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原称廓尔喀)是中国重要的陆地邻国，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在中尼两国之间，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长达1414公里的边界线，自然条件复杂，边界地区不同地段的气候及地形条件差别很大，既有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山，也有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丛林。天然的地理环境使得尼泊尔同中国西藏地方关系密切。几百年来，藏尼间虽然发生过战争，但和平友好通商往来关系是主要的方面。1856年(清咸丰六年)的藏尼战争，西藏战败，与尼泊尔签订了《西藏廓尔喀条约》(即《藏尼条约》)，使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许多特权。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边界问题的解决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珠穆朗玛峰这一在中尼边界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也引起了中尼两国政府的重视，“珠峰”的归属谈判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上占有重要与特殊的地位，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是由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会谈解决的，经过两国领导人多次亲自的会谈与交换意见，双方在“珠峰”上的分歧缩小，直至最后获得了双方都比较满意的解决。
一、关于解决“珠峰”归属问题的提出
珠穆朗玛峰拔海8848米，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也是地球上的最高点。尼泊尔人将其称为萨加玛塔峰。1858年始，印度测量局将此峰命名为“额菲尔士峰”，此后，西方国家大多使用这个名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关编撰地志舆图的人员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2年5月8日发出通报说明：“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一七一七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会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语‘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一八五二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以后，西人便从一八五八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额菲尔士(英国人)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字。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①并明确规定，此后国内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都不得再误称为“额菲尔士峰”。
“珠峰”的归属问题，是伴随着中尼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提出而提出的。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尼泊尔，但当时没有提到边界问题。1959年3月，中国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上层分子在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宣布“西藏独立”，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发表了许多不友好的言论，做了一些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达赖叛逃“进入印度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尼赫鲁发来电报，对达赖表示欢迎。达赖到达旺的当天，受到印度政府官员的迎接，印度空军则派一架运输机空投面粉、鞋子和帽子等日用品接济。”②同时，中印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也日益表面化与尖锐化，这使得同印度有着“特殊关系”的尼泊尔也与中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在西藏叛乱问题上，尼泊尔政府始终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表示不支持达赖集团。为此，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9月接见尼泊尔驻印兼驻华大使拉纳，“对大使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正义态度表示感谢”③。随着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数万藏人进入尼泊尔境内，中国军队由于剿匪工作的需要，也进入了中尼边界地区。国外媒体大量宣传与歪曲报道中国军队的剿匪工作，有些媒体造谣说：“中国军队进入了尼境，中国出版的地图将尼领土划入了藏地。”④对此，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表示尼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尼边界状况的发展，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⑤但此事也引起了尼方的重视，1959年9月，柯伊拉腊派出乡村发展大臣吉里博士率政府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10月9日接见吉里时答复道：“关于中尼边界问题，两国边界未正式划定过，但两国间有一条习惯线。我们愿意表明，在边界未正式划定前，我们同意双方维持这一条习惯线，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同时为表示中尼友好，在亚洲树立范例，如尼政府同意，我们也愿立即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且经过勘测，划定边界。”⑥1959年12月，潘自力大使访问了尼泊尔并会见吉里博士，提出签订边界协定以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对此，吉里博士表示同意。⑦
