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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著武:新中国“十七年”历史学研究的规划
发布时间: 2020-10-27    作者:储著武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 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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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学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党和国家领导史学研究的部门以及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机构制订过历史学研究规划,希冀使历史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

  目前,学界对“十七年”历史学情况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些成果,或从学术史角度,或从史学史角度,或从思想史角度,揭示出这个时期党领导并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教训。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历史学研究的计划性问题关注很少。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计划 (或规划) 的缘起、制订及其影响,初步反映“十七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计划 (或规划) 发展情况。

  一、缘起:全国历史学研究计划性的提出

  (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历史研究计划的发展情况

  自1949年至1952年,我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团体、历史学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历史系,在各自工作中对于历史学研究计划性的问题有一定强调,但制订全国性历史学研究规划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

  从全国性历史研究团体来说,新史学研究会及其后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有过工作计划。1949年7月,为团结组织全国历史科学工作者,中国共产党推动成立新史学研究会。1951年7月,在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全国性历史学研究团体———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中国史学会制订了工作计划,明确要收集近代史史料、编辑亚洲史目录、开展辛亥革命口述史研究、编辑少数民族史史料等。对此,史学会负责人范文澜还表示:“这些计划都能成为现实。”中国史学会虽有过计划,并初步按计划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但它毕竟只是学术团体,对推动全国历史研究计划性影响不大。

  从专门性历史研究机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历史研究机构相继设立。1949年11月5日,中国科学院接收原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的图书史料整理处。1950年5月,华北大学研究部历史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以这些机构和人员为基础,中国科学院组建了新的历史研究机构。1950年5月,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研究所,其中有近代史所、考古所。随后,近代史所、考古所在开展工作时拟订过年度计划。

  从高等院校历史系来说,历史学研究力量也经历过重新调整。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部分大学历史系被撤并。这些学校研究力量分散到有历史学科的院系、研究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中,使得历史学研究人才布局和学科布局发生变化。部分留在高校的历史学研究力量主要任务是从事历史教学,科研退居其次,也谈不上历史学研究计划性的问题。

  (二) 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历史研究计划的凸显及其解决

  中国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机构,一方面加强内部机构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了历史研究的计划性。1953年初,近代史所、考古所分别制订了各自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工作。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中一项任务是考察苏联科学院的计划工作。刘大年作为访苏代表团成员向苏联介绍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现状,指出今后中国要有组织地推进近百年中国史研究、用适当的人力研究古代史以及有计划地研究少数民族历史。1953年8—9月,为领导中国历史研究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明确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但并未提及历史研究计划性。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1954年改为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的基础上,又增设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第二所,至此中国历史各时段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

  自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要求文教部门要“按计划办事”,并制订各自计划。在按计划办事原则的要求下,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全国科学研究计划性的问题得到统一解决。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以及成立社会科学部等4个学部加强学术领导。1954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会议上做《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与中国科学院党组同样建议,并得到会议批准。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应负责审查科学院、生产部门及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计划,以便解决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分工与配合的问题。”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等4个学部。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全国科学研究计划性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热点。学部大会结束以后,中国科学院就为制订本院以及全国科学研究远景规划做大量准备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解决全国科学研究计划性的步伐。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中国科学院立足于制订本院各研究所的远景规划,强调要在科学院各个研究所规划的基础上制订全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尽管这一方针起初是针对农业合作化提出的,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掀起高潮,这一方针成为国家各个行业、领域需要贯彻执行的方针。自然,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整个科学研究也不例外。195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发展问题,决定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此,中共中央于1955年12月16日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在这份草案中,中共中央对于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做出一些原则性指示。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再次对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要求。正是在全国性科学发展远景规划重要性凸显,以及国家开始着手布置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才同时提上日程。

  195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拟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决定由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及其他机构共同负责。为此,中宣部成立了制订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九人小组。1955年12月27日,九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按学科和问题另设11个小组进行,由各小组分别提出各学科的发展计划、包括的项目以及培养研究人才等。在这11个小组中,第三组是历史组,由胡绳任召集人,组成人员有范文澜、刘大年、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张稼夫、黎澍、向达、陈垣、夏鼐。截至此时,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历史研究机构有考古所、历史所一所、历史所二所、历史所三所四个研究所。可以看出,历史组组成人员都来自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机构。后来,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历史研究所确实在拟订历史研究规划工作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二、十二年规划:1956—1967年历史研究远景规划

