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钦梅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范式”是当前学术界在讨论学科理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就党史学而言，能否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本质和规律，建构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范式理论的认识和范式课题开展的深度。党史研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范式，代表了党史学界对党的历史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分析取向。两大范式间的共济和竞争是学术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党史学科保持生命力和走向繁荣所在。但在范式问题上，也出现了以范式转换为名宣传“告别革命”的错误主张，认为革命只是起到阻碍和破坏现代化的作用，将革命与现代化完全对立，以此否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本文旨在廓清党史学范式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大基本范式以及其它研究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对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给予批评，并进一步探讨新时期条件下研究者在范式问题上所应有的认识和努力方向。　

　　一、党史研究范式概念辨析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并未对范式做过明确的概念界定，却为我们提供了“规则与标准”、“共识与信念”、“模型与范例”和“技术与工具”等比较宽泛的解释性词汇。在此基础上，由库恩所标示的范式可表述为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和集合。库恩并认为，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正表现为此种新旧范式的不断更替和转换。[1]国内史学界对库恩“范式”概念、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的适用性问题存有分歧。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决定了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自然科学领域那种整齐划一的范式。若在历史研究中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难免造成简单化和扞格难通的尴尬局面。赞同者却指出，库恩范式理论虽主要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归纳，但对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不管研究者在主观上认不认可，范式及范式转换都潜在影响和制约着研究主体的实践活动，并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同，只是最适宜“观其大要”，不能拘泥于细节。[2]笔者认为，库恩所提出的“范式”虽是常态科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常态要素，比如公认的理论逻辑、研究方式和方法、话语系统，以及共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等，这些要素的有机集合实际上就是“范式”。目前，史学研究者多以“学术基础和学术原则”、“分析框架”、“诠释体系”、“研究取向”等称谓对范式进行修正或再命名，但烙印在我们头脑的范式概念理解并无多少差别，范式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或者心领神会的“客观存在”。范式并对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研究工作起着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研究者无法以“价值无涉”的超然状态去反映历史问题，而只能依照一种包含上述要素的“前理解框架”去解释历史。从这个以意义上说，范式概念虽具抽象性，但并非无法捉摸和理解。范式本身也没有特定标签，它不应当专属于某一领域或学科，过分强调范式的学科界限势必会造成学科壁垒，限制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不妨将争议的内容从人文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借用范式概念，转移到如何对其作出合理修正、辨析并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3]　

　　在党史学领域，范式问题越来越为研究者所关注，成为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围绕范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尝试通过具体研究实践以推动党史学范式的转换和革新。这种探讨无疑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诸研究领域的发展。但现有研究成果显示，这种探讨仍不成熟，如对范式的具体内涵仍缺少系统的探讨，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在相当不同的意义和层面上使用这一术语，给范式在前提理解环节人为地制造了障碍和混乱。如何依据党史学科的特性和规定性对范式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就成为党史研究者在讨论范式问题时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党史学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理论体系性。党史研究范式在本质上是一整套指导性的诠释体系或分析框架，蕴含着研究者的史观、视角、理论和方法，它存在贯穿于各种理论之中，但又超脱于各种具体理论、方法之上；二是多样性。党史学范式不是唯一而是多样的，党史学领域固然有主导或通行的范式，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终极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三是转换性。范式必将突破规范认识危机不断更新自己，提出新的问题解决路径和方法，促进研究者的认识机制不断走向成熟和进步。但与自然科学的范式转移或范式替代不同，党史学领域的范式转换是在继承前一范式基础上实现的，不是彻底否定和推翻；四是规定性。如同学科具有自身规定性一样，党史研究中的每种范式也具有各自潜在的规定性，无论在问题的提出上，还是在叙事方式、方法选择上，范式相互之间都有显著的区别和界限。范式的规定性特征使党史研究走向规范化和便捷化，却也易导致研究模式的固化，并造成各范式间对话的障碍。　