1959年12月，尼首相柯伊拉腊致函周恩来，除了说明自己1960年3月将访问中国，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商议外，还提到有中国军队在中尼边界集结的情况。对于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复函中指出：“希望在阁下访华期间，双方能够就这个问题取得原则性的协议，以利于双方进一步进行具体谈判，合理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⑧至于尼首相所说的有中国军队在中尼边界集结的消息以及国外媒体的歪曲报道，周恩来答复道：“阁下来信中提到有中国军队在中尼边界集结的传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得到明确的命令，不得超越国界，并且停止在边境上进行巡逻。因此，根本没有引起惊慌的理由。因此，尽管有许多外国报纸和通讯社散布种种谣言，企图进行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决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的。我相信，阁下也会抱有同感。”⑨
1960年3月11～24日柯伊拉腊来华访问，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中尼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总的看法，是此次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会谈的基础。尼泊尔方面表示：“1、对边界问题双方无争论；2、有一条已经划定的边界线；1792—1793年有位中国大将军到边界标定了全线，只是到后来才对个别地区发生了争论；3、只有4个地区四、五十年来有一些分歧。”⑩中国方面表示：“1、对于边界问题双方未发生过大的争论；2、1100公里的边界没有正式划定过，而是根据传统习惯线；它是划界树标的基础；3、传统习惯线与实际管辖情况出入不大，有8个地方有问题。”(11)
在此基础上，中尼两国总理于3月12日举行了首次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提出解决中尼边界问题的三个原则：即：“一、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这就是肯定现状。二、对个别争议，作个别调整，办法就是按地图办事：(一)绝大部分相同，把同的地方肯定下来，线北的属中国，线南的属尼泊尔，不再动摇；(二)不同的地方，但无争议，实地勘察，使地图统一，即根据地形和实际管辖；(三)有出入，又有争议，这次如能解决最好，否则交联合委员会解决。三、我们希望这次能解决争议，技术问题交联合委员会。我们这次可签订一个边界协定，以后再签订一个边界条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保证两国友好。我们要相互保证在边界条约签订以前维持现状，互不侵犯。即使这次有些争论留下，也要互相作这样的保证。”(12)
3月13日的会谈具有临时性，是周恩来陪同柯伊拉腊首相参观密云水库，在从密云回北京的专车上进行的。周恩来表示：“我们力求解决一切争议。如果能解决，联合委员会就以此为基础，实地勘察划线。如果还留下几个问题，需要到现场弄清楚，我想总可以在联合委员会找到办法。我们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传统习惯线，而我们之间又没有大的争论，因此在文件中我们可以表示一致的精神。我们是希望签订一项友好条约的。我们可以提一个草案供你们研究。”(13)
在3月15日的第三次会谈上，周恩来将中尼边界上有差别的问题分为四类，在谈到第四类珠穆朗玛峰问题时指出：“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说这个峰属于尼泊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14)。这是中尼两国政府首次涉及“珠峰”的归属及解决问题。3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柯伊拉腊首相时也谈到“珠峰”问题。他说这个山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15)，可以“一半一半”，并建议这个山可以改个名字，“不叫额菲尔士，那是西方人起的名。既不要叫什么萨加玛塔，也不叫什么珠穆朗玛，就叫做‘中尼友谊峰’”(16)。柯伊拉腊当时没有就此表态。
3月21日，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尼边界协定》)，标志着中尼边界谈判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虽然没有解决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归属，但提出了解决“珠峰”归属的愿望并交换了情况和看法，为合理解决“珠峰”问题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珠峰”归属问题的解决及其影响因素
就1960年3月中尼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情况来看，双方对于珠峰的归属问题，是存在不同认识的。中国方面提出珠穆朗玛峰“A.长期以来在我境内，18到19世纪的地图都画在我境，20世纪初中国地图有两种画法：(1)画在中国境内，(2)照西方地图画在线上。最近又改画入我境内。外国地图，包括印度测量局和尼方交出的地图都画在线上，说它属尼无根据。B.是世界名山，是精神象征，需照顾双方的民族感情，可考虑中尼各一半，建议命名为“中尼友谊峰”。C.双方可联合组织爬山队，或在通知对方后单独组织登山队。D.第三国爬山须取得双方之任一方批准，然后由接受一方征求另一方意见。E.如果这次解决不了，可留待以后两国总理解决”。尼泊尔方面的答复是：“A.珠峰一向属于尼泊尔，山南向着尼泊尔山北向着中国。B.同”(即同意中国提出的“中尼各一半，命名为‘中尼友谊峰’”的提法。同时，C、D、E项建议是在B项的基础上提出的，尼泊尔方面同意B项建议，表示其对后三项建议也是默认的——作者注)(17)。
1960年3月的会谈中，尼首相柯伊拉腊对“峰北边的山坡属中国，南边的山坡属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的建议”(18)是同意的，但要求把这个问题拖一下暂不解决，因为他需要一些时间。他说：“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周恩来同意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法，说既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等一等。”(19)在外交部解密的档案——《周恩来访问尼泊尔》的电文中指出，柯伊拉腊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是：“(1)尼泊尔介于中印两大国之间，它要照顾同印度的关系；(2)害怕西方国家的压力(总理访问尼时，尼国王正在访美)；(3)尼执政党内外均有反对派，它需要照顾同反对派的关系。”(20)
