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中国人民对这位老朋友并不陌生。他以政治家的远见与气魄，开启了中澳建交的大门。1972年12月21日，在当选总理后的数周内，惠特拉姆实施了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举措，由此奠定了中澳关系的基石，因此，他又被人们尊称为中澳关系之父。
　　20世纪70年代初，出于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以及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获取利益的打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1970年10月，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继法国（1964年）之后第二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加外交关系的建立，大大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澳大利亚企业界和农场主对此忧心忡忡。1970年12月，加拿大经济代表团访华，并同中方共同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及的“中国将首先考虑加拿大为小麦的供应来源”的消息，立即成为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眼看中国市场将被其他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澳大利亚当时极端反华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不得不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由于澳政府坚持所谓的“英国模式”，拒绝同台湾当局断交，双方的接触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时任我国驻法大使黄镇明确告诫澳大利亚驻法大使雷诺夫：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奉行“两个中国”政策，中澳关系就不可能实现正常化。
　　执政党对华政策的碰壁，让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看到了机遇。当时的工党领袖就是惠特拉姆。惠特拉姆对中国一直比较友好，早在1954年，他作为一个年轻议员，就曾在澳议会上发出惊人之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整个中国的首都。”惠特拉姆同工党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凭借工党对中国的友好记录和反对侵越战争的态度，很有可能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如果在对华问题上有所突破，工党则很有可能在1972年的全国大选中获胜，从而改变长达23年的在野地位。为此，工党作出与中国接触的决策并立即开始行动。

　　作为试探，先由米格·扬申请来华，“作一次具有特殊使命的旅游访问”。在中方接受了米格·扬的来访要求后，惠特拉姆随即于1971年4月14日致电周恩来，要求“改派一个工党代表团访华”，以“讨论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条件”。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来华申请，立即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他认为这可能是打开中澳关系的一个前奏。17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外交部欧美司，了解澳大利亚工党的情况，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态度和对印支战争的立场。之后，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工党代表团访华。5月10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澳工党发出了邀请，3天后，惠特拉姆复电表示，他将亲自率领工党代表团于7月2日访华。
　　7月2日，惠特拉姆与澳工党全国主席伯恩斯、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一行5人，带着一批随行记者，从香港经广州来到北京。由于天气十分炎热，代表团全体成员下飞机时都没穿西服，也未系领带。为此，惠特拉姆一再对中方迎接人员表示歉意，并强调他们虽然穿得像旅游者，但此次访问绝不是为了旅游。从7月4日起，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外贸部长白相国与惠特拉姆一行分别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惠特拉姆非常坦率地表述了澳大利亚工党对国际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特别强调：工党自1955年以来一直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工党主张外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立即从越南撤出，并要求撤销任何国家在国外设立的基地和驻军。
　　从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保守势力横行的情况来说，惠特拉姆的上述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因此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肯定。惠特拉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971年前，中国连续10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但现在突然不再同澳签订合同，这是由于中国粮食丰收，还是出于政治原因？另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将优先考虑进口加拿大小麦也感到担忧。对此，白相国部长作了明确的答复：中国过去10年从澳大利亚共购买了2200万吨小麦，但是，澳政府一直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断为中澳贸易的顺利进行设置政治障碍，这就不能不妨碍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