  中宣部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求各门学科规划必须包括本学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十二年应完成的研究工作、著作及时间,现有力量的领导组织、充实或设立研究机构,建立缺门和加强薄弱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十二年内培养博士、副博士的逐年增长指标,翻译著作、出版刊物、搜集整理资料,以及开展研究工作的条件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这次会议指定由尹达负责提出《发展历史科学和培养历史科学人才的十二年计划草案初稿》。会议结束以后,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工作相应展开。

  1956年1月6日,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二所、三所召开历史、考古研究十二年远景规划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初稿草拟过程中的不足,指出“在草案初稿中关于目前人力状况一项内,没有包括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以外的人力在内,而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大量潜力可以开掘,例如在国家机关内、军队系统内、高级中学教员中以及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可以从事研究工作。对于这部分力量应加以充分估计,并设法将其组织起来或调至研究机构内工作”。“草案初稿中缺少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总目标,没有规划处十二年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科学水平,因之需要列一项。原来初稿中关于研究项目一条有些太琐碎,有些不符合实际需要。”会议提出,十二年历史学规划总目标应包括:(1)关于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及应该达到的水平;(2)建立和充实历史科学的基础工作 (包括历史科学辅助学科、收集和整理史料、编纂工具书、搜集国外历史学的研究情况及翻译外国史学名著和史料等) ;(3)填补和充实缺门、弱门的研究工作,十二年内应使一切缺门弱门都能有一定水平的专家在这方面领导和开展研究工作;(4)编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

  这次会议所提供的历史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应该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机构拟订的十二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在各所规划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份综合性发展规划——《中国科学院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草稿) 》。其中,历史科学研究任务是“编写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着重研究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在古代重要文化地区进行系统的发掘,研究史前人类文化和古代器物;开展专门史、少数民族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这份规划的内容吸收了上面提到的草案初稿。尽管今天无法知道草案初稿的具体内容,但这份草案初稿主要立足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工作,缺乏对全国历史科学研究的观照。但是,这次会议讨论了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的总目标,初步解决了规划方向与原则的问题。

  尹达作为历史学科规划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在会上做何发言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会议结束之后,尹达全身心投入十二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工作。1956年1月17日,尹达正式提出《发展历史科学和培养历史科学人才的十二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初稿) 》。这份初稿体现了1月6日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和总目标。其基本内容包括:历史科学的现状和基本任务、历史科学机构的组织调整与建立、历史科学人才的使用与培养、历史科学论著的编辑和出版以及历史科学的国内国际的学术活动等五大方面。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召开科学远景规划动员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国科学远景规划工作进入正式启动并加速进行的发展阶段。这次会议上,尹达、侯外庐、谭其骧等历史学家应邀参加。

  自2月以来,十二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工作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与要求下,进入紧张的拟订阶段。2月16—17日,历史二所学术委员会开会,其中一项任务是讨论历史科学远景规划。侯外庐、向达、顾颉刚等人出席,尹达、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范文澜、吴晗等人未至。会后,顾颉刚指出“在党与政府协助之下,此一大业必可成就,快甚”,表达了对实现历史学研究规划的乐观信心。2月27日,中国科学院一所、二所、三所联合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历史科学长远规划草案,侯外庐、范文澜、刘大年、尹达、顾颉刚、胡绳、向达、翦伯赞等出席。223月上旬,十二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拟订完成。3月12日,潘梓年报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进展时说:“各门学科规划进展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经过专家反复讨论,已经提出了中心问题,且提得较有根据,并按规划九项内容拟出了规划初稿的,有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科学史等学科。”4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正式编印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 (初稿) 》。至此,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拟订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年历史科学研究远景规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制订的第一份全国历史科学研究规划。目前,这份规划文本未见公布,以至于学界几乎不清楚这份规划制订情况以及内容。近几年,笔者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学术社会史,收集到这份规划文本,在此做一简单介绍。

  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包括十个部分内容:(1)基本情况;(2)中心问题及其他重要研究题目;(3)需要加强的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4)重要的专门著作;(5)教科书;(6)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研究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7)整理、翻译古典的和近代的历史书籍;(8)干部的培养;(9)历史科学研究机构的充实和设立;(10) 其他。

  第一部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的历史科学的成就,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历史科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强调我们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出全面规划,加强理论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使历史科学研究在今后十二年内完成预期的指标”。