1960年4月26日，周恩来应邀访问尼泊尔，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双方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27日，周恩来与柯伊拉腊举行会谈，在回顾双方就珠穆朗玛峰进行谈判的事实经过后，周恩来说，“在北京的会谈中，我们从来没有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柯伊拉腊说可以按以下基本安排求得解决：北边的山坡属于中国，南边的山坡属于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21)但他“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中国方面同意“可以等一等”。28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尼泊尔《理想报》主编拉那的提问时再一次强调“我们从未对珠穆朗玛峰提出过领土要求，我们表示接受把珠穆朗玛峰划在中尼边界上的划法”(22)，“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双方只是交换了地图。两国的地图的画法不同。中国的地图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情况画的，把山峰画在中国境内；尼泊尔的地图是根据尼泊尔的历史情况画的，把山峰画在两国的边界线上。当时柯伊拉腊首相提出，尼泊尔一直认为这个山峰是尼泊尔的。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柯伊拉腊首相的时候，认为我们可以按照尼泊尔的画法把山峰画在边界线上，这就是说，峰的北半部属于中国，峰的南半部属于尼泊尔。自从毛泽东主席同柯伊拉腊首相谈话后，我国政府一直采取这个态度。这次我到尼泊尔来，同柯伊拉腊首相会谈，是寻求一个友好的解决办法。柯伊拉腊首相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凡是从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需要得到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的签证，凡是从北面攀登的，要得到中国政府的签证。这是事实，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当时，我们表示接受尼泊尔地图的画法，即把珠穆朗玛峰画在边界线上。”(23)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使尼泊尔国内及国际上了解到：“珠峰”问题的解决在中国方面是不存在任何困难的，而且中国对尼泊尔始终持友好的态度。
30日，柯伊拉腊首相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总理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友谊，而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已经缩小到很小的程度了。”(24)在回答美国和印度记者针对“珠峰”提出的问题时，柯伊拉腊答道：“中国本着友好和尊重的精神接受尼泊尔关于珠穆朗玛峰那部分的地图。”“根据尼泊尔交给中国的地图，珠穆朗玛峰的南部属于尼泊尔。他说，北部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位置内，这个山峰北坡直到绒布寺所在的一万七千英尺处是处在中国的实际行政控制下，而且尼泊尔从来没有对绒布提出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地理位置和控制这个山峰的百分比问题。他说，尼泊尔的地图并没有表明地理位置，在过去，北方是通过西藏政府处在中国的实际管辖之下的。西藏政府一向对从北方出发的探险人员签发许可证，‘我们将保持这种状态。’”同时，“在过去，从南方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的护照是由尼泊尔政府发给的，从北方去的护照是由西藏境内的中国政府发给的，即便现在还是继续这样做。”“目前的困难是，如果北坡是属于中国的，南坡是属于尼泊尔的，那么顶峰的位置将在什么地方呢，谁来给远征人员的许可证呢”，但“尼泊尔同意这一事实，中国管辖着北坡，分歧只不过是这个山峰的几码地方。他说，研究它的地理位置是需要时间的。”并认为：“由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边界委员会在解决边界问题时不会有重大的困难。”(25)此次柯伊拉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语气和态度都较之以前有所好转，为“珠峰”问题的解决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周恩来此次访问尼泊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交换了关于两国边界问题协定的批准书，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使尼泊尔各阶层对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尤其是“珠峰”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双方在“珠峰”问题上分歧大大缩小，从而增进了友谊，扩大了中国在尼泊尔人民中的影响。
根据1960年3月双方签订的“中尼边界协定”规定：“为了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并且使两国边界能够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缔约双方决定成立由双方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并且责成该委员会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商谈解决有关中尼边界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勘察边界、树立界桩、起草中尼边界条约等工作。联合委员会将在中尼两国的首都或者中尼两国的其他地点举行会议。”(26)
