而且拓展了领域,丰富了选题,充实了内容。但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史研究,大多围绕明清时期或者近代中国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是一个亟待拓荒的领域。可喜的是,近年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与中共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应,社会史的研究正在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在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史方面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如: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凝聚了一批致力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生力军;以行龙教授领衔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农村社会史研究方面扛起了一面旗帜;上海的一些高校在城市社会史研究方面也取得突出的进展;此外,同一领域的研究力量还见于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尤其是一些社会史研究基础较好的高等院校)正在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向社会史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者(特别是研究生)热衷于从这些资料中确定论文的选题,在新中国微观社会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贯通下来的、较为全面的宏观社会史研究成果仍不多见,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尚待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系为此做出的一次初步的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以新中国的历史为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日渐繁荣,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畴,陆续出版了大量的通史和专门史学术著作,相关成果已经难以胜计。但是,在国史专门史领域,研究相对成熟一些的是政治史、经济史和外交史,文化史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而社会史的研究如上所述还相当有限,基本是一片空白。社会史研究的“缺席”不但影响了新形势下国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也使得长期以来出版的国史著作与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的内容基本雷同,其学科的独立性颇受质疑。学界已有共识,如果说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适应这一需要,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在国史学界崭露头角,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本身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一样,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的面目出现的。

  中国当代社会史以独立的国史分支学科的面目出现,始于2010年以后。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社会史研究室;同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中国当代社会史列为重大招标项目。2011年4月,当代所社会史研究室与《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安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首次当代社会史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学科建设问题。10月,又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承办“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意在推动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和深入开展。随后,研究室开展了大量的学科调研,向社会史研究有一定基础的单位、前辈和同行取经,并就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就教于社会学界的学者。经过调研,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明确了研究室肩负的担子和发展的目标。基于中央赋予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特殊使命和我们自己的优势所在,我们选择了以“开拓创新,打造国史中的社会史”为研究室的基本取向。2013年,研究室奉命开始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并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

  (二)写作过程和本书主要特点

  鉴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处女地,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具有拓荒性质。如上所述,社会史研究室从2010年一成立就部署开展了以补课和摸底为宗旨的学科调研,并在2012年先后申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上述学科调研和课题研究,明确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熟悉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初步构建起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2013年我们开始启动创新工程项目研究。这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明确项目组成员分工的基础上,撰写大事记,初步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阶段性特点,草拟写作大纲并结合所内外多位专家的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同时补充学科调研、搜集资料撰写初稿。进入2014年,我们先是形成写作规范提供给大家遵循,形成样稿提供给大家参考;然后在各自写出初稿后由首席专家提出详细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于9月召开专家研讨会,进一步听取所内外专家的意见,据此部署了新一轮的修改。就这样,在大家多次修改后,由首席专家做了进一步的统筹、加工,形成了该项目的结项稿。就结项稿而言,总体上看,项目的研究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时间仓促,提交出版前还需要再加认真雕琢、打磨。比如,是否将“文革”时期独立成一章来写还可再议;章、节、目的标题仍需推敲;内容上个别章节还有失衡、详略不当或者缺漏现象;数据出处多数地方都做了明确的注明,但有的地方还比较笼统;文字、措辞还要多加注意;等等。结项后,项目组对结项稿存在的问题,结合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一一加以改进,最后由首席专家做了进一步的统改,2015年4月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本项目的研究不论在国史学界还是在中国的历史学界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它不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史的简单延伸,而是本着国史研究的主题、主线和分期构建起的一个全新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框架,并第一次粗略地勾勒出了60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基本脉络,不但填补了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空白,也为党和国家“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社会史领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项目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决议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研究方法和框架设计上除了国史、党史研究的现有基础以外,还广泛借鉴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全书共六章,以基本民生为主线,分期上没有固守国史、党史的传统,而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内容阐释上追求尊重史实,客观公正,结合国史大背景,尽量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点、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同时对发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失误也不回避、不轻描淡写,重在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注意了各章节的前后照应,努力实现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与其他专史(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相重合的地方,同样也体现出了社会史视角的不同、侧重点的不同。行文上符合文字简洁、详略适当、引注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的基本要求,各章话语体系和语言风格基本一致。