  第二部分“中心问题及其他重要研究题目”,列举了历史科学研究的9大中心问题以及中国史16个、亚洲史26个、世界史31个重要研究题目。9大中心问题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缔造祖国的研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工人阶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和特点,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在每个中心问题之下,又列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以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为例,就列出了15个问题,分别是:批判帝国主义史学家对世界史的歪曲——首先是对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歪曲;古代西域国家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亚、欧洲部族的大迁徙;中国丝与大丝道;中国四大发明在世界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中国与罗马及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中世纪伊斯兰教旅行家东方纪行的研究;西亚诸宗教与中国;古代欧亚海上交通研究;16—17世纪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的影响;17—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华侨在世界史上所起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现代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他研究题目,在此不一一列举。

  第三部分“需要加强的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指出中国科学院必须充实现有三个历史研究所,并在较短时期内陆续建立新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历史系要根据各校实际情况,逐步增设专业或专门化。按照先后缓急的原则,目前迫切需要加强的学科有苏联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史 (包括中国国民经济史、中国国家法权史、中国军事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艺术史、中国都市史) ,亚洲各国史,世界史,史料学、历史档案学,历史地理学。规划提出了加强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的保障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要求“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在1957年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组,与有关单位合作,开展研究工作”;世界史,要求“科学院在1957年前成立世界史研究机构”“加强各高等学校的世界史教研室”“在世界史研究机构成立后,每年聘请苏联专家对开展研究工作进行短期的指导”“继续派遣留学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留学生”,并指出由于世界史研究的基础非常薄弱,应当把工作分为两个阶段,1962年之前以充实资料、准备工具书及培养研究人才为主,1962年之后要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

  第四部分“重要的专门著作”,列出了中国史100种 (或类) 、亚洲史27种 (或类) 、世界史36种 (或类) 重要的专门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围绕着中心问题及其他重要研究题目来规划。以中国史为例,有中国古代史、中国中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 (1919—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有世界工人运动史、近代国际关系史、非洲史与帝国主义对非洲的侵略、拉丁美洲史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侵略、现代国际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第五部分“教科书”,拟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有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史、中国现代革命史、亚洲各国史、世界史、高中以下历史教科书。规划还具体规定完成教科书编写任务的机构、时间及字数。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史,规划提出“由党中央专门机构负责,在1957年内完成初稿,以‘样本’形式出版”;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史,规划提出“由高等教育部负责,组织专家编写,在1957年内完成初稿,以‘样本’形式出版”;对于世界史,规划提出“有中国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机构负责,组织专家编写,自1956年至1958年写成初稿,以‘样本’形式出版。字数暂定为160万字”。

  第六部分“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研究用的各种资料和工具书”,提出要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来编纂工具书和整理、翻译历史资料及历史书籍的工作,为发展历史科学及培养干部创造条件。规划就编纂工具书、编辑论文集与文摘,以及搜集、整理历史资料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如编辑论文集与文摘方面,规划提出中国史部分要编辑论文选集3种、论文文摘1种,元史及蒙古史部分要编辑论文选集2种、论文文摘1种,亚洲史部分要编辑论文选集1种、论文文摘1种,世界史部分论文选集1种、论文文摘1种。搜集、整理历史资料方面,规划提出世界史部分要:(1)收集整理我国史籍中有关世界史的资料,分辑出版;(2)编译“世界史资料选集”,分辑出版。

  第七部分“整理、翻译古典的和近代的历史书籍”,提出“总类”、“中国史部分”、“元史及蒙古史部分”、“亚洲史部分”及“世界史部分”的整理、翻译工作。总类部分,提出要编译“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亚洲史的部分”及“翻译苏联百科全书中历史方面的各条”。世界史部分,提出1956—1958年译书26种1800万字,1959—1961年译书16种700万字,1962—1964年译书21种2000万字,1965—1967年译书11种1500万字。

  第八部分“干部的培养”,提出“从我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前景推计,今后十二年内,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中约需高级研究人员600人,中级710人,初级1330人。在教学工作中,综合大学约需副教授以上616人,讲师728人,助教280人;师范院校约需副教授以上350人,讲师1280人,助教800人。历史书刊的编辑和翻译汇总,约需400人”。关于如何培养历史研究人才,规划提出要“建立正规的研究生制度”、“建立博士生制度”、“派遣留学生”及“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培养在职初级人员和教学人员”等措施。

  第九部分“历史科学研究机构的充实和设立”,提出成立历史科学学部 (1957年科学院成立历史科学学部,统一领导各历史科学研究所和有关机关,并领导全国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 、发展现有各历史研究机构 (包括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三所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 、建立新研究机构 (包括亚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地方历史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史料整理机构以及历史工具书编组机构) 以及建立其他有关的历史科学机构 (包括历史科学的科学情况报道工作、国外历史科学方面的书刊和资料搜集工作、国外历史书刊的翻译工作等) 。