1960年8月11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在成立仪式上，双方均表示将通过互相谅解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尼泊尔副首相苏巴纳·沙姆谢尔表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沿着传统的习惯线来科学地画出和正式标定边界，我可以肯定地说，除了很少地区有争执外，我们双方对于边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我相信，关于有争执的地区，我们也能通过互相谅解、合作和友好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27)张世杰大使在谈到边界问题时也指出：“两国已经真诚地表示，它们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精神并通过友好磋商来取得解决。”(28)之后，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积极开展工作。
截止到1960年9月马亨德拉国王访华以前，边界联合委员会共举行了三次会议，即1960年8～10月(加德满都会议)、1961年1～2月(北京会议)、1960年7～8月(加德满都会议)，三次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尤其是第二次会议取得了重大突破，“除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尚待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商讨外，双方对47个点和全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边界走向已取得一致认识，所余部分待今夏实地调查勘察后，估计也不难解决。”(29)
1961年8月，周恩来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时，表明中国希望早日知道国王对珠峰的意见，以使问题更好地解决。他说：“关于珠穆朗玛峰问题，尼泊尔叫它为萨加玛塔峰”，“这个问题是上次会谈留下来待两国政府研究考虑的。以后，尼泊尔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指1960年12月马亨德拉国王亲政，1961年1月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作者注)，现在政局很稳定。所以我们愿意提请国王陛下考虑。如果国王陛下能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将是很高兴的。”(30)而且请大使转告马亨德拉国王“尼泊尔人民的感情，我们是会注意的，国王陛下可以放心”(31)。巴哈杜尔也表示有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是需要高级来解决的，不是联合委员会所能解决的”(32)，他会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电告尼泊尔国内。
1961年9月～10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华。周恩来同马亨德拉就中尼边界等问题会谈的同时，继续就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交换看法。马亨德拉国王历来主张珠穆朗玛峰中尼各有一半，他在1960年4月访问日本时就指出：“尼泊尔承认珠穆朗玛峰的一面是属于尼泊尔的，另一面是属于中国的西藏的。他说，这是符合对传统边界的承认的。”(33)同年11月，访问英国在回答外国记者就此问题挑拨中尼关系时，马亨德拉国王答问时未加理睬，只说：“该峰位于中尼两国边界上，两国自然都感兴趣。现在双方正在谈判中。”(34)这就为此次会谈做了良好的铺垫与准备。会谈中，周恩来主张在珠穆朗玛峰的问题上既要照顾到尼泊尔人民的感情，也要照顾到中国西藏地方人民的感情，因此，强调“在边界条约中要找一种比较合理的措词。同意尼方提出的关于‘边界线通过顶峰’，‘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的意见。”(35)马亨德拉国王对此也表示同意。至此，双方终于在“珠峰”的归属上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接受尼泊尔地图的画法，即峰顶南部地区归尼泊尔，北部归中国。此后凡从北坡攀登珠峰，须经中国政府批准，并通知尼泊尔政府；从南坡攀登者，须经尼政府批准，并通知中国政府。中尼任何一方要在峰顶设立服务于和平目的的科学探险站，须由两国政府达成响应的协议。(36)经过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亲自磋商，“珠峰”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获得了两国都比较满意的解决。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主席与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代表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标志着中尼两国边界线的正式划定。1962年双方在实地进行勘界竖桩工作，并于1963年1月20日签署了中尼边界议定书，两国最终解决了中尼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使中尼边界成为一条明晰的、友好的边界。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珠峰”归属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来自尼泊尔国内与国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国内的因素：柯伊拉腊在“珠峰”问题上持两面态度以及反对派的趁机鼓动，使“珠峰”问题的解决一时陷于困境。柯伊拉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他同意中国划分珠穆朗玛峰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在1960年访华回国后，在“珠峰”的归属问题上大做文章，挑起国内外对此问题的关注，如“有一个时期曾有意识地掀起反华小浪潮，安排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峰’的问题，柯便借题发挥。”(37)4月4日，柯伊拉腊举行了首相记者招待会，尼泊尔记者先提到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接着印度记者轮流追问。柯伊拉腊并不回避逐一回答，向记者证实中国向尼泊尔山峰提出要求，并说：“中国提出山峰要求，理由是过去爬山队都由中国出给许可，中国教科书上一直都写明山峰是属中国，峰名珠穆朗玛峰也是藏语。”(38)他说他对中国的要求予以拒绝，“并提出山峰属尼方，尼人叫它沙喀玛塔。这样问题就未能继续谈下去，没有得到解决。”(39)这次记者招待会共90分钟，单“珠峰”问题就谈60分钟。可见，柯伊拉腊是刻意挑起国内外对“珠峰”的关注。在此安排下，尼泊尔反对派趁机掀起反华浪潮。廓尔喀党在国会提出“珠峰”的归属问题，执政的大会党热烈响应，“该党议员有20多个发言，叫嚣山峰是尼方的，诬我提出无理要求和向尼扩张”，“主张谴责中国，有5人反对，最后多数坚持要求中国撤销对珠峰的要求。”(40)面对国会中的质问与叫嚣，柯伊拉腊却在总结发言中“赞扬各方面给政府支持，认为这将加强他与总理谈判的地位”。(41)柯伊拉腊在解决“珠峰”问题上的两面性，使问题的解决一时陷于困境。
