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出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20世纪90年代，这种研究和探讨相对地走向沉寂;进入21世纪以来，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再次出现活跃局面。　

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从对“影射史学”的批判切入，引申到对唯物史观涉及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形态的演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乃至史与论、历史研究同现实关系等命题展开争鸣。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极深刻的“破”与“立”的过程。

　  在这场“破”与“立”的大讨论中，首先涉及的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作为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的反论，学者们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理解提出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或最终动力;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有观点认为，人们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又一种观点认为，各种因素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过，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总会遭到反动阶级的阻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划分与历史发展动力有着直接关联，也成为大讨论中的热点。“阶级斗争根本动力说”在历史阶段划分上依据的是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所有制形态的变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依次更替是普适性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许多学者对这一结论持不同认识，而最具直接意义的争论是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单线演进。在历史上就曾有过亚细亚的、古希腊和罗马的、日耳曼的等不同的发展道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多线说违背历史事实。应当把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人类史上最早进入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和产生国家的地区，另一部分是公社尚未解体、进化程度不等的后进地区。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的基本符合于同一历史发展规律。至于后者，也不是亚洲或东方社会才有的，欧洲的爱尔兰公社、日耳曼公社和斯拉夫公社等也属于同一范畴。因此，公社的停滞性，也为西方或欧洲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所共有，同样应当归于历史一元或单线发展范畴。再有观点认为，用“多线论”或“单线论”的对立来概括这种不同认识并不恰当，无论是“多线论”或“单线论”都可以做不同理解，“多线论”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单线论”则容易被误解成单一模式，从而忽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应当是历史的共同规律性与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唯物史观与实证历史研究的关系、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也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问题。这些争论与批判“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相关联。关于前者，一是就“以论带史”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论带史”的口号，起初有积极意义。50年代中期，针对忽视理论的倾向、烦琐考据的遗风，强调研究历史需要唯物史观指导，有其必要性。但后来发展成“以论代史”无疑是错误的。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在“左”倾思潮泛滥时应运而生的，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　彩，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走向“以论代史”。二是就“论从史出”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论从史出”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尊重历史事实，详细占有材料，从史料中引出正确结论。历史科学就应该是“论从史出”，即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研究大量历史材料，从中引出规律性东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论从史出”不宜作为全面的治史口号，其本意在强调史料的第一性，结论的第二性，这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容易助长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也有片面性。三是就“史论结合”指导原则产生的争论。一种观点主张用“史论结合”来表述史和论的关系，要求史和论不可偏废，既要重视理论也要重视史料，没有理论指导就不能驾驭史料，也不能深入研究问题;掌握理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来作为分析史料的武器。“史论结合”的提法是正确的。也有观点认为，“史论结合”显然是希望提法能更全面、妥当些，但是，也不免产生问题:二者的主从关系如何?该如何结合?都不明确，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在争论中，对于论与史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如:“由史到论，论史结合”，因为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是人类认识运动的普遍规律。它要求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再如:“以论导史”，认为用它来体现“论”与“史”的本质关系较为妥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但有学者指出，“以论导史”没有全面完整地反映理论与史料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还必须加上“论从史出”，才是一个比较完善和正确的提法。从这些争论不难看出，学者们更注重史论关系的平衡，意在纠正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左”的思潮。

　  关于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鉴于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期，历史学曾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既反对历史研究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极“左”做法，同时也提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宗旨与必须遵循的原则。一种观点认为，每个历史时代，必然向当时历史学家提出发展历史科学的中心任务。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应很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使命。只有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不断地研究并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史学研究才有广阔的前途和巨大生命力。也有观点提出，史学为现实服务应有多种不同途径，如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认真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以资现实借鉴;宣传正确的历史知识，做好历史科学的普及工作等。而就现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问题，有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倾向难免影响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因此，不仅要排除前人对历史的曲解，更要力求避免今人对史实的判断加上新的曲解。还有观点认为，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是站在现实社会去研究和探索以往的现实 历史。因此，如果缺乏对所立足的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很难深刻认识和了解历史;反之亦然。

