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是20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从萌芽到比较成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世纪之交，回顾其演进历程，对现状作出恰当估价，对未来进行思考，以期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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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就是独立的学科。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党史学则是研究这一进程的学科。本来，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属于历史学的内容，所以认为有必要单独立“学”，是由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太大了，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着。要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的哪一个层面，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绝对不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无法深入研究。
中共党史学产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至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可算是这门学科的萌芽时期。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最早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是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1月，是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文章对中共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创建作了论述。虽有不少错误，但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篇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故尔一般将它视为中共党史学萌芽的标志。此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党史的报告、著作及人物传记。主要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和《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1927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30年）、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史》（1930年）、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以及1928年党的六大期间编写的《烈士传记资料》等。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能比较客观地叙述党的发展历程，并较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如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从中国产业的状况、罢工运动、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等广阔的视野，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并对五年来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被后来党史研究所继承和发扬。中共党史学所以能在这个阶段萌生并有所发展，不仅是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需要深入研究，进行总结，同时也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中国诞生，唯物史观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李大钊撰写的《史学要论》（1924年），将唯物史观引进历史领域，在历史观、历史理论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在这个时候，中共党史学还很不成熟。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党史研究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还不够彻底，对有些问题的论证不够严谨，叙述方法比较单一。这些都是中共党史学萌芽时期难以避免的。
从红军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共党史学的初建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由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借鉴，也由于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依据，同时在整风运动前后，党中央还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体研究党史，这样就使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取得了辉煌成果。一是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历史主义作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之一，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这是党史学史上第一篇专门探讨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他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和具体化，对党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出现了一批从各个侧面、各个时期研究党史的论著，如何干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张闻天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陈伯达的《关于十年内战》等。这些著作开始把党的发展过程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发展规律，并对一些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评价。三是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取得重大成果。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这两本文集以及各研究机构编辑的多种资料集，为党史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党史学健康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模式的影响，过分突出党内路线斗争，把路线斗争当作党史发展主线加以描述，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两个方面在后来的党史研究中一度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影响了党史学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中共党史学发展的雏形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高潮，尤其是1951年至1960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相继出版，对党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期间，教育部规定在高等学校开设中共党史课程，因教材编写的需要，对中共党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分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党史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党史研究有不少通史类研究成果问世，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的《中国现代史》，李新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的简要历史》，北京市委组织的党史编写组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王实、王翘、马奇兵、章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等。这些成果都从较高层次上研究了党成长壮大、党的思想发展和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及规律，初步构建了党史学科的教材体系。专题研究也逐步深入开展，出版了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丁守和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廖盖隆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薛暮桥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著作。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广泛开展起来。中宣部编的3本《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和20册《党史资料》的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方便。回忆录的撰写出版，《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的影印出版，更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当然，这个时期的中共党史学虽具雏形，但并不完善，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对作为学科基础理论的党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很不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简单化和片面性，如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同时，以路线斗争代替中共党史，突出个人，神化领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另外，由于课程设置的需要，使党史学科过早教科书化，这也不利于党史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10年，是中共党史学发展暂时中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史研究中突出党内路线斗争、突出个人的倾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康生、江青等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趁机提出党史研究的错误指导思想和原则，并大量篡改历史。由于正常的学术空气被窒息，党史研究成了禁区，原本繁荣的党史园地呈现出百花凋零的局面。这种状况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得到扭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以及《邓小平文选》等一大批领导人著作相继出版。据此，中共党史学界对党史领域存在的错误理论、观点以及歪曲史实、颠倒黑白现象作了认真清理，逐渐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使党史研究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日益深化和繁荣：第一，出现了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成果倍出的可喜局面。这个时期，无论是通史类著作，还是专题研究，都是硕果累累，党史著作数以千计，研究论文数以万计。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著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力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党的历史活动，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情况。有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历史学的陈述和分析的方法，开始运用了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新方法。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使党史研究日渐复杂、丰满起来。第二，党史研究的基础性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是陆续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党的历史上重要人物的文集。二是党史工作者开始重视党史自身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专门研究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近百篇。这方面的论著也已问世，如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王仲清、侯且岸等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尽管数量不大，但相对于过去忽视这方面的研究状况来说，应当承认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三是整理、公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军史、战史、地方党史资料等。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无米之炊”的局面，为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共党史学在20世纪的演进历程表明：它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时，党史学也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反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党史学的发展还与党和国家是否重视史学研究有关。延安整风时期、建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党史学发展三个辉煌的时期，也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史学研究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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