国际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印度。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期，中印关系因西藏问题与边界问题开始恶化，对于发生在中尼边界的任何事件，印度都是高度关心与戒备的。尼赫鲁曾直言不讳地说：“由于我们边界那边，坦率地说特别是由于中国和西藏局势的发展，我们对尼泊尔国内状况的兴趣变得更加敏锐和关切。”(42)针对中尼两国关于“珠峰”问题的分歧与争议，印度干涉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首先，支持尼泊尔国内大会党组织的针对“珠峰”问题上的反华游行。“16日(即1960年4月16日——作者注)该党群众组织派十多人拿画着珠穆朗玛峰的旗子向商户募捐，应捐的多为印商，但这仅是一个幌子。实际上，绝大部分钱都是印美使馆供给。”(43)在印度的支持下，大会党煽动的反华游行“把山峰的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诬我扩张。”(44)其次，利用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和中国登山队员胜利攀登“珠峰”的事实挑拨中尼关系。原本定于1960年3月进行的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因苏联单方面的中止而陷入瘫痪状态，但中苏要联合登“珠峰”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印度时报》和《新印度时报》(印地文)1960年5月20日的社论都挑拨地说，“中苏爬峰是为了坚持峰顶不完全属于尼泊尔的主张，具有政治意义。”(45)在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确定后，中国登山队克服一切困难，于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创造了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首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但印度方面却利用此事对中尼关系进行挑拨，如“快报宣传我方事先未作任何暗示，未得到尼泊尔的许可，今后可能利用这一胜利重申对珠峰要求。有些报纸还发表侮辱我国家领导人的漫画，如旗报一漫画中把周总理画成‘雪人’的样子，站峰顶拿一块石头威胁尼泊尔，印度斯坦报也把毛主席画在峰顶，手里拿着一根枪。”(46)在印度的歪曲宣传与影响下，尼泊尔报纸也宣传“尼方关心我爬山队是否象过去英、瑞爬山队在峰顶插了尼国旗，并引证了一些尼反动分子的反华言论，如尼廓尔喀大会党夏姆谢尔说此举侵犯尼‘领土完整’，大会党议员M·G柯伊拉腊说这是‘公然损伤尼泊尔人的情绪’等”。(47)
三、中尼合理解决“珠峰”归属问题谈判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首先，友好和平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珠穆朗玛峰是中尼两国最高领导人亲自谈判解决其归属的典范，双方领导人就此关系两国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问题不断交换意见，在互访中不断推动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始终不懈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解决同别国特别是同邻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48)，对于“珠峰”问题也不例外，而且由于“珠峰”问题的特殊性，中国同意尼方的建议将“问题拖一下暂不解决”，“可留待以后两国总理解决”。周恩来在尼泊尔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唐·康乐里(美国《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驻德里记者)的问题时再一次指出：“我们要继续谈，各个国家如果愿意和平共处，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49)尼泊尔国内首相柯伊拉腊包括其他主要党派也都赞同通过友好谈判来解决珠峰的归属问题。首相柯伊拉腊称：“中尼间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的性质并不严重，不是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的”，“有某些地点我们提出我们的要求，也有某些地点中国提出他们的要求，但我们相信这些分歧能通过联合委员会获得解决。”(50)针对国内有些反对派提议并组织尼泊尔人民通过示威游行来反对中国的行为，尼泊尔前首相阿查里雅认为“过去爬山队从南面上去的都由尼方出许可，从北面上去的则由中国给许可，现在应维持现状，争论可通过总理会谈和联合委员会解决。搞游行示威是愚蠢的。”(51)尼泊尔共产党也赞同“山峰问题将由联合委员会解决，反对利用民族情绪反华”(52)。在双方的努力下，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通过亲自会谈，交换意见，“珠峰”问题得到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解决，使其成为两国人民永远友好的象征。
其次，尊重双方的民族感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于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人认为“珠峰”属于尼泊尔，中国人认为“珠峰”属于中国，两国人民对珠穆朗玛峰都有强烈的民族感情，都对“珠峰”寄托着宗教意义。藏族人民认为珠穆朗玛峰是女神的名字，有的称作“圣母之地”，有的称作“第三圣母”。尼泊尔人将珠穆朗玛峰称为萨加玛塔峰，意思是“高达天庭的山峰”，也是尼泊尔人民所信奉的神山。鉴于珠穆朗玛峰涉及两国人民感情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将峰命名为“中尼友谊峰”，指出：“可以解决，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顶峰也是一半一半。”“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53)柯伊拉腊也向尼泊尔人民指出：“在过去，从南方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的护照是由尼泊尔政府发给的，从北方去的护照是由西藏境内的中国政府发给的，即便现在还是继续这样做。”(54)这样，经过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的交换意见与会谈，终于使得“珠峰”问题得到了两国人民都较为满意的解决。
