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十分活跃，因为新现象、新资料和新方法不断推动着它的发展。这并不是新现象，因为中国研究需要对中国的内部事件和对外关系作出及时反应。回顾历史，美国的汉学研究可以被分为五个主要时期，我称之为中国学研究的“五代”。

第一代：精英中心主义 

20世纪50年代，研究资源主要集中于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研究，包括其制度、领导人和意识形态。美国汉学家们最初致力于研究新中国有哪些因素是“新”的和“共产主义”的，哪些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哪些是独特的“中国特色”。这种“制度地图”式的研究是美国新中国研究重要的第一步。中国的意识形态、“苏联化”现象、中苏关系恶化以及l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都受到密切关注。在中共八大之后，特别在l959年庐山会议后，美国学者发现中国政府内部有分裂的迹象，这引起对党内精英政治动态的关注。

　  尽管学者们不能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仍然尽量运用归纳法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事情。南加州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研究方面的重镇。当然，中国研究也受到演绎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苏联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框架加之于中国。由于中国当时的封闭状态，美国学者们只能从香港和台湾等地进行远距离研究。他们当时只能用研究苏联的方式研究中国，于是中国研究成了所谓“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的一个变种：“北京学”(Pekingology)。资料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导致了一种精英中心(而非社会中心)的视角，中国被视为一个由领袖、纪律和意识形态严格管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研究态势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第二代：三个研究重点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美国学者的研究议程，并导致美国中国研究第二代的兴起。精英政治研究仍然是首要研究重点，但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红卫兵小报之类的渠道了解中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抛弃了以往认为精英集团内部是高度同质和团结的传统印象。除此之外，“文革”运动本身也开始成为第二重要的研究议题。学者们极力试图解释这场动乱揭示出的中国社会的本质因素及其变化。第三个研究重点是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内政行为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三个研究重点是第二代中国学的特点，约持续到70年代末。

第三代：走向微观

　  第三代研究从l980年持续到l989年。在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开始允许美国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随着改革开放和中美邦交的正常化，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各种社会部门和备色人等都成为了观察和采访的对象，包括政府官员、个体户、工人、农民、移民、青年人、老年人、知识分子和学生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更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制度的看法，也为美国学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政治决策过程更为完善和实证的知识。学者们也能够采访到一些中层官员和专家，这促进了对中国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因此，中国改革过程中很多“神秘”的事物被揭开面纱，这个过程使美国学者认识到中国幂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更加多样化和细致化。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即更加侧重于对某个具体地方或部门的精细研究，但是同时却失去了宏观上的总体把握。

第四代：解放军研究升温

　  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和无法预测的社会运动吸引了太多学术关注。巧合的是，此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恰好刚刚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洲和美国发表，这促使很多学者从市民社会发展这一角度来看待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9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包括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和在1995一l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解放军研究第一次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下一个重要子课题。

第五代：更加全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方面更加关注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新变化，另一方面开始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繁荣起来，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涌现，甚至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l997年到2003年期间的领导人接班问题使精英政治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领域再次复兴。然而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中央政治局，而是开始从制度角度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2012年第十八次党代会之际，美国学者们将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稳定性、适应陛和持久性上面。

　  第五代学者的另一个趋势是关注对外关系和军事领域，其原因是中国国际化和解放军现代化脚步的加快。中国的对外双边关系和中国在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中的多边行为也引起关注。虽然从事解放军研究的人数仍然不多，但这方面的兴趣却在上升。

趋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微观

　  后三个阶段的研究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中国。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总体上是好事情，但也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微观，结果越来越难以在宏观上进行把握。其后果之一就是美国新一代的汉学家对政策事务不感兴趣，或者说不想成为“公共学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研究工作的微观性质，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的学术任期制和学者追求学术生涯成功的压力所导致的。

　  美国中国研究的变化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资料的日益丰富。各级政府的档案资料和文件、对各类人群的采访记录、人类学和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数据、大量的出版物以及网络和电子信息，使现在的汉学家们面临着与50多年前截然相反的问题——资源的泛滥。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将成为新的挑战。除了中国的新变化和新资源，渐成主流的“学术性”规范也在影响着中国研究的议题设置。学者在研究中经常引入某种分析和解释范式，或者干脆将其他领域的理论范式在中国研究中套用。例如，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和90年代的“市民社会”概念都被用来分析中国。结果，这些范式都未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的现实，说明这种做法或许具有理论意义，却无法解释现实。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做得都好。我在这里仅简短地回顾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在历史和人文学方面另有丰富的文献。目前一个目益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不再仅仅留给汉学家们去研究——很多来自其他领域和学科的专家现在也开始对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大批留学后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荏过去的30年中也为美国的汉学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总体来说，当代中国学在美国仍然保持着强劲和平衡的发展势头。虽然存在过于微观的研究导向和过分注重理论研究等不足，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汉学研究依然活跃而健康。

　  (沈大伟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客座研究员等职。张小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