　　党史学领域的范式类型具有多个观察视角和分析层面。从通俗意义上理解，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大基本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代表了研究者不同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视角，党史研究也就相应存在着政治史范式、经济史范式和文化史范式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若比照历史学的研究体系进行分类，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又可概括为通史类、断代史类、专门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以及基础理论类，[4]这些内容上的分类同样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必然贯穿其中。此种意义上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内容范畴而言。也有学者指出，党史研究存在着两套规范和话语，一是适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和话语，一是用于研究的学术规范和话语。[5]这是基于党史学功能而言，实际上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范式。但在笔者看来，党史学中的范式类型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哲学意义上的范式，即在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意义上去诠释范式概念，包括客观主义和阐释学两种元范式，具体又包括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几种主导范式。这一层次的范式反映的是研究者的一种哲学观念或哲学取向，属于较高层次的抽象理解。客观主义范式相信有独立于精神的现实存在，认为人们可以达到客观性认识，阐释主义范式则主要关注人的自身的意识，强调实在存在于意识和语言解释之中，但二者所要回答的问题是相同的，即在本体论方面事物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在认识论方面认知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方法论方面人们采用何种方法去探索知识。这表明，研究者哲学基础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他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二是一般意义上的范式，主要是指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视为哲学范式在具体研究中的表现，其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或主题脉络的一种历史思考。同时，研究者也在不断摸索和建构能适应党史学自身发展要求的范式，三个代表、“新革命史”等范式的出现，即是对传统范式进行积极反思的结果。这一层次的范式，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为大多数党史学者所理解和运用。也有一些研究者将个案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口述研究法、记忆研究法等具体或特定的方法视为研究范式，笔者以为不妥。具体研究方法作为范式整体或集合的一个要素，其所体现的只是范式问题在具体技术、手段上的应用，虽与研究范式有密切联系，却是两个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不应混为一谈。　

　　范式概念的不同层面体现，使其在党史研究中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并具有重要的意义：（1）范式概念和理论的使用，虽在表面上使党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变得繁重复杂，却有助于研究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论去深入思考和解释问题，在对历史的整体研究中揭示党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2）范式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了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方法，正是由于范式的不同，使研究者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和重大理论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甚至观点上的截然对立，这实际上涉及如何重新解释和评判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3）范式作为一种诠释体系、分析框架或研究取向，其不断调整与突破，对于党史学科的规范性成长和体系性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范式课题开展的深度直接关系到党史学科在发展中是否达到成熟。（4）范式有助于我国党史学界与国外展开对话和交流。范式作为一种概念在西方学界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国内党史学界借用这一概念和理论，不仅可以推动党史研究走向深入，还有利于在国内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分析框架中反思和发展自己，并逐步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赢得话语权。　

　　二、党史研究中的范式论争　

　　回顾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党史学界在范式问题上存有争议，主要出现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间的争鸣。两大范式背后均包含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叙事方式。革命史范式是建国后至80年代在近代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主要围绕“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在党史学领域则以党的革命斗争和革命领袖人物的政治思想活动为中心叙述线索，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为理论基础，以宏大叙事为叙事类型，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历史书写。以何干之、胡华和胡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辈党史学者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从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视角对党的历史进行诠释，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革命史范式是“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6]它以自身的解释系统为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建国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7]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党史学科研究体系的初步确立，并具有较强的资政功能。但革命史范式也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局限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因素关注不够，难以展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　

　　现代化范式是近几十年来在近代史研究中兴起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革命史范式，从另一个视角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罗荣渠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8]也就是倡导建立“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1991年张静如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罗氏的现代化理论“对研究现代化问题很有用”，并首次在党史学界提出“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9]。在之后的多篇文章中，张静如继续对现代化范式理论作出补充和说明：一是要重视社会史研究。针对以往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互相脱节的现象，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10]，并指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是为了深化党史研究，而不是叙述社会史本身，也就是强调社会史作为党史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意义，避免将社会史研究具体化或庸俗化；二是倡导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现代化，社会生活任何一个方面都要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基础；三是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现代化研究范式必须通过现代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具体展现，它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同时，积极借助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并实现研究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和资源的共享。[11]这样，现代化范式就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政治史(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歪曲为“两条路线斗争史”)研究，转变为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把以阶级分析为主的方法，转变为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由此建构了崭新的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这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大突破”。 [12]　

