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原指绘画中对画面构图、环境的布置以及人物和景物关系等的“全面安排”。所谓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根据国际力量对比和分野，对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的安排，体现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以及在对外关系中依靠谁、反对谁等内容的安排。对外关系布局不仅受到国际形势的制约，更受国家内部政策的影响，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也反映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战略和策略。60年来，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以及轻重缓急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立场、战略、政策和策略的变化。本文拟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变化进行一个历史的分析。

　　在考察中国对外关系布局的发展和变化时，本文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作为文本进行分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确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各个　方面的纲领、方针和路线，是中国政治的纲领性文献，报告对中国外交的论述是有关中国对外政策最具权威的文献，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国内外形势的总体看法和估计，对国家任务的确立和部署，以及在对外关系中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的总体安排。　

　　阶级斗争视角中服务革命外交的布局　

　　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它是在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召开的。在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八大政治报告分析了不同阶级的立场和在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出为了“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

　　对于国际关系，报告认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报告从阶级观出发，提出当时国际上存在三种力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发展中国家。从力量对比看，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民族独立运动的广泛胜利”，这些变化都是与“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因此，“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重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在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伟大的中苏同盟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兄弟国家”的“同志式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因此“继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是我们最高的国际义务，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争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首先同我们的所有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美国“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报告指出，这些“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我们今后仍将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

　　如果说八大是务实的话，那么九大突出的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召开的九大凸显了“文革”的特点，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特点时大量援引马、恩特别是列宁的语录，指出苏联领导人已经违背了这样的教导，重点阐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　“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强调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九大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仍然是乐观的。报告引用毛主席“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话，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而“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由于刚刚爆发了珍宝岛事件，报告在揭露两个超级大国时已明显将矛头集中于苏联，用了整整七段，而对美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只有一段，还有三段是对这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共同的批判和揭露。报告也提到了中印关系的恶化，进而高调提出了外交任务（口号）:“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