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等单位在陕西延安联合召开了主题为“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交了60余篇述评文章，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梳理。现将会议涉及到的部分前沿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简介如下。

　  1.关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土地政策的比较、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及纠正措施、土地改革的评价等。另外，研究的方法也由早期的整体宏观研究逐渐转向个案与专题研究。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土地改革的评价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是一致的，充分肯定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新近也出现了个别人的说法，称由于毛泽东要“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导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使得土改运动成为“一段血淋淋的历史”，这“是在反民主法制、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的严重一步”，“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对此,有学者根据史实作出了澄清和批驳，指出在土改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针对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和“急性土改”两种现象，均发电给予及时提醒和纠正，这些电文恰恰是刘少奇起草的，根本没有下发过专门反对“和平土改”的文件，更不存在什么《土地改革法》夭折的问题。根据个别地区土改运动的偏差，就把整个土改运动说成“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完全是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参见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

　  2.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起因，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而引发的。“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但也有人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的一项既定政策，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被扩大化了。这一观点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为：第一，运动有法律依据和明确的范围，某些地区一度出现的错捕错杀等“左”的偏向很快被中共中央所发现和制止，并未出现全局性的混乱局面；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镇压反革命”不可混淆，如果说后者曾长期被作为一项既定政策、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的话，那么前者只是在恰当的时期因应特定的局势而采取的恰当的行动。另外，学术界对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有“一年”和“三年”两种说法。“一年”说认为，运动是从1950年10月发动， 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三年”说认为，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1年10月达到高潮，到1953年底才正式结束。（参见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

　  3.关于抗美援朝战争

　  不论从军事史研究还是从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都属于成果较多、研究较深的领域。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出兵的决策是错误的，是在苏联领导人鼓动下毛泽东的个人决断；抗美援朝得不偿失，既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又贻误了解放台湾的时机。但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重大意义等问题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朝鲜内战爆发是其国内一系列武装冲突扩大和升级的必然结果，由于随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才使之演变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和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正是因为战争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才答应了朝方的参战邀请。斯大林虽然提出过由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建议，但在他不履行出动空军掩护的承诺、并对中国是否应出兵发生动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国人民为此固然做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但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体现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积累了现代作战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变革；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不但没有影响国民经济恢复，反而促进了经济生产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至于解放台湾被推迟，并非因为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由于朝鲜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即出兵武装干涉，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地区安全，迫使我国防重点北移；同时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所造成的。（参见齐德学、郭志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

　  4.关于“三反”“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