　　现代化范式在党史研究中的出现，虽是研究者对党史学演进特点的不同体认，却挑战和撼动了革命史范式长期在党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并使革命史范式在研究中逐渐由热变冷。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革命范式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性；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经济建设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社会现实自然也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取向；三是“告别革命论”者特别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坏”，加剧了革命史弱化的倾向。[13]现代化范式却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再加上自身有一套完备的概念论说和理论诠释系统，逐渐成为党史学界受人关注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或研究取向。但革命史范式并未因现代化范式的出现而销声匿迹，相反在党史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二者之间产生分歧和争论也就难以避免。有论者指出，革命史与现代化这两种诠释体系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者对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不同体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与抵牾。[14]郭若平则认为，二者之间争执的背后，实则反映出中共历史内在的双重叙事性，“中共的历史既是一部置身于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政治性历史，也是一部置身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性历史。这种双重身份正是引发晚近所谓‘革命史’方式与‘现代化’方式争执的内在根据。”[15]现代化范式本身也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抛开其“传统”与“现代”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说，当它把目光投向以生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的时候，同样背离了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和全局观。[16]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范式在对革命史范式的批判中同样出现了非此即彼的激进倾向。一部分研究者提出“告别革命”和“走向共和”等错误主张，试图以粗暴的态度抛弃革命史范式的旧框架，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完全移开。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也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根本叛离。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两大基本范式尽管在理论主张上存有根本性差异，但在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和统一性等叙事方面又存在着一致性，并构成长期以来解释中共历史发展变化的“元叙事”。后现代范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出现，恰是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这种“大写的”历史的否定和颠覆。作为“反现代”的一种理论，后现代范式以解构和反本质为叙事类型，更加关注边缘的、下层的、偶然的历史和各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显示出研究者要求冲破传统知识问题上的“权威主义”观念束缚的愿望，也标志着一系列新颖的思维方法（如解释学、结构等）的诞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其极端的解构性和反思性最终又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并存在着碎化史学的负面作用。鉴于此，有研究者尝试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指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存有两个派别，一是“否定性后现代主义”，一是“建设性（肯定性）后现代主义”，与前者进行无休止的解构和批判不同，后者主要着眼于超越现代观念，建构一种新的后现代观念。并认为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主张的创造性、方法、视角、思维的多元，以及重视非主流、边缘等主张，对于转变党史研究目前缺乏创造力、方法和叙事视角单一，以及忽视边缘专注主流的现象，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7]后现代化范式在国内史学界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在党史学领域，概念上的讨论多于实践——真正以后现代视角结合党史具体、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案例的尚不多见，更鲜有代表性成果产生，且后现代观念在国内党史学界也只是一部分青年学者的诉求，追求时髦往往成为其存在形式。　

　　除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范式外，党史学者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颇具影响的研究范式，如三个代表范式、“新革命史”范式。以张静如、石仲泉和郭德宏等为代表的一些党史学家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入党史研究的视野，从“三个代表”与党史二者互动的角度去考察和评判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此基础上构建“三个代表”范式。张静如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使中共党史学明确了研究的主线和新的重点，也扩大了研究课题的范围。[18]郭德宏也指出，“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研究中共党史，事实上提出了一套新的评价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这个新的视角，用这个新的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会得出新的结论，或更能深刻地反映历史的本质。”[19]以李金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旧革命史范式的弊端，主张在党史学领域建立一种“新革命史”范式。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中他指出，传统的革命史书写模式对于中共革命道路的正确性的认识和论证，虽有其充分的理据和理论意义，却将中共革命神话化了，其“政策——效果”的论述模式也大大遮蔽了中共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新革命史”需从“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这两个新视角重新书写，以改进传统革命史研究取向，为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构架。[20]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正代表了“新革命史”书写的新近努力成果。在该书中，作者要求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去重新检视和思考中共的革命历史，避免旧革命史研究“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的弊端。[21]黄文治在评价该书时指出，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困境，“新革命史”研究“必须汲取实证学派及解释学派的相关优点，开辟新的研究范式。”[22]朱文通对“新革命史”范式的建立表示赞同。他进一步强调，“新革命史”固然是相对传统革命史而言，但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否定的颠覆式关系，而是在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主要是通过采用社会史、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他并指出，“新革命史”也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共革命史，而是针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只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更多地以中共革命史作为具体范例来加以阐述而已。[23]最近，吴汉全在对两大基本范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变革社会”诠释体系，认为中共党史是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主题的，建立中共党史研究的诠释体系自然就应该以“变革社会”为考察党史的中心，诸如“革命”、“建设”、“现代化”等只是中共党史进程中阶段性的任务，它们统一于中共变革中国社会这个大事业之中。[24]应当说，以社会史观为基础的“变革社会”并不是一个关于范式问题的新概念或新提法。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曾多次使用这一术语，如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25]张静如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指出“研究社会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变革。”[26]但将“变革社会”提升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确有助于我们以更加长程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党的历史。　

