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巩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一方面在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塑造了良好的时代风尚和社会面貌。另一方面，冷战背景下的世界政治格局、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斗争，以及中苏交恶乃至对抗，又使得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时刻强化着人们的思想，考量着人们的政治智慧。在这一时期，新中国走过的每一步道路都吸引着人们去研究、去总结。政治家对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共同奠定了国内研究状况的整体格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自1950年起，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展开了研究，共同推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历史经验总结中起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连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1951年6月，胡乔木发表了被誉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①]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一年多来的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共同纲领》、外交、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改造、土地改革、党的建设以及抗美援朝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出于认识现实问题的需要，胡乔木敏锐地提出了一个摆在每一位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即如何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国的情况，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发表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需要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条件下说明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国家呢？在这个国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呢？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呢？”[②]胡乔木在文章中对这些问题从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各种经济成分与国营经济的关系、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工商业的改组和调整的意义、土地改革的作用的认识、抗美援朝的历史地位等领域尝试着作了阐述。胡乔木研究的上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反映了共产党先进分子的共同思考。胡乔木将这些问题放到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这就使得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见解具备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这虽然还是在党史研究的框架下研究这些问题，但所具有的意义却已经上升到国家史的层面，是对中华民族现实、前途和命运的回答。《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③]，启发着人们从研究的角度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往和现实作深入的思考。

　　新中国通过的第一步宪法除了继承《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外，还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序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所处方位、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作了明确规定，是对新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和准确评价，凝结了全国各阶层、各族人民对新中国历史认识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五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新中国建立以后，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混乱局面，各民族在平等和互助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翻身解放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在各条战线上发挥出惊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胜利和五年建设实践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即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构成《宪法》的主线。”[④]这条主线是对新中国五年历史的深入研究，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客观必然性，是对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这一认识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学者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纲领性文献。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1959年10月，周恩来给《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伟大的十年》的长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中国社会发生的“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恩来首先对比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艾奇逊与毛泽东的预言，接着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些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的对比，以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对外贸易、文化教育、出版发行、广电影视、艺术、卫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阐述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人民中国的飞跃发展，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⑤]这十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又是按照一定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中国历史实践主体看，这十年是“党在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方面得到的成功，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⑥]共产党在完成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将社会主义由理论、理想变成现实，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从共和国史研究的角度看，这就将新中国十年来所取得伟大成就看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的发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伟大的十年》将人民中国十余年来的发展，“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⑦]这已经触及到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认识，推动了人们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伟大的十年》是作者对在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总结的四年多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该文发表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单行本，再版发行多次，影响巨大。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报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作了总结。从整体上看，这十年，正如毛泽东所言：“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常迅速、非常顺利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国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的飞跃式的发展。”[⑧]具体来说，毛泽东主要对新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影响深远的事件和时期，诸如新中国前八年历史、“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研究。毛泽东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⑨]从探索革命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到探索国家建设中的客观规律，反映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对十大关系和1957年整风运动的评价和定位，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历史来探索“适合中国的路线”的自觉意识。例如对“大跃进”中炼钢指标的认识，毛泽东作出了分析，指出：“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就是在黑漆漆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毛泽东和陈云所感受到的“很大的压力”，对于我们理解1958年的“大跃进”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左”倾错误思潮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泛滥也绝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导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有着比较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因此，这在客观上要求共和国史研究者对历史的研究和评价应该持一种辨证、客观的态度。毛泽东还对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11]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通过调查研究不断认识规律、接近真理的可能性，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十年总结》，反映出毛泽东对及时总结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高度重视和历史自觉[12]，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递进历程，分析了这个历程的得失利弊，并引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 [13]，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的又一个思想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鉴于作者的特殊身份，该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毛泽东撰写的《十年总结》这一珍贵文献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中国十年中发生许多重要事件。周恩来、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政治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总结，既看到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失误的原因，这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自信和思想上的自觉。这些政治家的历史总结首先是为了鼓劲，增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所进行的总结，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国家建设遭遇到严重挫折时候的碰壁之省，是痛定思痛的理论反思。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展开，人们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出于对复杂问题认识和解决的需要，就需要有专门的学者来对新中国刚刚走过的道路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总结。正是出于深入、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写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