  第十部分是对历史刊物和通俗读物的要求。规划提出,《历史研究》杂志从1957年起改为理论指导性的刊物;创办《历史学报》、《历史科学动态》 (或史学通讯) ;加强《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的编辑工作;《史学译丛》从1957年起改为月刊,扩大篇幅,充实内容;调整《历史教学》及《新史学通讯》,加强编辑机构;陆续编印分类的历史资料。同时,规划强调今后要大力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并建议由文化部、教育部及科学院各历史研究机构等共同负责编写。

  最后,初稿列出两个附件,一是中国史料丛刊编选拟目,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典籍囊括其中;二是元史及蒙古史译书目录,提出翻译蒙文、俄文、英文、法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及日文方面的书目。

  十二年历史科学规划制订之后,其去向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下发各地征求意见。各地史学工作者一方面肯定了历史科学研究规划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出规划的不足以及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建议。如对于规划总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指出:“这个规划是不保守的,但希望领导上考虑目前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应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现。如中国现代革命史一年内是否能完成?值得考虑。总之,应切合实际。”对于研究力量和研究项目的问题,历史所三所通史组指出:“人力估计不确,如世界史人数比中国古代史还多,竟达176人 (初稿原文为172人) ,恐怕未必都能研究世界史。”“各部分项目颇多重复之处,如蒙古史,在中国史、亚洲史、少数民族史中都有,其它疑似情形也很多,需要精简。”对于中心问题及研究题目,考古所所长郑振铎指出:“‘中心问题及其他重要研究题目’提得很全面,有‘气吞全牛’之感。十二年内能否全部完成呢?应该有重点、有前后缓急的搞,但不能全面铺开,后成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深入’的一个研究计划。”

  二是十二年历史研究远景规划的重要内容吸收进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1956年6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 (初稿) 》拟订完成,在第二部分“各学科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下第五个学科是“历史学”。《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 (初稿) 》中的历史学研究规划是十二年历史科学研究远景规划的“精华版”和“浓缩版”。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八大上强调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采取措施完成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任务。但是,1956年底,国际上爆发波匈事件以及中国国内出现一些不安定因素如罢工、请愿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1957年开展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希望通过整风来化解各种矛盾。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一些怀疑、否定党的领导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大肆蔓延。这引起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警惕。1957年6月起,中共中央发动反右派斗争。史学界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受到冲击,不少历史学者被打成“右派”。历史学界反右派斗争的兴起,深刻影响史学研究的正常进行,更不用说执行尚处于襁褓之中的十二年历史学研究远景规划了。1958年3月以后,史学界又掀起历史学“大跃进”,十二年历史学远景规划又被各种庞大的红专规划与个人计划替代。

  三、五年规划:1958—1962年历史研究规划

  1958年3月5—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期间,陈伯达应邀做“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号召。这次会议标志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正式开始。与会社会科学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完成重点研究项目,并根据重点项目的要求,订出个人规划。不仅如此,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还正式通过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专门确定1958年20个重点研究项目,其中历史学研究项目包括“研究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研究‘五四’运动简史”、出版1957年历史论文集等。

  在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要求下,历史学“大跃进”随之展开。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邀请在京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举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何实现跃进问题的座谈会。历史学家翦伯赞、刘大年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翦伯赞在发言中强调,实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关于历史学研究的项目就是“历史学的大跃进”。为此,他还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建议。4月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实现历史学“大跃进”的问题。来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所和首都高校历史系、出版机关的历史考古工作者一百多人等与会。史学组组长翦伯赞主持会议,他强调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结合科委制定的有关历史学规划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和教学中来一个全面的“大跃进”,同时提到要“为提前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中规定的历史学的任务”而努力。刘大年在会上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今后五年工作计划。6月1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提前完成跃进指标。翦伯赞在会上指出:“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以史料、考据而自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并不轻视史料,但是我们反对拿史料来吓唬人,重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必须反掉。”

  正是在历史学“大跃进”的社会氛围下,史学研究机构、各地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或历史学会) 、高等学校历史系以及历史学者个人为了响应“厚今薄古”的号召,跟上“大跃进”形势,都纷纷制订各自的“跃进”规划和“红专”计划。由于当时各种历史学研究跃进规划和个人规划非常多,在此以中国科学院史学研究机构、部分高校历史系制订的五年计划为例进行分析。