  上述评价是项目结项时评审专家书面意见的一个简单综合,我想可能有点过誉了,不足之处肯定还很多。本书的写作在国史学科和社会史学科兼具拓荒性质,任务之艰巨不言而喻,也因此受到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和学界前辈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兼当代所所长、现任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同志从始至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精心的指导;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生前参与了写作大纲的研讨和修改;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第二研究部主任张化研究员不但参与了大纲的研讨,而且抱病前来我所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国史专家、当代所资深研究员田居俭先生同样为大纲的拟订和初稿的修改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他是最早倡导把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的著名学者之一。参加本项目结项评审的专家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理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庞松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王跃生研究员等。专家们高度评价本项目的创新意义,对项目的结项稿赞誉有加,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对本书的统改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谨向这些前辈和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

  “社会”素来有“大社会”“小社会”之分。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个“大社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的“社会”与这个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内容大致相当,所以是个“小社会”。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社会建设的内容归纳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健康和社会管理几项,这当中,除了社会管理以外,其他几项传统上都属于广义的社会事业的内容,也大致与人们常说的“民生”这个概念的内涵相当。中共十八大报告同时也将社会体制改革纳入了社会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等。基于这些内容,本书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

  (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主要包括人口自然结构和非自然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即是人口自然变动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而人口的自然变动又取决于人口增长类型的演进。考察人口增长类型进化的指标主要有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比较高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缓慢的自然增长率为传统型,比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为现代型,介于二者之间的统称过渡型。人口增长呈过渡型的阶段,出生率、死亡率和生育率开始逐步下降且死亡率的下降要早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经历了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人口增长是典型的传统型,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过渡型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已明显呈现代型。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的经历不同,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转变主要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严格的人口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计划生育成为社会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同的人口增长时期和增长类型生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又会导致不同的人口增长类型。在过渡型的前半段,人口死亡率开始显著降低,相对于比较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导致少儿抚养比提升,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增长动能强劲。在过渡型的后半阶段,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向上提升,人口趋向老龄化,增长动能缩减。到了现代型的人口增长阶段,就完全是个老龄化社会,进而势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未富先老且老龄化呈加速态势,是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显著特征。

  人口性别结构简单说来就是指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例。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适度偏高是合理的。每年出生100个女婴就会相应诞生102—107个男婴,男婴比例一定高于女婴。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死亡率会上升,女性寿命长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龄组女性人口往往多于男性,这是人类性别比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或者高于正常的比例,就会出现婚姻挤压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有一部分人会一辈子无法结婚。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980年以前基本正常,1980年以后突破正常值且一路走高,成为人口自然结构出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也许有足够的理由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一路走高体现的中国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归因于同一时期出台并付诸实施的新的人口政策、农村土地政策,以及B超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发展的叠加效应。这种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将随着这批人口逐渐成年而显现出来。

  人口的非自然结构即人口的空间移动引起的人口地区分布特别是城乡分布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地区人口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两个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又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偏集在东部各省,西部尤其西北广大地区则人烟稀少,人口密度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尽管西部地区总体上人口生育率高于东部地区,而且计划经济时期开发边疆、建设三线和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西部和东北地区迁移了不少人口,改革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增多、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20世纪30年代揭示的胡焕庸线显示的人口分布状况至今没有大的变化,1949年线西北(占全国54.5%的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人,线东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人;2000年前者增加到13人,后者增加到284人。受自然的、历史的、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比较缓慢,也不显著。但是现代化以前伴随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加快,人口流动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讨论当代社会史所要关注的重点。各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个例外,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许多人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当然很重要,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工业化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就业结构转换与产业结构变动相脱节,是赶超型经济与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相结合的衍生品,而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政策只是这一战略的制度上的保障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以后,国民经济结构趋于协调,就业结构转换得以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步进行,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城市化速度随之明显加快。但是户籍管理制度的藩篱尚未废除,于是就衍生出一个“亦工亦农”的农民工阶层,于是就有了新近的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这些都是中国有特色的地方。此外,研究人口的非自然结构还要考虑人口的民族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正式认可的民族有56个,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然不高,分布范围却很广,以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大杂居、小聚居为显著特征。一个地区的民族构成状况是其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民族在人口、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民族构成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华民族社会变迁的复杂面相。

  本书有别于一些人口学界的观点,把家庭结构、职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或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文化教育结构等,不是放在人口的非自然结构中考察,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结构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家庭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受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婚姻制度变化的影响,家庭的规模、观念与伦理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动,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历来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剧,特别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增长类型更替和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家庭规模日渐缩小,家庭模式也日益从联合家庭(即由父母和两对或两对以上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组成的家庭)向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转化,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父母与成年子女相分离的空巢家庭。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模式的更替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迅速减弱,绝大多数老人依赖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遇到的新课题。农村的家庭结构变动值得格外关注,因为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和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以及农村的“空心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社会上除了通过血缘纽带组合成核心的、微观的家庭以外,还通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区分为不同的阶级,并通过职业纽带和分配上的不平等结成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特征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四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公有制一统天下,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相对比较固定,分配上的差距不明显,阶级结构上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快速演变、人口流动性增强和职业分化加剧,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农民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此消彼长,并且农民出现了流动性加剧和日趋兼业化的特点,农民工逐渐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另一方面,涌现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这当中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与此相伴随的是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化日趋严重,不同的阶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相应的,管理者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也日趋纷繁复杂。