　　三、正确认识范式创新　

　　从学理上分析，任何研究范式皆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有其缺陷和不足。当现有解释框架难以很好地说明既有社会问题，或者当运用这种框架来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能为社会所认可时，就需要探寻建构新的研究范式。中共党史学目前正处于范式转换的进程当中，如何因应学科特点和时代发展需求推动研究范式创新，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范式转换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那种认为一年出现一次甚至几次范式转换，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范式”作为一种诠释体系和分析框架，体现了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更蕴含着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党史学科的性质和功能，要求无论何种范式的建立均须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党史研究中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条文，而是实实在在的指导原则。具体体现在：一是认识和对待历史要遵循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上在于它尊重事实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以现代化范式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借范式转换宣扬“告别革命论”，企图否定我国近代历史上已经存在的“革命”事实和革命斗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成果，实质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要求。二是认识和对待历史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基础，党史研究者必须坚持从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辨析历史真实。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范式转换的旗号否定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主题、主线地位，极力美化和歌颂帝国主义，甚至提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先被西方殖民三百年的观点，这是对人民利益和人民诉求的漠视和否定。三是认识和对待历史要坚持阶级分析。当前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厘清纷繁复杂的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基本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反对阶级关系的客观性，反对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党的历史人物，在为过去遭到否定的历史人物进行“平反”的同时大力抹黑我们领袖和英雄先烈。四是认识和对待历史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历史主义认为，要从历史实际和历史上的社会存在出发，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去研究历史，不应当孤立和隔断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对党的历史的评价一定要用历史、发展和实践的观点，在分析和研究党在历史上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时要着重分析其背景和社会、历史根源，而不应当单纯地追究个人的历史功过。总之，历史虚无主义的逻辑范式是：通过对旧革命史范式所谓的“理性反思”和范式重建，消解党和人民领导革命斗争的合理性，颠覆人们对革命史实的传统认知，最终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本质是反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解释，不仅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也脱离了党和人民的要求。党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指导，这是我们在认识范式问题和从事党史研究中应有的自觉意识，也是党史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二）构建开放的研究范式　

　　首先，要辩证、客观地看待党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无论是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还是其它研究范式，都有其合理内核和价值，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情境所作出的解释，并共同促进了党史学科的发展。以新范式否定旧范式，或者固守旧范式而排斥新范式，都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现代化作为一种新范式兴起后，旧革命史范式并未因之消失或被新范式所“替代”，相反其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仍是我们把握党史发展规律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钥匙”。旧革命史范式主要着眼于从革命的视角对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作出把握，但它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顽强的经济事实”，强调经济对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例如革命史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论述，指出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还领导军民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正像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27]这显示出，党领导进行的根据地经济建设实际上是革命史书写的重要内容方面。但强调旧革命史范式的合理性并不是要我们对新范式视而不见或盲目排斥，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党史学不断进行思维观念上的转变和研究框架上的重建，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正代表了研究者面对新问题作出的新思考。作为一种新范式，现代化范式适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发展需求，但其出现决不是建立在否定旧革命范式的前提、基础上，毋宁说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解释系统，从而大大拓宽了党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史学范式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我们去探究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贴近过去的客观真实，并起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作用和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各范式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是观察视角或研究取向的不同。　

　　其次，要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实现多种范式共存。党的历史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多面体，党史研究不可能只有一种视野、路径，它需要我们持一种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允许不同范式在研究中共生，避免非此即彼的机械式研究取向。美国学者德里克指出，“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28]党史研究难以建立一种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研究范式，各范式间的互济、竞争和共生正是学术界思想解放的表现，也党史学科保持生命力和走向繁荣所在。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也决定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在党史研究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一任务，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后一任务创造前提，后一任务又是前一任务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从党的整体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都是中国现实社会不同时期内对党史研究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我们理应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和分析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张静如等一些学者主张把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史模式统一起来，博采众长，以达到还原历史和解释历史的目的。[29]这里所说的“统一”，不是将各种范式硬性揉和为一体，而是指研究者从多个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有研究者就指出采用多种研究范式的可能性：既可以运用革命史范式研究革命的起源，也可以运用现代化范式研究土地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效应，还可以运用社会史范式研究土地革命给农民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具体影响。[30]　

　　第三，构建中层研究范式。有鉴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31]本文修正性地提出“中层范式”这一概念。党史学应在不同结构层面上展开范式研究，既要在哲学和一般意义上进行宏观上的抽象讨论，也要在中观层面建立起连接宏大叙事和具体史事经验的“中层范式”，以构建党史研究的多元分析框架。目前国内党史学界在范式问题上基本上遵循了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代表的“元叙事”，为我们从整体上观察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在中观研究领域，却相对缺乏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化的范式指导，这与复杂生动的党史本身显然是不相称的。从研究范围来说，中层范式不像基本理论（巨型理论）那样高度抽象、宽泛，也不是对于特定事件或底层命题的详尽描述或概括，而是针对一定领域、一定问题、一定对象的规范和统引。它具有抽象性，但又与史事经验相关联；具有理论系统性，却又存在解释上的界限，只是用以说明有限范围的现象之间的协变关系和规律。这种介于抽象与经验二者之间的中层范式，是构建更为宏大的研究范式所必不可少的基础，也必将会推动党史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中层范式”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层理论或中层概念的基础上的。国内外学者在中共党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运用中层理论的示范性实例，如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一书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研究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研究使用的“科层”理论，以及康蓬《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共领导集体的演进》一书对中共领导集体的演进研究使用的“精英代际替换”理论等等。[32]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中层理论已经具有范式的意义。郭若平指出，“中层”概念与命题在党史研究中实际上无处不在，只不过对它们的使用尚处于无意识状态中，党史学应注重培育“中层”命题的构思习惯和研究取向，逐步建立中共党史研究“中层”学术规则。[33]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构建中层范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强化问题意识　