最后，相互信任，是解决问题的保证。“珠峰”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也因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涉与影响使得问题变得棘手，但中尼双方选择了相互信任与接触，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毛泽东针对外国媒体造谣中国对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向尼首相柯伊拉腊说道：“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我们侵略你们尼泊尔没有?你们尼泊尔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55)对此，尼泊尔外事秘书塔帕指出：“我们如果把中国的地图打开看了，可以发现，中国东部虽然人口稠密，土地不多，但在西部的土地足够中国几十年开垦和发展的。中国根本不会去侵略别人，中国也没有需要去侵略别人。”(56)同时，针对外国媒体舆论以中国登山队胜利攀登珠峰一事挑拨中尼友好关系的言论，“尼外交部发言人称，‘我政府无理由对此事担心’，因为爬山队是从西藏的一部分，峰的北坡爬山”。(57)
中尼两国正是选择了相互信任与友好合作的态度，才使遗留在两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得以一一解决，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使中尼关系成为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世代友好的典范。
注释：
①《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通报“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人民日报》1952年5月27日，第3版。
②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③《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第258页。
④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8页。
⑤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第688页。
⑥《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260页。
⑦参见[尼泊尔]尼兰詹·巴塔拉伊：《尼泊尔与中国》，刘建、王宏纬、陈明、马维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⑧《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复函》(1959年12月18日—195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409—03(1)。以下简称外交部档藏105—00409—03(1)。
⑨《周恩来总理1959年12月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复函》(1959年12月18日—1959年12月24日)，外交部档藏105—00409—03(1)。
⑩《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情况对照表》(1960年3月12日—1960年3月21日)，外交部档藏204—00101—05(1)。
(11)《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情况对照表》(1960年3月12日—1960年3月21日)，外交部档藏204—00101—05(1)。
(12)《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293页。
(13)《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293～294页。
(14)《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294页。
(15)《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16)《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6页。
(17)《中国—尼泊尔边界谈判情况对照表》(1960年3月12日—1960年3月21日)，外交部档藏204—00101—05(1)。
(18)《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1960年5月10日—1960年5月16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3(1)。
(19)《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14页。
(20)《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1960年5月10日—1960年5月16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3(1)。
(21)《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14页。
(22)《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14～315页。
(23)《四月二十八日离开尼泊尔前夕周总理在加德满都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60年5月1日，第1版。
(24)《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周总理访尼进一步加强中尼友谊》，《人民日报》1960年5月3日，第1版。