  社会组织结构(或社会组织形态)因与社会管理体制有关,我们将其放在社会管理中讲。人口或居民的文化教育结构则因与人力资源有关,我们将其放在社会事业中讲。

  (二)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的概念,不单单是提法上的变化,还意味着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的变化,本书主要考察中共十八大以前的社会发展进程,故仍然沿用“社会管理”的概念。

  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要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必须着力完成七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这一概括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首先要有明确的管理对象和管理者。社会管理的管理对象是社会事务,这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国,传统上负责或参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群团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在社会事务管理中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从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官方开始正式采纳“社会组织”的称谓,并将传统上的“民间组织”纳入了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社会组织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对这类组织存在的片面认识、形成各方面重视和支持这类组织的共识,也是与这一时期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所提速的大趋势相适应的。

  社会事务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来运行的。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社会管理方式,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负有无限责任,因而不存在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政府开始提出多头治理、齐抓共管,落实到社会管理体制上就是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以来又增加了“法制保障”的新要求,在管理机制上强调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在基层管理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政府把社会管理事务落实到各个不同的“单位”(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由其对本“单位”包括全体职工生老病死在内的社会事务负全责,于是就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包括企业)办社会的局面,职工对自己的“单位”也就有了依附性。在城市,凡是“单位”够不着的管理死角,凡是不属于“单位”的人员,交给街道和居民委员会负责;在农村,则是建立了以“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为对象的“五保”供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在农村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和社会组织单位,自主经营的农户不再依附于土地和农村“社区”;然后是城市里的企业放开搞活、改革经营体制和用工制度,事业单位也逐渐将社会事务剥离给社会,所有制多样,就业形式多样,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逐渐成了“社会人”,街道和居委会逐渐演变为“社区”,负责服务的社会对象日渐庞杂,负责管理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要求“政社分开”,变“单位制以主,街居制为辅”为“社区制为主、单位制为辅”,变政府的垂直型管理为齐抓共管的扁平化管理,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这是社会管理体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变化。这一变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促成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变管理为服务,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所以政府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是研究社会管理时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和谐程度和公民的满意度、幸福感,是政府社会管理绩效的最终体现,关键要看政府对社会问题抓得准不准,处理得是否及时、是否公正透明。

  本书不采用“公民社会”的提法,因为它不适用于当代中国。近年来,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学界讨论社会管理时成为最常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然而将这样的理论框架套之中国却有南辕北辙之嫌,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所谓“公民社会”,新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组织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有基层党组织做保障,中国的基层社会也不会发育成为“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一个独特而又不可忽视的内容。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其组织基础融入社会组织的细胞之中。长期以来,有赖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开展群众工作的最大优势。

  (三)社会事业

  传统上的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在中国各级政府发布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文化、体育、社区建设、旅游、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内容。本书没有刻意去区分社会事业与民生事业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有的章节里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扶贫开发等与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内容视为基本民生的范畴,将教育、健康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视为社会事业的范畴。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的民生事业就是从解决千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开始起步的。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启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调配相适应,建立了劳动力统包统配制度。这也是为了保证农产品供给,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人们熟知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在严格的户籍管理之下,农村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经济困难时期大量劳动力及其家属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主要也是着眼于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青返城和迫不得已推行的允许自主择业、自主就业,使得劳动就业制度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起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以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城市形成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统包统配制度向劳动合同制转变,最终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制度。在就业体制转换和就业保障方面,要特别注意20世纪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阵痛期的情况,这一时期针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意义深远。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以劳动保险制度为重点建立起来的,1956年出台的《劳动保险条例》是计划经济时期以职工为对象的社会保障的基本制度,与其相配套的还有公费医疗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在农村,主要是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五保”供养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并不完善、覆盖范围小、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但它是与当时的经济水平、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相配套的,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改革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是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展开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为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出台的一些重要举措,初步搭建起了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主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基本框架的“雏形”。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民生政策的基础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走上了城乡统筹、覆盖全社会的快车道,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项目齐全、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当然,框架是搭建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很不完善。