  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 (即中古所) ,当时有研究人员46人,专任研究员除所长外只有2人,副研究员10人,大部分研究人员对研究工作比较生疏,还有一部分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实习研究员。应该说,二所的研究力量并不强,但其提出的1958—1962年工作规划堪称庞大。现将有关史料录之如下:

  (一) 作为全所研究工作的中心问题共十二个,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地租形态、中国封建社会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等等。

  (二) 通史两种,包括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的隋唐至明清部分。

  (三) 专史十八种,有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国中世纪国家与法权史、中国唯物主义史、匈奴史、鲜卑史等。

  (四) 断代史五种,有隋唐五代史、明史、清史等。

  (五) 各项其他专史二十四种,有隋唐五代土地制度与地租形态研究、明代人民反封建斗争、四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等等。

  (六) 普及性著作三十五种,包括宋辽金简史等五种简史,三十种通俗历史小丛书。

  (七) 五年内将逐年分辑出版社会经济史等多种论文集。

  (八) 书评工作成为全所研究人员的经常性工作内容之一,估计五年内将写出书评约三十万字左右。

  (九) 翻译约二百万字左右。

  这些论著,共计2400万字左右,另外还打算汇编各种资料,2500万字以上。规划称实现这些规划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包括“打破常规,革新了体制”“破除迷信,使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反对单干,形成集体研究”“打垮学院式的研究途径,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从陈腐的规格论中解放出来”等。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即近代史研究所) 的1958—1962年工作纲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方针,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五年内,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的领域中,拔尽白旗,插遍红旗。

  (二) 坚决贯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研究工作一定要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方针;经常同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作斗争。

  (三) 破“学院式”观点,立群众路线,要开门办研究所。提倡专家与群众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四) 遵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计划。

  (五) 依据“厚今薄古”的方针,来安排力量,确定工作项目。

  (六) 集中所内主要力量,五年写出下列分量较大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通史简编。通史写出其他专著和通俗读物52种。

  列入全所计划的主要作品要求做到:(1)观点正确,(2)掌握基本的史料,(3)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4)文字明确清楚。

  (七) 五年内写出文章450篇。包括:(1)结合当前政治任务的论文;(2)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3)学术争论;(4)书评;(5)专题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

  (八) 搜集、整理史料和编撰工具书。五年内的主要工作有:(1)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2)整理重印近代现代报刊;(3)整理档案;(4)进行专题调查访问;(5)加强“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工作;(6)编撰中国近代现代人名词典、读史地图等工具书。

  (九) 系统地翻译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外文资料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

  (十) 作好学术情报工作。有步骤地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情况和出版情物,了解国内外史学界的动态。

  (十一) 加强与国内近代现代史工作者的合作。(1)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从事某些规模较大的工作,如整理史料、调查访问、翻译等;(2)所内研究人员可酌量在高等学校兼课或参加其他单位的研究工作;(3)聘请所外史学工作者参加我所的研究工作;(4)与所外有关单位合作研究某些专题项目。

  (十二) 组织全国性的近代现代史学术会议,每二年召开一次,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按年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选集”。通过这些工作,以求有助于推动全国的近代现代史研究。

  (十三) 加强国际合作。(1)认真执行有关的国际学术合作协定。(2)尽可能满足兄弟国家学术界在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某些需要。(3)与国外学术界交流经验。

  (十四) 大力培养干部,争取五年内建立一支大约有300人左右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科学队伍。(1)其中的成员,要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工农群众感情,集体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2)高、中、初各级人员的比例要达到1:2:3。(3)贯彻勤学苦练、边干边学的方针,迅速提高各级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青年研究人员要力争在二、三年内掌握本门科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学好一种到二种外国语,基本上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

  (十五)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工作人员要密切联系实际生活,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每人每年至少要参加体力劳动三十个工作日;有计划地到工厂、农村进行访问。(2)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3) 关心时事,学习党的政策,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应作为最低限度的必读报刊。(4)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要贯彻“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自觉地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为观察世界、研究学问、指导工作的武器。(5)通过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地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培养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

  (十六) 加强学术领导。(1)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作用。(2)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学术争论。全国和各组每年都要订出学术谈论的计划。提高不拘形式的对学术问题自由交换意见的空气。

  (十七) 树立优良作风。提倡严肃认真、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和大胆创新的精神,反对繁琐主义,反对粗制滥造,反对华而不实。

