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史学学科性质逐渐明确的前提下，作为研究党史的基础学科——党史文献学，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建国以来党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尽管党史文献学现在刚刚建立，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难点有待解决，但从它开始涉足党史学领域后的反响及效果来看，说明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一、运用党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献资料，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必需的先决条件
　　党史研究是认识主体（党史研究者）通过对党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去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党史文献学则是达到认识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或手段，即运用党史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利用全部的党史文献资料，做到材料准确、事实无误，以达到再现党的历史本来面目的目的。依靠这些素材，才能实现对党史的进一步研究和对其规律性的认识。
　　如同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离不开原始文献资料一样，党史文献资料同样是研究党史的基础。然而，只有材料还不行，对材料的真、伪、讹、误，如不进行科学的考据、鉴别，同样会发生失误。回顾建国以后在编写党史教材、讲义及撰写文章时，除了有些观点值得探讨外，史料运用中的失实、讹误之处也屡见不鲜。
　　从另外一个角度——党史文献的某些特殊性来考查，更显示出它的重要了。对此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由于党创立后的特殊环境、造成党的文献资料在流通、保管中存在着种种不正规的现象。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异常险恶的工作环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文献资料的正常保存、整理和利用，而且造成了印刷质量差、传抄过程中发生的错、漏、衍、讹等情况，从而影响了党史文献资料的准确性。这种后果已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以及其他专题汇编中的部分文献、文章的原件中反映出来。这些文件虽经编者进行了若干订正，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种情况可以提醒党史工作者，在准备使用这部分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时，必须而且应该对其进行科学的校勘、鉴别，方可无误。
　　其二，反动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篡改、伪造了一些历史文件并流传下来，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也成为鉴别文献资料真伪的重要内容。例如《石叟文库》（即“陈诚档案”）在“富田事变”一节中，即收录了一封所谓“毛泽东致古柏的信”。在这封信中，提出要古柏在审判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等是AB团。从信中所用语言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口吻，但笔迹却很像毛泽东手笔。所以，搞清楚这封信的真实情况，成为我们研究富田事变，以及评价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等重大事件、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一个几十年没有弄清的疑案）。１９７９年第１期《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彭德怀《往事回忆》，以及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才使我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彭德怀写道：“后来在富田事变中有人 伪造毛主席笔迹写信给古柏同志，要古柏在审判AB团案件中审出彭德怀是ＡＢ团……”【注：《近代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第１９页；《彭德怀自述》第１６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第１版。】。彭德怀的话，证实这的确是一封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拨革命阵营内部团结、借毛泽东迫害彭德怀等人的伪造信。这个例子说明，对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对反动派编辑的资料，只有在运用校勘、考证等方法进行科学的研究、鉴定其真伪之后，才谈得上利用与否的问题。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认为，党史文献学是以党史文献资料（不包括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讲究搜集、鉴别、校勘、考证、编篡党史文献资料为中心内容，以立好、立准党史文献资料，推进党史学研究为直接目的的一门学问。它属于党史研究法的范围，是党史学基础性的辅助学科。因此，在进行党史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对党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的客观要求，也是每个党史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文献学在具体运用中所取得的成果，对提高党史研究水平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