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口述历史在理论和实践上日臻成熟。一方面，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已经被学界所公认，口述历史杂志、专栏、学术团体以及各种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渐被多个学科所使用，并出现了诸如口述历史民族志等，富有交叉学科特点的新方法、新成果。在口述史学科发展较为完善的西方史学界，口述历史属于社会史门下，两者在研究理念、方法、路径等方面有很多相通和共性之处。中国当代社会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正处于学科建设的关键时期，口述历史除了能够为其提供新史料之外，在理论和方法的构建上又会有哪些启示呢？

　　一、人人都有历史：当代社会史研究视野的定位

　　“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这是写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1］扉页上的一句话，它不仅代表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判断，而且标明了口述历史所秉持的一种史观。

　　广义上讲，凡是利用口述史料写作的历史都可以称为口述历史。从这一概念出发，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时就有了口述历史的记录。它是人类历史证据中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一。然而，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口述史学创立以来，口述历史专指“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2］。口述历史产生之初，史学界更多地把它视为一种活史料，因其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凸显了它的价值和地位。作为口述史学的创立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的创办人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是一位政治史学者，他关注的访谈对象多是政界、商界的精英和社会名流，倡导通过搜集他们的口述资料，丰富和扩充文献档案内容，并以声音的形式更多地保留历史记录。1961年，杜鲁门图书馆首创美国总统口述历史计划，通过采访政府政要、白宫管理人员、家庭成员等相关人物，为历届总统和政府搜集口述访谈资料，以挖掘和补充文献记录之外的原始资料信息。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历史研究者才开始重视并着手撰写来自下层社会的历史。“美国开始出现第二代口述史学家。他们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且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人群，进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3］那些曾经被档案资料忽视的平凡大众、劳动阶级、弱势群体开始成为口述访谈的对象，他们不再是历史中的默默无语者或抽象的数字，而纷纷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将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下来传之后世。口述历史的这种转变或者可以称之为颠覆性的革命，是在西方整个新社会史发展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研究对象的转换，而是隐含着历史观的变化。历史是由谁创造的，谁才是历史的主角？这是史学研究需要反复思考和不断追问的话题。基于这种认识，口述历史内容不断拓展，广涉社会生活史、家族史、妇女史、黑人史、劳工史、个人生命史等多个层面。今天西方的口述历史，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层次的人群，可以发挥的主题极其广泛。“自下而上”、关注底层、让大众发声，使口述历史拥有了“人民性”这一值得称道的主要特色。

　　尽管中国史学界对“社会史是什么”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还存在着通史说与专史说的分歧、范式说与视角说的争论，但是，从中国30多年社会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一系列专题研究，基本揭示了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话题。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史的当代部分，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很大一部分是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延续，但同时，还有一定的范畴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独有的或变化极大的，后者的开掘需要与整个当代史研究状况紧密联系、综合分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当代史（国史）研究才真正开启，最初它是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部分中分离出来的，多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经济史等方面，尤其是对国家领袖人物和上层决策的研究比较突出，这与其断代史的学科性质相差甚远。因此，有学者积极倡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认为“与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但滞后，而且薄弱，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4］。也有学者更加直接地指出，当代社会史虽起步较晚，在国史分支学科中最为薄弱，但依然是国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5］目前中国当代史之于社会史最需要的，一方面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使其真正囊括当代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多维的观察视角，使其实现从多个角度全面、多层次地呈现国史的进程。有学者指出：“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6］。面对当代史的研究现状和社会史一起步便肩负的重要使命，厘清当代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就显得十分迫切。而一个学科的独立性，除了表现在其研究内容上之外，它的研究视角、取向、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口述历史在这方面为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口述历史的成果也使得社会史实现这样的作为具有了可能性。从近年我国口述史著述来看，有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开放30年等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有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上山下乡”等重大事件的记忆追索；也有关于梁漱溟、老舍、浩然、舒芜等文化名人以及知青部落、农民工等普通人群体生活经历的记录。这些选题和历史细节是以往当代史中欠缺的，映衬了社会层面的历史变迁，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活力。作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支史，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史：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它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重点一方面是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真实形貌，另一方面要揭示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变化的动因和规律，而其难点在于分析民众心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流变；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它既具有继承性，是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史的延续，又具有开放性，是以新中国建立为起点，正在进行和不断发展着的历史，由是观之，它也是现实性最为突出的史学研究；从研究视角和立场上来说，它引用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立足民间史料开展区域研究，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最终实现对整体史的全面认识和把握。带着这些新鲜的治史理念和研究取向，当代社会史定将成为中国当代史中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学科。它的学术意义和贡献以及它的现实功用，决定了它是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更是学科发展的新动力和生长点。

　　二、生命叙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我们反对把社会史看成是边角余料，或是“剩余的历史”的简单组合，这既是对社会史不公正的贬低，也与社会史长时段、整体研究、“解剖麻雀”的主张完全背离。当代社会史研究是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脉的社会历史研究，一方面要突出有别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主题，另一方面也要时时观照与这些分支史相互交叉、渗透的诸多领域。然而，当社会史把观察视角放低、缩微时，极容易陷入琐碎和零散。我们如何能够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串联起来，在平凡、芜杂的琐事中梳理出社会变迁的脉络线索，进而揭示整个大历史的主流呢？

　　借助生命叙事应该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无论伟人还是普通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他们在历史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社会变迁也在他们的人生岁月中留下了层次不一的痕迹。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7］利用个体生命历程来反映时代变化和探究社会问题，已经被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采用，口述史在这里既被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同时也是达到这种较高诉求的主要资料来源。尽管口述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长期以来遭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但它的鲜活灵动、形象感人也始终令抽象枯燥的文献史料无法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讲述的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血肉丰满、感人至深，在个体生命的讲述中映衬出了宏大的社会主题。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重建了人民曾经经历的日子，另一方面又将个体与社会紧紧联系起来。这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也是从年鉴学派到社会史代表人物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直倡导的观点，即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的历史，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这也应该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旨趣所在。

　　那些源于记忆的生命叙事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其一，个体记忆中承载着时代的集体记忆。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看似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表达的却不只是个人生活的苦乐辛酸，而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命运。正如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说的，“口述史学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8］。在生命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有时甚至可以反观到自己的影子。其二，集体记忆一旦形成，会影响到人们的共同历史意识，甚至影响到民族的认同感。口述历史通过讲述来唤醒人们的记忆，从而发现和揭示隐含着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群体的社会心理。其深层的价值在于重塑人们的记忆，从而加强或改变人们对历史的判断。《中国知青口述史》采制者刘小萌这样评价13位知青的口述：“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9］正是在这些看似个别人物的微观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洪流。这里没有直接的说教，更不是板起面孔的论理，而是把人们曾经活过的日子活脱脱地展示给人看，这才是历史本应存在的形态，由此也才能打动人、吸引人、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