(25)《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周总理访尼进一步加强中尼友谊》，《人民日报》1960年5月3日，第1版。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九集·1960)，法律出版社1961年版，第63页。
(27)《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 八月十一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成立仪式 双方表示将通过互相谅解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8月13日，第1版。
(28)《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 八月十一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成立仪式 双方表示将通过互相谅解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8月13日，第1版。
(29)《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方代表团访华：中尼边界联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通报(1961年2月24日)》，外交部档藏204—01229—01。
(30)《周恩来总理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谈话记录》(1961年8月19日—1961年8月19日)，外交部档藏105—01063—09。
(31)《周恩来总理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谈话记录》(1961年8月19日—1961年8月19日)，外交部档藏105—01063—09。
(32)《周恩来总理接见尼泊尔驻华大使巴哈杜尔谈话记录》(1961年8月19日—1961年8月19日)，外交部档藏105—01063—09。
(33)《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说 珠穆朗玛峰中尼两国各有一面 认为这是符合对传统边界的承认的》，《人民日报》1960年4月28日，第2版。
(34)《尼泊尔同苏联、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关系》(1960年5月30日—1960年11月3日)，外交部档藏105—01003—04(1)。
(35)《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437页。
(36)参见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88页。
(37)《周恩来总理访问尼泊尔》(1960年5月10日—1960年5月16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3(1)。
(38)《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39)《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40)《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41)《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42)转引自拉马坎特：《尼泊尔—中国和印度》，新德里1976年版，第72页。
(43)《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44)《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45)《尼泊尔对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反应》(1960年5月20日—1960年6月7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5(1)。
(46)《尼泊尔对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反应》(1960年5月20日—1960年6月7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5(1)。
(47)《尼泊尔对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反应》(1960年5月20日—1960年6月7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5(1)。
(48)《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宴会上的讲话(1960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7集·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49)《四月二十八日离开尼泊尔前夕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60年5月1日，第1版。
(50)《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51)《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52)《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尼泊尔国内掀起小反华浪潮情况》(1960年4月12日—1960年4月22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1)。
(53)《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5页。
(54)《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周总理访尼进一步加强中尼友谊》，《人民日报》1960年5月3日，第1版。
(55)《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9页。
(56)《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同尼泊尔国王等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11月15日—1960年12月1日)，外交部档藏105—00731—01(1)。
(57)《尼泊尔对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反应》(1960年5月20日—1960年6月7日)，外交部档藏105—00728—0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