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一经问世便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它的问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是新中国史坛的一件盛事。”为此本刊就“国史研究见证新中国60年巨变”这一话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
 问:据我们所知，当代中国研究所是负责编纂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最近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就是由这个机构编纂的。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答:这里所说的国史，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至于国史研究，情况与国史稍有不同，有多种层次的定义。从一般意义说，国史研究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史，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仅有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历史进行研究，也要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辖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问: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那么，研究国史的科学性如何体现？国史研究天然地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这会不会影响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呢？
答: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首先必须像其他史学研究一样，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史料，并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也会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相互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相反，照样可以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问:您能否谈谈国史研究的大致历程，以及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
答:国史研究相对于古代史、近代史研究来说，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它最早的成果可以追溯到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以及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研究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开始的。
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历史决议》，讲的虽然是党的历史问题，但这些问题同时也是国家的重大历史问题；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并在党内四千多高中级干部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中进行过认真讨论。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高层次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其结论为此后的国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理论方向。
就在决议起草期间，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提出了编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资料集的建议。不久，他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对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编纂系列专著的请示报告，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宣传部部署，先后动员约十万多学者和干部，历经十余年，编辑出版了总共152卷、1亿字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其规模之宏伟，利用档案资料之丰富，包含内容之系统，在新中国出版史上都是空前的，为国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此后，中共中央又借鉴中国历史上由国家设立国史馆的传统，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该所成立后，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业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刊发国史研究成果的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又成立了联系全国史学界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建立了面向全国国史学界的学术年会制度，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合作成立了国史系。与此同时，有关当代地方史的研究机构和培养国史研究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硕士、博士学位点也纷纷成立，各方面有关国史的文献书、资料书、年谱、传记、回忆录、研究著述，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所有这些都标志国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登上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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