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马列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7年后，古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最前沿。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来到这里落脚。正如陈毅诗中所说，“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十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便从这里走出去，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了“光明的前途”。

　　之前由于连年征战以及受反动当局的镇压和查禁，加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很少，党内多数同志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红军经受了长征的洗礼，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亟须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8年9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明确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

　　党在延安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和学习的热潮时期。193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专门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它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初具规模的、有组织的新阶段。张闻天担任院长并兼任编译部主任，足见党中央对经典著作编译的高度重视。

　　由于条件所限，这一时期的编译工作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尤其是缺乏文献资料和工具书，但是，已经比前一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这时的编译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关怀下，由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承担的，因此，编译工作逐步向发挥集体力量的有组织的翻译过渡。马列学院编译部汇集了英、俄、德、法、日等多种外语人才，如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陈絜等。参与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还有吴亮平、博

　　古、艾思奇、何思敬、成仿吾、徐冰、曹葆华、王思华等人。编译部设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

　　“两大丛书”与“两大选集”的诞生

　　这一时期，不仅翻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译成果的出版也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1938-1942年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发行。延安解放社还陆续出版了一批马列主义译著，如《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日》、《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等一些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其中，“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的出版最能代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成就和水平，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中央军委专门抽调了一些懂外文的同志建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中央军委编译处，这是第一个由党领导的专门翻译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机构，集中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的一系列军事著作。1939年初，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焦敏之所译的《冲锋》、《军队论》是军委编译处最早译出的恩格斯军事文献。1939年底出版的焦敏之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恩格斯军事论文集。曹汀、杨松、袁维节等人也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军事著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主要收入了中央军委编译处翻译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这些译著的发表出版，为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支撑。

　　此外，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也组织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的著作。

　　理论的力量支撑着我们

　　延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集中翻译，对于我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这些中译本的出版，在延安掀起了一股阅读、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阅读马列著作的热情也很高，有时刚翻译出的译稿，就被毛泽东等同志要去阅读，现在还能在当时出版的书籍上看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的签名。在这里有一种理论的力量，支撑着人们不断学习，并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热情与孜孜不倦的追求。

　　毛泽东不仅大力支持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还亲自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习马列著作。同时，他反复对全党提出，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带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窑洞里写作了大量传世之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作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