  (十八) 健全所内民主生活。采取大字报,鸣放辩论等方式推动各项工作。

  (十九) 每年“新年”、“五一”、“七一”、“十一”,都要组织向党、向国家、向人民献礼。通过献礼对跃进规划和红专规划进行检查评比。

  (二十) 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关于历史三所的规划,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尚钺致信刘大年说:“看了三所的规划以后,我们很高兴,并决定以全副精力支持您们的雄伟规划。……因为您们规划的号召,我们已决定成立一个现代史组,现有四人,不久后可能有七人或八人。因此,我们近代史组和现代史组决定在范老和您的领导之下,开展未来的工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教研室会派戴逸和另外的同志去向您和三所现代史组同志们请教,并结合在一起工作。”“其次,我们近代史组集体的和个人的规划,也打算置于三所的雄伟规划之内。只是我们的水平低,所能拿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粗糙的。恐怕不能与您们的精深、渊博的专著并列。当然,我们要努力向您们学习,并力争上游,尽可能地使我们的东西好一点。”从尚钺信中可以看出,历史三所的研究规划堪称庞大,是名副其实的“跃进”规划。

  与历史二所、三所相比,各地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历史学会所制订的历史研究规划 (计划) 毫不逊色。如1958年3月底,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成立。其所属历史学会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并介绍苏联历史学的成就,编纂天津史和开展明清史的研究,争取在三五年内使天津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明清史和历史教育工作的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有:

  (1) 编纂天津史

  (2) 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

  二年内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巩固马列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批判工作分三步进行:1) 1958年上半年以批判雷海宗反动历史观为中心并结合当前史学界两条道路的斗争来进行。2) 1958年下半年以批判解放前旧史学为中心并结合“五四”以来历史唯物主义论和胡适派的斗争。3) 1959年系统介绍马列主义历史观与苏联历史学的成就。

  (3) 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

  争取五年内成为全国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中心之一。1) 二年内编出质量较高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讲义。2) 五年内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丛书。3) 本年编出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论文选集。

  (4) 关于明清史的研究

  争取三年内成为全国明清史研究中心之一。争取每年举行明清史学术论文讨论会一次,并出版论文和专著。

  (5) 关于加强历史教育工作问题

  争取五年内成为全国历史教育研究中心之一。1) 五年内编出三至四套有关历史教学与教学研究参考丛书。2) 除定期举办有关历史教学与教育的研究、交流经验和学术报告会外,并争取在二、三年内在天津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历史教育研究与中学历史课示范教学的经验交流。3) 提高历史教学月刊的质量,使成为贯彻党的教育与学术活动方针的重要阵地和武器之一,本年与全国各高等师范学院、各省市教育厅 (局) 和重点中学的历史教学研究机构取得密切联系。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提出的五年规划草案强调,科学研究的总的任务是“结合实际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研究工作要求贯彻厚今薄古,联系实际和批判精神。注意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为革命事迹、革命地区和劳动人民编写历史”。具体任务如下:

  1.在前两年至三年中,科学研究以编写近代现代史讲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观点为主。并编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教学参考资料,写出批判的论文。

  2.结合专题课的准备和开设,五年内陆续写出专著五至十种,包括近代现代史上重要方面的系统著作 (如工人运动史) ,重大事件或历史时期的综合专著 (如五四运动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辛亥革命史等等) 。

  3.开展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着重编写党领导下的各项革命运动、革命地区、革命工作、革命人物事迹的历史。教师要组织和指导学生一同进行实地的调查访问研究工作,五年内写出专题报告、论文和专著若干种。

  4. 注意配合当前政治任务以及参加史学界重要问题讨论,注意书评工作。(每人每年至少写出论文一至二篇)

  5. 配合古籍和档案整理及调查研究工作,以北大现有资料为基础,逐步编印近代现代史方面的史料丛刊。

  而历史学者亦提出了个人的研究计划,如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强调:

  (1)抛弃自己思想意识中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烧掉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名利思想,和气一团,明哲保身的庸俗作风。勇敢地投入此次运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今后,要坚持原则,表里如一,树立起认真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向党交心,争取党的领导,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忠诚地拥护党,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一切任务。从现在开始,就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断地学习理论,提高认识,遵守纪律,参加劳动锻炼、社会活动。放下架子,从头学起,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争取于三年内,逐渐达到一个预备党员的水平,争取入党。(3)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生活,热烈响应向党交心的号召,和加速自我改造的号召。努力在党的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行自我改造。(4)努力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1958年内,精读列宁文选 (两卷集) 及毛泽东选集中有关自己思想改造和业务工作的主要文章。1959年内再精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以后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需要,精读其他经典著作。加强学习重要政策文件及时事学习。(5)认真学习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观点、方法。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争取于三年内把俄文学好。在学好俄文以前,先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苏联学者关于中世纪史的书籍、论文读完,并且把苏联中世纪史教本作为学习俄文的读物。要在三年内掌握俄文基本语汇、文法结构,达到自己阅览,无大困难的程度。(6)批判掉资产阶级历史学,每年,就自己所受到影响最深的资产阶级历史家的著作和自己过去所写的文章,作出批判论文一篇,以肃清自己思想意识中从这方面所受到影响,同时也帮助别人认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反动本质。(7)运用马列主义,和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教学工作。联合国内担任世界中世纪史的老师并且带动青年教师共同从事于世界中世纪史的奠基工作,如编写教材,选译资料与工具书进行科学研究等。争取每年写出关于中世纪史的论文一篇,编出教学参考书一种。(8)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服从党的统一安排调配,放弃个人小名小利,服从集体利益。(9)多参加体力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要通过体力劳动、参观、访问等方法和工人农民建立阶级感情。努力教好班上的工农同学,对他们中间学习有困难的给以特殊帮助,并向他们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10)多参加社会活动,多联系群众,建立群众观点,并把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开封师范学院院长赵纪彬提出个人的科研规划为:1958年要在历史系开设中国思想史讲座;暑假后招收十至十五名研究生,为高等学校培养师资;三年内为党培养中青研究人员和讲师五十名,并在三年内掌握一门外语。历史系副主任刘尧庭教授要在1961年写成有关“河南农民运动”之书;朱芳圃教授在1962年前写出《商周文字学释丛》《殷墟卜辞丛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等8部著作。

  总体来说,在历史学“大跃进”的社会氛围中,史学研究机构、各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包括历史学会) 、高等学校历史系制订了五年历史研究规划,个人也制订了相应的研究计划。这些规划或计划提出了规模庞大的研究任务和资料整理计划,强调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提出实现条件和保障措施等。

  自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分党组,学部政治和科研业务由中宣部直接领导。561959年6月19日,国务院明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所担负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在这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没有组织制订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但是,部分地方性历史研究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拟订过相应的历史学研究规划。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制订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年 (1959年—1966年) 工作规划 (草稿) 》。规划分为工作方针、研究计划、培养计划、组织实施四个部分。规划提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以研究近代、现代史为主,同时认真地组织古代史的研究,有重点地进行世界史的研究”。这份规划所提出的研究任务,重点突出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处的地理优势及研究优势,指明该所今后的研究方向。

  四、十年规划:1963—1972年各省、市、自治区历史研究规划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由于过高地估计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在国内引起了“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反修”斗争的形势发展,深刻影响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后,在农村发动了“四清”运动,在城市发动了以“五反”为内容的社教运动。

  1962年,国务院科委在检查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执行情况后,发现项目实施得非常好,且预期提前完成。为此,国务院科委准备编制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问题同样提出。一开始,中宣部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要检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执行情况。但是,由于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自通过以来,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实施,加上1957年后各种政治运动不断,这个规划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为此,中宣部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决定不再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虽然中宣部及哲学社会科学部未组织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但这并不等于各研究机构不需要制订研究规划。恰恰相反,中宣部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专门研究过制订十年规划的问题。1963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部将所属各研究所规划汇编成《各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规划项目 (196361—1972) 》 (简称“十年规划”) 。这份规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20个省、市的规划。这些省市历史学研究规划可以分三类。

  一是专门历史研究机构的规划项目。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出39项规划项目,其中近现代史研究及其史料整理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份规划突出了当时“反修”斗争的需要,如第一、第二个研究项目就是与之密切有关的内容,分别是:(1)59现代修正主义反动史学批判 (论文集) ,主要内容是“在收集有关学术情报资料的基础上,配合现实斗争发展的需要,针对现代修正主义史学反动思想、史学理论及其对中国历史的篡改、歪曲,进行研究和批判”,完成时间为1972年;(2)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批判 (论文集) ,主要内容是“收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反动史学著作,加以研究,针对他们的反动史学理论,及其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和歪曲,进行批判”,完成时间为1972年。黑龙江省历史研究所提出了7项研究项目,包括渤海国的社会性质及其文化、金史初探、红果历史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黑龙江省考古简史、法国通史、渤海国资料汇编、金代社会制度资料汇编,同时规定了研究的内容、完成时间及负责人。