  住房直接关系到民生,住房保障同样是社会保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似乎容易被忽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居民是自建住房,这一点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城市居民在改革以前实行的是以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住房短缺严重,政府负担重,积累的问题较多;改革以来全面推行住房商品化、社会化,住房私有率增高,与此相应,为了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和住房保障体系,并实施安居工程,不断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大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解决,但是过高的房价收入比是现存的突出问题。

  收入是民生之源。但是,收入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消费和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将其放在社会生活中讲。又鉴于收入分配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较大,所以前文所言社会结构的讨论也会涉及收入问题,特别是收入不平衡等问题。

  扶贫开发是头号民生工程,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的实现主要归功于中国。但是,政府有意识的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此前对贫困人口主要依靠社会救助(社会救济)。从1986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确定贫困标准,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自此,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从开发式扶贫到扶贫攻坚,从集中连片扶贫到精准扶贫,针对性强,手段、方式多种多样,政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减贫6.6亿人,超过世界人口大国美、俄、日、德四国人口的总和,这是1978年至2013年中国按照国际扶贫标准累计减少的贫困人口数。当然,迄今为止的扶贫工作指向主要是农民,城市扶贫还是依靠社会救助(社会救济)。

  教育事业和健康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撑。教育本身是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史关注的是教育体制变动和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文盲率(成人识字率)、人均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健康本身是营养和公共卫生领域研究的范畴,社会史关注的是医疗卫生体制变动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人口健康水平的变化,主要考察的指标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教育和健康互为前提、互相转化,共同决定一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显著,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以人文指数衡量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新时期教育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些曲折,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诟病较多,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且供需矛盾突出,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改革以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四)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主要包括收入和消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本书考察这些内容有时也会照顾到消费环境和消费需求的变化。生活质量同样也应当是社会生活的题中之义,但对此目前还缺乏一个客观可行的衡量标准。

  社会生活同样有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所谓“温饱”问题指的就是生存问题,这是人类一切发展的前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指标。客观地讲,中国居民的温饱问题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基本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紧张,为了应对人口快速增长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不得不实行统购统销和票证制度,勒紧裤带“闹革命”“搞建设”,全社会节俭成风,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大跃进”之后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包括发展目的问题、工作中心问题、工业化道路选择问题、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等。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改善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衣食无虞的梦想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另一个是进入21世纪这十多年来,先是食品安全问题凸显,其后是环境污染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表明民众从追求“吃饱”到追求“吃好”进而到追求“活好”,发展需求已经上升到了第一位置。相应的变化也体现在人的自我发展方面,体现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方面。考察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变化,还要注意市场化改革、国际交往、交通便利化以及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

  (五)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

  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社会心理是更进一步的概念,指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弥漫在社会及其群体中的整个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的总和。此前,已有人研究过“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做这样的研究需要点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基础。新时期以来也搞过一些重大政策出台前后的舆情或心态调查。2011年4月21日至5月26日,针对当时由拆迁动迁所引起的冲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等,《人民日报》开辟“关注社会心态”专栏,连续发表了题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执政者当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喧嚣中倾听沉默的声音》的5篇评论。这是官方权威媒体首次集中讨论社会心态问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始发布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年度报告,为我们研究新时期的社会心态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具备某种相应的理论形态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思想趋势。鉴于社会思潮是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因此本书在多数章节是将社会思潮作为考察的重点。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有正面的社会思潮,也有负面的社会思潮,社会史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社会思潮本身,而在于揭示社会思潮的社会动因。对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是同样道理。比如当下社会大众比较普遍的信任缺失和心理失衡,就有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动因:人们逐渐脱离原来的熟人社会形态,改变了原来的信任格局,人际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结果;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执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人们的信任度也会受到影响;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间接上当受骗经验,这一切使得人际信任不断降低;至于民众对基层政府、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很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流动停滞和阶层固化,社会上有关“富二代”“官二代”的负面新闻增多,自然会加重人们的心理失衡。还有就是比较普遍的、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工作压力加大,社会分化和竞争加剧,焦虑已经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

  (六)其他

  从国家层面考量,社会建设服从于社会发展战略或规划的统筹安排,因此本书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构想、规划)作为背景加以阐述。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发展战略至少要从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谈起,甚至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起,此后还有关于“大跃进”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一些设想,“四个现代化”,1966年的“五七指示”,以及改革以来的“小康社会”、“三步走”、“新三步走”、“中国梦”及“两个100年目标”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发展战略或设想中的“社会”是个“大社会”,本书在阐述时只是重点强调其中涉及“小社会”的内容。特别注意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从“六五”计划(或规划)以来,除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