　  综观这一时期的争论，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澄清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的史学研究范式，更好地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地位。因此，尚未涉及当时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把握的辨析。此外，结合历史研究实践去总结运用理论指导实证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也还欠缺。　

20世纪90年代的探讨低潮期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后，90年代却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大都持有这种认识。

　  追溯出现低潮的原因，最显见的有两点:一是苏东剧变对人们思想的严重冲击。在史学理论工作者中，一些学者进入深沉的思考，力求从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规律观上寻求解释。这种思考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他们的缄口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学者联系当代世界新的演化现象，诸如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朽而不亡甚至出现某种繁荣，认为这些现象无法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做出合理解释，于是对它的科学性、正确性产生质疑，连带地对它在史学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地位也产生怀疑，因此他们不可能有唯物史观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二是从学术论争的一般发展趋势审视。前一时期有关唯物史观的研讨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这个目的己经实现。而且在争鸣中对一些问题存有的不同理解与解释，大家也都淋漓酣畅地讲了出来。旧的共识被消解，但新的共识又远未达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况使一些学者对唯物史观本身的逻辑一致性产生怀疑，进而质疑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科学性。一时间，许多有关研究指导思想多元化、史学范式危机等提法不断出现。更多的学者则选择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领域。唯物史观研究进入了低潮期。

　　低潮的主要表现是:前一时期对历史发展动力、五种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形态等问题的大讨论戛然而止，同时又未出现新的热点争论。于是，出现了对唯物史观研讨的“冷场”。在这种理论研究低潮的大背景下，实证史学走向兴盛。　

进入新世纪后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出现回暖

　　新世纪的到来激励着史学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新的理论思考。正是在这时，中央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要求通过正本清源，厘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而为学者们研讨唯物史观明确了方向及着力点。首先应是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现有阐释进行梳理与辨析，以时代的特点予以验证，去伪存真，弘扬真理。此外，在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上，史学同哲学交流的趋势在加强。唯物史观是历史学和哲学共同的研究领域，虽然两者的切入视角不同，但交流互通无疑会促进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化。再有，西方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诸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也从90年代开始被逐渐介绍到我国学术界中来。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着借鉴。总之，在多重有利因素的促动下，进入新世纪后，又一波研究热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

　  其一是就如何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　挑战、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展开研讨。自20世纪90年代始，国内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它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的论调，什么“过时论”、“指导思想多元化论”等。面对这种挑战，学者们的共识在于，史学界应在如何使唯物史观做到与时俱进上加大研究力度，多出具有说服力的成果，从而使唯物史观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其二是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讨，力求做出新的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解释模式应是，生产力与劳动分工的演化牵动生产关系整体发生变革，而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种变革或迟或早实现，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一级演进。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他们又把唯物史观称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的历史观。

　  其三是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再探讨。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形态、尤其是封建社会形态的争论再次兴起。首先是关于社会形态演化的“单线论”和“多线论”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单线论”，或者把它说成是“多线论”都是片面的，唯物史观不存在什么“单线”和“多线”的所谓“自相矛盾”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演进的学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应把这两方面割裂和对立起来。也有观点认为，应区分“实现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与“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本身”。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可分为两种形式，即“依次演进”和“跨越式”。如果忽视社会演进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或者将其与“依次演进”的道路对立起来，那只能是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其次，对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到底是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立论，有观点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最后完成，其间经历了艰苦探索过程。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做出反驳，说马克思提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没有文本根据的。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起码要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它必须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规律，它必须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无法满足这两种基本要求，因为它不是普适性规律。在争论中，马克思的“三大形态”或“三大阶段”的论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此外，就“封建社会”的概念，马克思界定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否具有普遍性等问题，也产生热烈的讨论。

　  在新世纪伊始涌现的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探讨的回暖，从论题选择的层次、提出论点开掘的深度，都是很可喜的。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唯物史观是现时唯一成体系的、经过长期检验的科学理论，这是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理论工作者，更有责任和义务去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与阐释，与时俱进地提高其科学解释力，用以指导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理论建设工程，任重而道远!　

（作者吴英，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00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