　　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契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与编纂进入到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标志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纳入1958年制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这不是偶然的，此前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倡导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1954年10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在探讨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的时候，强调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研究方面，着重在近代史，特别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门著作。陈伯达的《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4]与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特别重要的贡献。”[15]很显然，郭沫若这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角度，认识到了加强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郭沫若还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必须加强研究力量，扩大研究范围。及时注意并研究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以提高人民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和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16]这已经是从研究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强调，加强这一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了。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新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表明至少在中国科学院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已经不限于口头上的讨论了，而是意味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了。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大会如期召开。次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报告》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需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需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需要研究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史，需要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需要研究亚洲国家的历史。”[17]这个历史学的研究计划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计划地推行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很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经包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当中，受到了特殊的重视，是对郭沫若上述思想的具体拓展。

　　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曾让副所长刘大年帮他撰写一个反映哲学社会科学总的任务的发言稿。范文澜在给刘大年的信中指出：“近百年来阶级斗争空前复杂尖锐，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反帝反封建，过渡时期各种改革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总的是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在中国生动的运动，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阐发、叙述。”[18]这里范文澜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强调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段历史的重要性。范文澜所强调的“过渡时期各种改革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这三项工作确实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影响中国社会面貌最大的历史事件，是新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开展这三项工作，真正抓住了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点。

　　1958年3月5日—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向全国科学界提出了重要任务。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提出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掌握的数十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总结、批判资产阶级的哲学和各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的研究、当前国家建设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等等。”[19]从数十个项目所涉及到的领域，我们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总结”，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科学院对此迅速作出了响应。1958年6月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部署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0]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土壤学系的卢浩泉也作了如下报道：“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研究计划中有一半以上是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史的。此外，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的研究，已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1]静心而论，尽管这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研究计划，但现在看来，由中国科学院专门的研究机构用五年的时间编写一部反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此后，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撰文提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他指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22]通过翦伯赞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至晚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经被写进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规划[23]中，被提上了研究日程。翦伯赞意识到了现实记录与现代史或者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关系，先写长编、再写专著，也是深具启发意义的研究思路。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从上述学者的认识看，远景规划纲要此时提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并不是当时学者头脑发热和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认真的、谨慎的思考和充分的酝酿，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伸。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看，强调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从中国史学关注现实、经世致用的传统看，倡导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则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史学意识在当代的自然展现和自觉发展。

　　三刘大年与共和国史研究的新思考

　　1958年7月，刘大年在“厚今薄古”运动中曾经提出了自己关于史学研究计划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着重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特别是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24]，并且应该通过各项具体的工作把分散的人力组织起来，编写出分量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和有关的专门著作。从强调学术界应重视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到对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给出自己的看法，反映了刘大年在这一问题上思考的深入。

　　1958年10月，刘大年在《历史研究》杂志撰文专门阐述了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的观点，其中集中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问题。他指出：“至今还没有一部较详尽的现代史，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有关的专史”，因此需要“着重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特别是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25]如何做好这一工作呢？刘大年经过深入、细致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刘大年列出的15大类专题中，包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内容的有：三，中国现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重要问题的综合研究，如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的经济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运动；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如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统一战线等；六，土地改革的研究，如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等；八，中国新文化发展的研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十，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如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各族人民的团结与经济文化发展；十四，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贡献。[26]这些重要问题涉及到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外交、民族等领域，是刘大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

　　与他在7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相比，现在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又深化了许多，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刘大年还指出：“我以为当前最重要，是要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如右派进攻时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都和现代史有关，应从历史教学来分别加以研究。”[27]在这里，刘大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需要研究的问题细化、具体化，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同时又能够将这些具体问题作抽象提炼，从中抽出一些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反映了刘大年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同时，他还能够提出将现实生活中遇到许多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则表明刘大年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问题的自觉探究。