  二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研究项目。如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项目21项,分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 (1971)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965)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 (1967) 、苏南农村经济状况与土地改革 (1969) 、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972) 、江苏地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生发展问题 (1972)、明清苏松地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70) 、无产阶级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资料汇编 (1968) 、中国现代江苏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资料汇编 (1967) 、无锡地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资料汇编 (1967)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经济资料汇编 (1965) 、《清国蚕丝事业一般》 (翻译,1965) ,等等。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提出17项历史研究项目,分别是:孔子的政治思想 (论文,1964) 、捻军史 (专著,1964) 、陈独秀批判 (论文,1964) 、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论文集,1964)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破产 (论文,1966) 、春秋时代社会性质 (论文,1967) 、明清学术思想论丛 (专著,1967)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中的农民运动 (小册子,1967) 、过渡时期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专著,1967) 、安徽学生运动研究 (1967) 、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 (专著,1968) 、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斗争与阶级斗争 (1966) 、皖南事变 (小册子,1969) 、明清农民战争史 (专著,1972) 、太平天国史 (专著,1972) 、孙中山政治思想 (论文,1972) 、安徽历史小丛书 (1972) 。

  三是高校历史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份规划项目中,仅有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福建史研究室四个研究项目,分别是近代福建人民反帝斗争专题研究 (1969) 、福建简史 (1965) 、帝国主义侵略福建资料汇编 (共八分册,1963—1967) 、福建近代经济资料汇编 (1972) 。

  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如何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会议分为哲学、经济、历史、文学、语言、国际问题六个组,其中历史组又分为三个小组。其名单如下:

  历史一组(40人)

  刘大年 梁寒冰 周谷城 范文澜 张稼夫 徐侖 吴泽 胡华 戴逸 邵循正 周一良 杨人楩 齐思和 刘导生 姜克夫 黎澍 刘桂五 丁名楠 程西筠等

  历史二组(39人)

  翦伯赞 杨永直 徐中舒 包尔汉 邓拓 郑天挺 杨宽 谭其骧 周予同 蔡尚思 黄云眉 韩儒林 谷霁光 唐长孺 蒙文通 白寿彝 贺昌群 宁可 林甘泉 郦家驹等

  历史三组(50人)

  尹达 葛震 翁独健 吴晗 侯外庐 夏鼐 谷苞 杨东莼 唐兰 金灿然 丁树奇 尚钺 邓广铭 叶企孙 林耀华 傅乐焕 白天 东光 熊德基 顾颉刚 胡厚宣 杨向奎 张政烺 田昌五 姚家积 徐旭生 郭宝钧 黄文弼 苏秉琦 夏康农 秋浦 冯家升 侯方岳 方国瑜 钱宝琮 严敦杰 王忠等

  这次会议强调历史研究“应当注重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从前面所列部分历史规划项目来说,近代史现代史所占比重确实很大,同时还结合各地特点以及开展现实斗争的需要。但是,学部会议结束以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研究人员,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都到农村从事“四清”运动,投身“反修正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部工作的中心也相应转换到这方面来,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历史学研究规划和开展历史学研究工作了。

  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结束后,直到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一次大会也没有召开过。再加上阶级斗争不断扩大以及“文革”的发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员也被下放农村,到1972年才开始返京。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也有不少人被下放劳动。可以说,“文革”期间,正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无法展开,也就无从谈起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及历史学研究规划的问题。

  结语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历史学研究规划只是历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可以指引未来一段时间历史学研究的方向。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历史学研究规划并未起到预期作用,呈现一种“有规划,收效甚微”的状况。因此,学界对“十七年”历史学研究规划既不能过高评价,又不能忽视其存在,需要结合特定时代的特点加以分析。

  十二年远景规划通过以后,客观上推动了历史学学科发展和历史学学术建制的建设。近现代史研究在历史学学科中得到较快发展;在古籍整理方面,1958年国务院专门成立古籍整理委员会,推动古籍整理工作;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1956年中国科学院就启动这项工作,后来编成《中国史稿》一书;在史学机构方面,陆续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史学刊物上,有1957年安徽创办《安徽史学通讯》 (后改为《安徽史学》) ,河南《新史学通讯》改为《史学月刊》等。

  但是,由于十二年规划制订及通过以后,并没有很好地组织实施,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以致规划中提出的很多项目都未落实。五年规划是“大跃进”的产物,对一些史学研究机构和个人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毕竟很多研究任务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完成。十年规划制订以后,很多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因为政治运动不断升级,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下放农村劳动,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条件研究。总体而言,这些历史学研究规划没有得到很好执行,以致学术影响有限。但必须指出,“十七年”历史学研究的规划,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从中能够反映我国历史学研究学术问题意识的变化,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储著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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