　　研究范式在本质上由问题所构建，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将会构成研究范式和党史学科深入发展的趋向或理论空间。近年来，党史学界不断有人提倡在研究中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显示出这一问题开始引起党史研究者的重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党史学领域长期以来在“问题意识”上的淡薄和缺乏。所谓“问题意识”，简单的说是指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具有问题意识，就需要研究者在提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方面进行转变，恰当设问，积极求证。从哲学层面来看，问题存在于研究主体所遵循的范式的自觉意识中，正是研究主体意识的不同，决定着哪些问题会成为或不会成为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提出问题时要具有较强的价值分析和判断能力，自觉地从“意义”出发去选择问题。对当下的党史研究来说，这种“意义”上的诉求又主要体现在问题的“现实性”，即强调为解决现实社会领域中的矛盾而提出问题，并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来积极解答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34]社会改革是这样，党史研究亦如此。党史研究不能沉溺于封闭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而应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准确抓住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重点和关键问题进行分析，为现实社会提供智力支撑。但强调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并不是拒斥历史理论的观念和倾向，而是在辩证处理学术价值与政治功能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二者的有机结合。　

　　（四）重视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　

　　党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从广义上说，是指范式概念范畴、理论方法、话语体系以及社会功能等总体性革新与变迁。但不能抽象地谈论范式的这种创新，离开具体方法上的突破和更新，单纯的范式创新就毫无意义。它要求党史研究既要继承传统史学关于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的理论和方法，也要积极借鉴和运用新史学研究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等国外史学派的有益成果，并要注意吸取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社科科学甚至自然学科领域的研究理论成果，以催生其新的增长点。但对新方法的应用需从具体历史场景和社会实践出发，不能单纯的就方法言方法，并要注意其“有效性”和“有限性”，防止生搬硬套现象的出现；在话语分析上，要求实现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不仅要构建一整套概念、命题、符号等学术话语体系，还要注重其言说方式、信息传递能力和实际意义，使社会成员能接受、认同之，并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学术话语主要突出党史研究的历史性和严谨性，围绕“说什么”、“谁来说”和“怎样说”这一分析框架，为党的历史提供系统的理论模式和价值评判标准。政治话语主要强调立场、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实现其资政功能。大众话语则体现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社会传播党的知识和理论，实现对社会民众的引领，尤其要善于对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舆论立场上的话语进行甄别，对于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给予批评。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以上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8页。　

　　[4]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谢萌明、陈静主编：《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5]杨凤城：《关于党史研究的规范和话语、视野和方法问题》，《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5期。　

　　[6]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2页。　

　　[7]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分析》，《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期。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88页。　

　　[9]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0]张静如：《静如文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　

　　[11]以上参见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再议社会现代化》，《阵地与熔炉》1992年第5期；《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再议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　

　　[12]郭德宏、董汉河：《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 3期。　

　　[13]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4]彭祥睿、朱志敏：《构建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体系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4期。　

　　[15]郭若平：《投石问路：〈中共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16]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沈传亮：《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1期。　

　　[18] 张静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　

　　[19]郭德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学刊》2002年第5期。　

　　[20]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2]黄文治：《观念变动与新革命史研究价值取向——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23]朱文通：《“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7日第554期。　

　　[24]吴汉全、王炳林：《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再思考》2014年第9期。　

　　[2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年，第252页。　

　　[26]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4页。　

　　[28]「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第140页。　

　　[29]参见张静如：《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分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　

　　[30]何云峰：《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31] “中层理论”又称“中观理论”， 是指介于抽象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史学界不断有研究者倡导将“中层理论”引入史学研究，代表性成果如周德钧：《试论史学 “中层理论”的建构》，《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6期；杨念群：《中层理论: 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肖自强：《中层理论： 一项具有摧毁性的史学建设》，《博览群书》2001年第12期；郭若平：《评〈中层理论〉兼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　

　　[32]具体参见夏璐：《社会科学语境下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体系的新构建——以政治学中层理论为例》，杨凤城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33] 郭若平：《评〈中层理论〉兼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4]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