　　此外，一些高校师生编写出了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2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史学界关于共和国史研究的进展。当然，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在“史学革命”和科学研究“大跃进”的背景下取得的，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一些学者对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反思，并且提出了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九周年了，在我国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规定要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这个项目，我们究竟已经做了多少工作呢？再说，我们现在倒底有几个高等学校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呢？拿历史教学、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来同我们伟大祖国的飞跃发展相比，简直是太不相称了！”[29]规划和这些学者的认识显示出史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新成果，在共和国史教育方面作出新成绩的忧患意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最早从整体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的是廖盖隆。廖盖隆撰写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1950年5月初版，1952年12月已经印刷了第13版，印数达到75000册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者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这段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时期，作为该书第一章“序论”，将1946年解放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段历史看作是新中国成立过程。该书用了第二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大内战”、第三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防御阶段”、第四章“由防御转入反攻”、第五章“决定的胜利”四章的篇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史进行叙述。第六章“新中国的诞生”一章则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开国盛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新中国的诞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革命的胜利，全力建设新中国等六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作了全面的叙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作了深刻阐发。这在体例安排、内容的选择较之当时流行的现代史、革命史的写法有了很大不同，是以国史编纂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看作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专著。正如作者在“序论”中所指出的：“新的中国，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这本书主要地（从本书的第二章至第八章）就是要将这一个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五年内的历史事实，作一个简单的连贯的叙述。可是新的中国，不仅是最近一次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产物，而且又是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产物。”[30]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产物，反过来以新中国创建的视角回溯这段历史，事实上就建立起了国史的研究视角和编纂框架，标志着国史研究和编纂的自觉意识已经开始形成。新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野，被提上了研究日程。《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初版面世以来，作者适时在再版的时候进行了两次增补作为又一章：“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分从一九五〇年二月到同年六月”。其阐发的史实有：统一财经工作，稳定物价、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国的外部状况，朝鲜战争爆发（为第一次增补），第二次增补的是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到一九五一年七月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加速进行土地改革、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恢复和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新成就。这表明了廖盖隆在当时将撰述的重心放在了新中国的历史上面。1955年3月，廖盖隆在上述著述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刚刚过去的新中国三年中发生的史实，撰成《新中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著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扩充为三章：新中国的诞生、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建设时期的开始。这再次表明了作者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意识的自觉程度。[31]廖盖隆、王宗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来的伟大成就》发表在1951年11月出版的《时事手册》廿二期上，随后《新黄河》杂志1951年第9期予以全文转载，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影响。这是第一篇全面、系统阐述两年来新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成就的学术文章，在共和国史研究上占有其独特地位。作者分“人民解放战争继续取得伟大胜利”、“推行了独立、和平、民主的外交政策”、“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政权”、“恢复与发展了经济事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新发展”等八个领域作了梳理，展现出新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充分体现出了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在各条战线上所迸发出的伟大力量。

　　何幹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一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贡献独特。该书于1954年12月出版，发行量达到50万册，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编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阐述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定义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历史，是已经经历了四次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正在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32]很显然，何幹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属于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范畴。这是基于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心的奋斗史和建设史自然延伸发展的认识结论。该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1949年10月至1952年）”，共分五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的伟大胜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和两个市场的形成。（二）实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三）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四）土地改革运动。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工作。“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五）中国职工运动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建党工作。[33]单从内容上看，这已经基本上包括了20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中，有些论断是在分析具体历史事件之后得出的结论。例如，“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和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的最大事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它把十月革命对于全人类所发生的伟大影响更加扩大更加深入了。”[34]这不仅讲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也将这一事件放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量。再比如对于新中国政权在民族问题上所作富有成效工作的评价，“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已经建立了一百三十个民族自治区。国营贸易机构已经深入到辽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合理的价格，供应各族人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收购土产特产。根据民族的自愿，有些民族的农业区已经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一部牧业区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人民政府用各种方法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业和牧业生产。各民族地区的县都已建立了卫生机构。少数民族的人口正在逐渐增长。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状况也不断改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了现代工业。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改善文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充分的尊重。”[3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发达的中东部地区才能感受得到，而且即使是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样也能真真切切感受得到。少数民族发生的种种变化被作为重要内容被记录在《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中，反映了作者关于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宽阔视野。此外，何幹之在1959年前开设了《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专题课，对“大跃进”以来中国现实提出批评和反省，从理论上总结了其中的失误[36]。这在何幹之本人来讲是较为自觉的行动，他后来曾言：“我开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左’”[37]，体现了当代史学家忧患现实、秉笔直书的史德。

　　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于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三章专设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各人民团体的壮大和统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两部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史进行阐述。该书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独立的富强的，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的诞生。”[38]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于195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四章第五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革命胜利的世界意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作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光荣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奋斗成果，特别是中国人民二十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成果。中国历史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39]上述三部中国革命史著作沿袭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编写方式，在当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们均毫无例外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纳入其研究视野中，说明这是当时史学界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随着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的结果。

