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是国家不断富强、人民不断富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历史。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者无限夸大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无穷的罪恶，共和国的几十年，“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如果共和国确是一部错误连续的历史，那么怎么能解释共和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如果党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错误的根源，那么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岂不都失去了历史价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岂不就失去了历史依据？这种歪曲和攻击党的历史错误的潜台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错误，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涉及到党史和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一
任何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政党、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没有经历严重的挫折。一个人、一个政党只要工作就会犯错误。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个原则也完全适用于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是要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是讲什么错误。是全局性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错误；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还是枝枝节节的错误；是长期性的错误，还是暂时性的错误；是明知故犯的错误，还是从良好的意愿出发犯的错误，等等，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
我们党通过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犯了工作过粗、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的错误，带来不良的影响，但这毕竟是局部的错误。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杀气腾腾，利用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我们党领导了反右派斗争，这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扩大化，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大跃进”是由于党的错误决策给全国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但是“大跃进”期间中国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导人错误发动一场全局性的内乱，但是其最初目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然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党内个别人、个别集团所犯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与庐山会议上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谋求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不能认识他们的错误，也不能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我们党和毛泽东的错误，都是自己犯错误，自己认识、自己克服、自己纠正的。正像毛泽东所说：过去我们是认真地犯错误，以后又认真地改正错误。因此，“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别有用心分子强加给我们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有人认为，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争权夺利的历史、一部杀人的历史，是不断从错误走向错误的历史；共产党的“群众专政”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种怪物；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了私营经济这种“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认为建国后的许多领域，“包括精神文化领域变成以互相厮杀为乐的现代疯人院。”这完全是恶意地中伤诽谤和栽赃陷害。试问，一个政治黑暗、经济僵化、精神痛苦和人民受屈的国家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吗？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错误，而不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根本错误；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错误，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但“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毛泽东要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也是较早察觉“大跃进”错误的人，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其间他也曾试图缩小“文革”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可窥一斑，“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不应只强调良好的动机而对错误视而不见，也不应忽视党的阶级本质而无限夸大错误，而应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剥削阶级政党所犯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剥削阶级政党为了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劳动人民和其他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虽然他们也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经过自我调整克服一些错误，但从根本上说，由于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很难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最终不能不被更为先进的社会力量所推翻。而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她所犯的错误，都不是靠外力解决的，更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解决的，而是靠自身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决的，犯错误和纠正错误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党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其失去合法性的依据，更不能成为中共下台的借口。党的历史责任在于：“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成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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