  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主线和分期

  (一)主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做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二)分期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中共十八大以前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阶段加以讨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之所以将这20年放在一起来看,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构、单位体制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酝酿、徘徊、躁动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春天。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接下来的10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特别是改革以来几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四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结论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展开介绍一下本书各章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

  (一)分阶段看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6年里,新生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权利,通过恢复经济、稳定物价、解决就业、社会救济等手段积极改善民生,通过移风易俗、扫除文盲、教育引导、树立英模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人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让老百姓真切体验到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1956年,人均GDP从119元增加到166元,总人口从5.7482亿增加到6.2828亿,居民消费水平从80元增加到104元。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左右提高到1957年的57岁,平均每年都有上百万劳动人口摆脱文盲。

  其后,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这20年里,中国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指导思想不时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的人均GDP从1957年的168元增加到1976年的318元,增长近90%,但居民消费水平只增长4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职工工资从624元下降到575元,生活必需品供应匮乏;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57年的57岁提高到1975年的68岁以上,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其后,中国用了5年的时间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5年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党和政府在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清算和改正“左”倾错误,调整了社会关系,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而城市开启的自主择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不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给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打开了缺口;高考制度的恢复则不但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验性改革。这10年里,中国明确了自己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从“翻两番”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发展策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增长1.2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0.7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0.71倍,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除极少数贫困地区外基本上解决全国居民的温饱问题;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初等教育得到加强,但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处在空白状态;城市户籍制和单位体制逐渐松动,“乡政村治”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迅速,社会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得到发育和成长。

  其后,中国又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创新性改革。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这10年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经受住了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按照有关部门提出的关于总体小康的评价标准衡量,2000年,除了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占比以外,其余13项指标都满足了总体小康的要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3.8%下降到2000年的39.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9.1%,农村贫困人口按当时的口径减少了2.2亿人。与此同时,经济的改革发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人口增长实现根本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等领域也相应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剧,城镇化提速,“三农”问题凸显,社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再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进行民生建设的系统化改革。这10年里,陆续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民生立法显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台;针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快速转型,党和政府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课题来抓,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这一时期,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2—2002年,在人均GDP年均增长9.9%的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2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37%,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6030元增加到16674元,增长1.8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1468元增加到5415元,增长1.7倍;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从37.7%和46.2%下降到了36.2%和39.3%,分别下降1.5和6.9个百分点。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市场商品供应日趋丰富,居民消费升级快速推进。人力资源相关指标也显示,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建设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道远。

  (二)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社会史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当然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比如,对于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进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转引自沙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中国)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一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极为低微的。但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阶层的人生活水平又高得多。……国家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小学入学率很高,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结果是,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比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在中国差不多消灭了。(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42页)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发展成果是消灭了所有重要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同时将农村内部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大大缩短。工人阶级取得了终身职业安全、优厚的津贴和福利,社会地位提高,人均家庭收入略为提高。就全国来说,营养、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与健康水平都大为提高。(马克·薛尔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

  可见,即便在经济学界,通过新中国前30年的发展,人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获得巨大成就。这样的观察视角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其实是相合拍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固然以增长为基础,但增长未必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与单独使用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相比,HDI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了教育、卫生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人文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1980,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其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的口径测算,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1980年只有0.407,2012年达到0.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的大幅提高,首先要归功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PPP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14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其次就是要归功于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样成绩显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近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3.3年,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些成绩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逊色的,与同期经济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更是逊色不少,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之人文发展指数提升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改革开放以前。

  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几乎是一个人人都有基本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的社会,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但差距不大。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中也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平等、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为此,近年来联合国对HDI的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改进,其中就包括综合衡量不平等状况对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不平等调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以中国为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第106位。可见,中国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严重。这一现象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发展的最大不同。早在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总之,从1949年到2012年,新中国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这60余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浴火重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

  五 结语

  以上便是对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粗略介绍。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基础薄弱、方兴未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体系构建还需要加深认识、不断摸索,没有先例可循,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创新性地完成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60余年社会史的撰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挑战,更何况还要求是一部简史,故只能是个粗线条的勾勒,不妥和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总结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当代的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由“世界工厂”转向制造业强国,由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加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给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带来日新月异的急速的变化。因之,中国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新的问题。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平衡,一个是不平等,城乡的、区域的、不同领域的、不同阶层的,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也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所在。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我们希望,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出版能够对丰富国史、党史的学习有所贡献,也能够对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

  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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