　　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大纲》，《大纲》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的内容重点和目的要求”和“大纲内容”两部分。大纲内容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六章。[40]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一部教学大纲。在此基础上，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部分师生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也于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前言和正文六章两部分，凡29万字。该书出版后，有学者撰文评论，认为是“‘党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著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41]。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编写者对新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加上行文上内有经过仔细推敲，导致了行文粗糙、语言空泛、论断简单，逻辑上也有不够严密的地方，带有明显的文献堆砌、史料罗列痕迹。因而，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有的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只是依命对一些现成材料的摘录，而不是依靠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深入的和系统的研究而写成的”，“应该对我国近十年来的各个重要历史事件，根据它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以恰当的科学地位，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而不应该不分轻重主次地简单罗列一些历史现象，或者不加分析地加上一些任意的论断”[42]。《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在一些地方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不够妥当的解释，对国内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的提法也不确切，其措辞不当、语义模糊的地方很多，等等。[43]还有学者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本身存在的两个问题：抄述、拼凑和材料堆砌、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各个事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缺乏通盘的考虑，因而轻重详略往往处理失当。[44]论者最后指出：“编写科学的历史著作，需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一批一批的结果。把编写历史著作神秘化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视若等闲，以为有一批文件在手，不加研究，只要照抄，就可以成功”，“《史稿》编完以后，作为学校内部的参考书印出，广泛征求意见，再研究，再修改，逐步提高。这样不是更合适吗？像现在这样匆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了我们的科学精神和责任心是不够的。”[45]这些批评是严肃的，学术的，反映出尽管该书是“大跃进”的产物，深受“厚今薄古”思想的影响，但许多学者还是将其作为学术著作来看待，这些批评在当时学风浮躁、政治运动频仍，各个领域追求“大跃进”、“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浪潮中显得格外珍贵，这事实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编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静心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较早的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其独特的地位。由于是草创之作，对其评价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今天看来，该书的编纂和基本观点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1）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编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历史的新纪元的开始，这段历史到今天还只有短短的九年，可是内容之丰富却胜过以往的几千年。”[46]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剧烈程度看，这个认识虽不无夸张的成分，作为学术语言很显然未必准确，但这却是从一个侧面透析出的编纂者的切身感受。（2）该书在具体叙述的处理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放在了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例如，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一章中，作者在叙述了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之后，首先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两个市场的形成给予充分阐述，接着论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具体表现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的具体措施。如在“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一章中，第一节就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和朝鲜停战后的国际局势”。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章，则将“世界形势的新的转折点——东风压倒西风”作为第一节。第二章第三节“抗美援朝”部分对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和第四章第七节对“帝国主义反共高潮的被击退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加强”等部分的分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编纂者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3）该书较好地处理了“国史”与“党史”的关系问题，体现了编者撰写国史的努力。在全书30节的内容中，“中国共产党”字样只出现在了5节的名称上，约占全书的1/6。应该说，这样的比例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的教材来说在革命史、党史极度盛行的时代是不容易做到的。它们分别是“党的建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为增强党的团结的斗争”、“党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这反映出编者已经认识到了党史与国史的关系问题，并作了有意识地处理。编写者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肯定融入到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之中，并且尽可能突显了该书的国史特色。它们与其他章节共同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史学家所认识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整体面貌，这也是应该予以指出的。

　　五余论 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与这一时期历史学其它分支学科研究一样具有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所不同的是这一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这一研究深受现实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冲击。这一点中外学者的研究概莫能外。不能因为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具有与现实运动紧密联系的特点，就否定其科学性和学术性，更不能笼而统之地将这一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一笔抹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起始阶段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算起。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建设和体系的构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酝酿和起步时期，理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最先倡导和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力量。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刘大年与何幹之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中国学者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并没有为冷战所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对抗所完全阻隔，而是异常鲜明地体现在了中国学者编译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和《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两部论文集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学者对国外学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的关注上。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上也具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已经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并且表现出越来越自觉的研究意识，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遗憾的是，这一研究在“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在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复兴则是“文革”结束后的事情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编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乃至启动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工作，再次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探讨无疑是其重要的学术基础。

　　本文发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